（連載）伶仃洋對岸的他山之石丨軍亦吾之民（四）

厚街王氏是東莞另一個著名的家族，同樣兼有軍戶家族和士大夫家族兩重身份。厚街王氏在弘治年間出了文進士王縝，在乾隆年間出了文進士王應遇和武進士王萬年。這個成績在東莞不算特別突出，不過即便家族里面有人中舉，也足以光耀門楣，更何況從永樂年間王德賓中舉開始，厚街王氏整個明清兩代總共出了二十三位舉人。

王縝像

厚街鰲臺書院：厚街王氏始祖王泰筑有釣鰲臺，后人王恪（進士王縝之父）于明宣德六年（1431年）倡議族人集資創建鰲臺書院

從元末鄉豪到衛所軍戶

厚街王氏的軍籍來源相對比較清晰。《廬江郡何氏家記》里面提到的東莞鄉豪割據勢力，就有“王惠卿據厚街”——這類鄉豪不管跟何真是敵是友，除了掌控鹽場的幾位，最終大概率都會被收編進衛所軍籍。《廬江郡何氏家記》對王惠卿的描述非常少，他在何真征服李確和王成之前就已經“聞風降”了。

《廬江郡何氏家記》：王惠卿據厚街

重修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的《鰲臺王氏族譜》則記錄了更多的細節。厚街王氏許多先代祖先在這本族譜里面都有墓志銘，當然也并不是有墓志銘就能看到足夠多的信息，尤其是那些隱藏起來需要結合社會背景才能解構出來的歷史。既然《廬江郡何氏家記》寫到元末的時候厚街王氏已經是割據一方的鄉豪，姑且就把視野聚焦在元明之際。

乾隆《鰲臺王氏族譜》里面收錄的墓志銘，有幾篇署名為陳璉所作。陳璉乃是明初東莞的大賢，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舉人，官至南京禮部左侍郎。陳璉的文集《琴軒集》收錄了大量他所寫的墓碣、墓表和墓志銘，從中可以得到有關元末明初的豐富歷史信息。

陳璉為五世祖王德明寫了墓碣銘，收錄在《琴軒集·卷二十五·墓碣》，篇名為《處士王公墓碣銘》，這篇等同于乾隆《鰲臺王氏族譜》里面所收錄的《五世祖逸士公墓志銘》。

乾隆《鰲臺王氏族譜·五世祖逸士公墓志銘》

王德明的生平是從宋末跨到元中的，厚街王氏的發家還在他之前，而他在此基礎上管理家族經營田產致富，“恭履德義，以化族人，性喜稼穡，日督僮仆治農事，歲獲厚利，日長月增，資甲一方”。王德明有六個兒子：仁卿、遺卿、靖卿、珍卿、宏（弘）卿（《琴軒集》寫作“弘”，估計是本字，《鰲臺王氏族譜》所寫的“宏”可能是乾隆之后避諱的產物）、裔卿——這一代就是元末割據一方的一代。

割據厚街的王惠卿

王惠卿并沒有出現在王德明這六個兒子里面，以事跡而論，最接近的就是王遺卿，在本地方言里面，“遺”與“惠”同音不同調，王惠卿就是王遺卿大概是合理的。按王遺卿的墓志銘《六世祖學圃公墓志銘》（不知何人所寫，但王遺卿名觀安字遺卿這個與同代兄弟寫法不一樣的名字，可能意味著不是陳璉這一時期的人所寫）記載：

“時丁亂離，絲棼湯沸，人弗寧局；公與群從兄弟，糾集義兵，保障鄉里，雞犬不驚；眾得奠枕，衣冠士類避地多歸之；詩禮赒恤，殆無虛日，賴以全活者亦眾；時據境土者，爭自雄長，與之抗衡，莫能相上，由是英聲義概，聞干一方；圣朝洪武戊申，天兵南來，嶺海底定；以例赴京師，未至，中途為仇人所害；鄉邑親舊莫不惋悼焉。”

從這段記載來看，厚街王氏在元末是王遺卿那一代兄弟組成的群體鄉豪，王遺卿可能是眾兄弟中的決策者，但是這里頭描述的“與之抗衡，莫能相上”，跟《廬江郡何氏家記》里面在何真面前“聞風降”的形象，有一定的差距。至于王遺卿進赴京師，自然是被收編從軍，但中途被仇人所害。

王宏卿從軍的兩種敘述

接替王遺卿從軍的，是王宏卿。

《鰲臺王氏族譜》收錄了三篇王宏卿的墓志銘，其中兩篇是明朝的，出自名家手筆：一篇是陳璉所寫的《六世祖稼穡公墓志》（并未收錄進《琴軒集》，但《琴軒集·卷三十·哀辭》中收錄了一篇《王府君誄》，是陳璉為王宏卿寫的哀辭，兩者內容大致可以對應），另一篇是東莞進士衛元確所寫的《重修六世祖稼穡公、祖妣趙氏李氏孺人墓志銘》——這兩篇墓志銘，可以看到的信息則比較豐富，借鑒宋怡明教授在《被統治的藝術》中所采用的方法進行解構，還能看到更加有趣的隱藏信息。

乾隆《鰲臺王氏族譜·六世祖稼穡公墓志》

陳璉跟王宏卿兄弟是同時代的人，而且家鄉橋頭距離厚街很近，按道理來說陳璉的描述應該會更加真實，但橋頭陳氏有可能也是元末的鄉豪，這樣又會使得陳璉在字里行間帶上一點有失偏頗的立場傾向。

乾隆《鰲臺王氏族譜·重修六世祖稼穡公、祖妣趙氏李氏孺人墓志銘》

王宏卿從軍的原因和過程，兩篇墓志銘寫的不太一樣。

陳璉寫的是：“國朝洪武初，例徙元季山寨頭目戍邊；公仲兄遺卿為仇家所誣，亦在徙例；公挺身代之，不意仲兄為仇家所執，害于舟中；復遣人尾公舟至羊城，欲加害，適天已瞑，風雨大作，不果行；公尚未知兄死，或告之，始驚駭，走白藩府，差人防送至京師，具訴于朝；后仇家俱伏誅，兄之仇始雪；公遂隸戍于彰德衛，守蟻尖寨若干年。”

衛元確寫的是：“元季四境騷動，時推為軍寨頭目，保障一方，人賴以寧；我國朝定鼎之初，以元功遷徙河南彰德衛，尋調瀧水守御千戶所。”

瀧水守御千戶所，駐羅定城

厚街王氏是元末的鄉豪割據勢力，但他們大概跟何真的關系不是那么緊密，并沒有在洪武元年跟著何真歸附，而是在洪武四年的時候被何真奉命收編，成為“職目軍”，徙往彰德衛戍邊。王宏卿以這樣的方式到彰德衛從軍，是合理的，至于其后的調戍，在明初也合理，但是調戍到弘治十二年才建的瀧水守御千戶所，肯定是不合理的，不知是否表明厚街王氏確有后人在瀧水守御千戶所應役。

釁生白水坦田

王遺卿被仇家所害這件事，到底對王宏卿從軍產生什么影響，在兩篇墓志銘中有不同的描述。

陳璉的描述非常具有戲劇緊張感：王遺卿需要“例徙”戍邊，似乎是被仇家誣告所致，而王宏卿挺身而出代兄從軍，其后王遺卿被仇家害于舟中，王宏卿借天黑風雨脫身，到省城藩府請求派人護送他到京城告狀，使得仇人得誅，兄長之仇得報。

鰲臺村/鰲臺涌：鰲臺村地處鰲臺涌口，原為厚街鄉的濱海碼頭，鰲臺涌兩邊的田地就是厚街王氏的嘗田鰲臺坦

衛元確的描述則平淡許多：王宏卿從軍，看起來只是義務（“以元功”當然是一種美化的寫法），和為王遺卿告狀似乎是兩件并不相關的事情。

再去看王遺卿被誣告的原由，以及王宏卿為兄報仇的后續，兩篇寫的也有點不同，但是卻能找到更多的共通點。陳璉寫的是：“初仲兄為人所誣者，釁生白水坦田也；事平后，公既回鄉，以前田作蒸嘗三房輪收，用供祭祀，咸服所處之當。”衛元確寫的是：“公仲兄遺卿因罹內變，公訴于庭而伸之，則九天之靈得褫仇人之魄矣；公謂所爭者，田也，遂讓所有而共之；則仇人之后又食我公之惠矣。”

鰲臺王氏的嘗田所在：此處早已不是“白水坦田”

王遺卿被誣告的原由，兩篇墓志銘所寫的都跟田地有關。如果只是普通田地糾紛，令到王遺卿被誣告獲罪需要充軍，進而還被謀殺，聽起來有點不可思議，更何況這是一場族內的“內變”（陳璉雖然沒有明說是內變，但隱約也表達出這是族內之事）。產生糾紛的田地，是“釁生白水坦田”，大概的意思，應該是有爭端的但未完全成形的沙田——厚街處于東江口，厚街王氏作為元末的鄉豪，有實力有條件開發沙田。

田產糾紛與家族內斗

沙田其實是“無中生有”的田地類型，歷來沙田的稅收和業權都是有爭議的。明朝開國之初，就開始做編制戶籍的事情，而與此緊密聯系的，就是登記田產——明朝的里甲賦役制度最初設計出來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實現人丁事產，治下之民要納糧當差。《明太祖實錄·卷四十九》記載：“（洪武三年二月）上命中書省臣，凡行郊祀禮，以天下戶口錢糧之籍，陳于臺下，祭畢收入，內庫藏之。”

乾隆《鰲臺王氏族譜·始祖土名鰲臺坦圖》

不過，科大衛教授在他的著作《皇帝和祖宗——華南的國家與宗族》中提醒：不要認為國家一紙律令下來，民間所有人都會自動自覺去登記戶籍和田產。王遺卿因為族內田地糾紛先被誣告后被謀害這場悲劇，很可能反映的就是家族內部在登記戶籍和田產這件事情的矛盾沖突。

厚街王氏本為鄉豪，族內人丁眾多，又擁有大量田產，族內一定有人反對納糧當差，有人設法規避賦役，有人謀劃借賦役分配獲取利益，有人盤算趁機搶占沙田開發權和所有權。應該說，在舊秩序破滅，新秩序形成的時候，有各種各樣類似的心思也是合理的。

對于厚街王氏而言，除了田產，還有軍役落在頭上。同樣的，派誰去承軍役，在家族內部，一定也是要經過一番權衡甚至斗爭的。宋怡明教授在《被統治的藝術》中就列舉了一系列可參照對比的福建軍戶案例，不過那些案例總體還比較和平。

乾隆《鰲臺王氏族譜·嘗產》

類似于厚街王氏這樣，田產與軍役交織在一起，還鬧出人命的案例，大概比較罕見——也不是沒有類似的案例，科大衛教授在《皇帝和祖宗》里面就舉了新會三江趙氏的案例，同樣是田產與軍役交織在一起，也同樣鬧出人命。

不管文字背后的厚街王氏家族內部具體發生了什么，最終的結果是，王宏卿去了外地衛所服軍役，但他成功在若干年之后“代歸”，大概是有人承襲了軍役。

王宏卿不僅僅是完成了軍役，還為兄報仇，更重要的是他得到了王遺卿“為人所誣”的田地，并且用作三房族人輪收的蒸嘗田，即便是其中有族人是害死王遺卿的元兇的后人——王宏卿這么做，無疑在族內樹立了無可動搖的威望。

借糧與捐地

王宏卿回鄉之后，還發生了南海衛石角屯軍借糧的事情。兩篇墓志銘對這件事情的描述總體較為相似，但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差別。

陳璉寫的是：“洪武二十八年，南海衛指揮尹以石角屯軍乏食，同管屯總旗汪萬成借去稻谷八十石，分給各軍，不責其償；親故不給，隨力以濟，雖至空匱，終不怨悔。”

衛元確寫的是：“洪武二十八年，石角頭屯去公里許，一時屯軍居食乏困；公乃出谷以應，使告急者獲濟，蠲地以予，使戍守者安營，從指揮請總旗汪請也；軍人德之，建廟以祀，不忘本也。”

民國時期的厚街與石角

南海衛石角屯軍來借糧，王宏卿幾乎傾家蕩產借出稻谷供養屯軍，居然還不需要對方還——這個形容頗為耐人尋味，似乎含蓄地表達作為軍戶的厚街王氏成為了屯田軍戶代替去外地衛所戍邊應役。

南海衛指揮和管屯總旗“借去”的稻谷八十石，確實是一個不小的數目，如果按照明初一個屯軍墾種一分軍田一年繳納正糧十二石加余糧十二石來計算，厚街王氏至少要抽三丁為屯軍——以當時厚街王氏的家族規模，也不是不可能。

陳璉的家族橋頭陳氏，有可能也經歷了跟厚街王氏類似的事情，但他作為朝廷中人，大概也不好把衛所寫得那么霸道，就用“借糧”來隱晦敘述，而且這樣寫王宏卿的形象變得非常高大。《鰲臺王氏族譜》所記錄的厚街王氏嘗田（祭田），“南至衛軍田”，也就是跟軍田是直接相連的。

東莞厚街橋頭村的通政陳公祠，這是祭祀陳璉的專祠

明初的時候，這些嘗田還是剛剛開發不久的沙田，那么軍田也大概率是同樣的類型。新開發的沙田，產權和邊界是一定有爭議的。但是，厚街王氏的嘗田是王宏卿通過訴訟贏回來的，意味著已經白紙黑字登記在案，等同于確認了產權，即便跟衛所發生田地糾紛，也有理有據。更為耐人尋味的是，衛元確所寫的墓志銘里面，還寫了王宏卿捐出地給屯軍安營——這是陳璉所寫的墓志銘所沒有提到的。

設想如果王宏卿最初跟衛所立下字據，衛所是不是需要償還這部分土地，或者以某種等價交換的形式償還厚街王氏另外的利益呢？明朝中期的時候，衛所軍田以各種形式民田化的案例比比皆是，衛元確把王宏卿捐地給屯軍安營的事情記錄下來，恐怕背后還有更加深層的含義。

士紳化的結局

除了王德明和王宏卿，陳璉也為王遺卿、王宏卿的兄弟王珍卿作了墓志銘。王珍卿大概是家族里面第一個入仕之人，雖然只當到小小的縣丞，但至少也是家族邁向讀書入仕這條正統道路的第一步。

“珍卿，洪武癸亥年以茂才舉授江西贛州府龍南縣縣丞”

《琴軒集·卷二十五·墓碣》里面的《故龍南縣丞王公墓碣銘》，等價于《鰲臺王氏族譜》里面收錄的《六世祖縣丞珍卿公墓志》。奇怪的是，這兩篇墓志銘不完全一樣，有兩處細微的差別：第一，陳璉的姑母是王珍卿的夫人，這只在《鰲臺王氏族譜》版本中提到；第二，王珍卿入仕的經過，《琴軒集》版本是“有司強起應聘”，而《鰲臺王氏族譜》版本是“舉茂才”。

這兩處差別可能是后人增改，但未必有不足為外人道的目的：陳璉在《王府君誄》一文中提到“予家與王氏世為婚姻，亡弟琦又府君子婿，家尊大人與府君尤親密”，他為厚街王氏作族譜序，又為多位族人寫墓志銘，他的姑母是王珍卿的夫人大概是事實，族譜中寫清楚估計也只是讓后人知道；至于“有司強起應聘”改為“舉茂才”，似乎本質上是一樣的，表明不是真正的科舉入仕，考慮到明初社會秩序并沒有完全建立，“舉茂才”的提法可能也只是措辭稍微美化。

王氏大宗祠圖

重建中的厚街王氏大宗祠（原祠被日寇炸毀）

不管如何，在王宏卿這一代之后，《鰲臺王氏族譜》中收錄的家族文本所反映出來的，幾乎就不再有軍戶家族的相關行為，另一方面，家族則從耕讀傳家，到詩禮傳家，最終成為仕宦之家。跟珠江三角洲大批的軍戶家族一樣，厚街王氏也一步一步成為了士大夫家族。

弘治六年進士登科錄：王縝，貫廣東廣州府東莞縣軍籍

不過，有意思的是，厚街王氏弘治年間所出的進士王縝，曾任兵科給事中，任內在南京清理當時已經千瘡百孔的屯田——不知道有沒有傳承祖先的軍戶素養。

未完，待續（本章還剩約33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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