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璞喆? 俞鋼：章學誠與浙東學術探微

摘要：章學誠眼中的浙東學術是以切合當時人事的經世實學為主軸的；主張在變化了的時空中發揚學問“整體性”的經世旨趣。就學問而言，浙東學術是指融入了清初經世實學觀念與學問整體化傾向的陽明王學；就地域而言，浙東學術強調的是南宋至乾嘉浙東學者注重“經史”文獻和“經世”觀念的治學傳統；就學統而言，章氏晚年建構的浙東學術系統遵從了其心理和學術需要，而忽視了朱熹、黃宗羲與浙東學統的客觀聯系。故浙東學術不僅是章氏融通朱、陸的學問，而且是章氏眼中姚江王學的學術史。它是具有學術、學術史雙重內涵的學問，也是超乎地域學術文化空間的綜合性學問。

關鍵詞：章學誠 浙東學術 學術史觀

清初以來，首倡“浙東學術”者是章學誠，所作《文史通義·浙東學術》篇較為系統地闡述了其南宋至乾嘉的脈極淵藪與治學傳統。其淵源可追溯至朱熹指陳浙江事功之學的“浙學”，發展到“明代擴大為心學，再到清初進一步擴大為理學”。就治學傳統而言，浙東史學是與四川史學、江西史學、福建史學并稱的南宋四大區域史學之首，注重“制度沿革、經史兼通、學以致用”是其治學的突出特色。這種治學傳統發展至乾嘉時期已漸失其旨。在博而寡約的考據學風中，學者治學不僅有經史門戶分庭之見，而且鮮言學問經世之旨。出生于浙江紹興的章學誠，治學既重視“博”即史料，又重視“約”即義理，還重視“通”即通義，以強調學問約己致用之學術史觀，顯示出“獨樹一幟”的方面。他晚年對“浙東學術”的認識，雖然有“歷史真實（Historical truth）”和“心理真實（Psychological truth）”相混沌之處，但是它能夠為我們理解南宋以來的學術發展脈絡，提供一種異于近代學術史研究的方法論視角。

“浙東”是相對豐富多元的概念。章學誠與之相關的表述有“浙東之學”“浙東前輩”“浙東史學”“浙東文獻”“浙東學者”“浙東儒哲”“浙東長吏”“浙東”“浙中”“浙西”等。我們可將這些概念大致歸為三類：一是指地域方位，如浙東、浙中、浙西；二是浙東人，如前輩、學者、儒哲、長吏；三是指“壤地相接，聞風而起”的學問，如學術、文學、史學、文獻。除長吏外，后二者均與學問、學者相關，可稱之為“浙東學術”或者“浙東學問”。就章氏學問而言，其“發前人所未發”的是他對一切學問之“整體性”的方法論原理的認識。這就蘊含著整體學問(術)、方法原理兩個基本傾向。前者表現為一切學問和所有著述，是歷史存在之“實”；后者表現為方法原理和根本理論，是歷史理論(認識)之“虛”，其是“從古至今整體理論脈絡的歷史性審視”的傳統學問，具有客觀實在的歷史性和主體思維的理論性。故而他強調質上的整體性并非囿于史學一途的部分整體性。因此，本文擬以章學誠對浙東學者、學術的評論為對象，試析其歷史真實與心理真實之間的學術史建構，以期從理念、視角和方法上對傳統學術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陽明心學與清初浙東學者

章學誠在《皇清例封孺人邵室袁孺人墓志銘》中說：

自鼎革以來，浙東學者，本姚江王氏，蕺山劉氏之傳。砥礪名教，崇尚節義，搜羅逸獻遺文，蓋大萃于龍山、甬江之間。

陽明心學是浙東學者一脈承緒有自之“名教”。以姚江王陽明為端始，中經紹興劉宗周，再至寧波萬斯同、全祖望。這也是崇尚“節義”事功注重文獻徵訂的經世實學。就明代來說，弘治以前，理學家如宋濂、方孝孺、薛瑄等多以“尊朱”為主，治學注重博學多識的道問學。浙東學者如劉伯溫、葉景淵、龍泉章等則延續了經制治法和經世濟用的南宋浙江事功之學。弘治以后，浙東學者逐漸轉向致良知的尊德性，程朱獨霸的局面才有了扭轉，“充滿于這一時期理學與心學的斗爭，其結果是釀成了兩大派系折衷與調和的趨勢”。

劉宗周是明末理學家，也是陽明的再傳弟子。他的治學融會程朱“道問學”與陸王“尊

德性”而側重于姚江王學。大致來說，他是從“萬物一體”論和“慎獨”論兩方面調和朱陸之異的。對于前者，劉氏說：

因思盈天地間，凡道理皆從形氣而立，絕不是理生氣也。于人身何不獨然？大《易》形上、形下之說，截得理氣最分明，而解者往往失之。后儒專喜言形而上者，作推高一層之見，而于所謂形而下者，忽即忽離，兩無依據，轉為釋氏所借口。

道理與理氣本為一體。形上之道依賴于形下之器，即“道者器之道”也。雖然這與程朱以“理”為道和陸王以“心”為氣的觀點不同，但與清初方以智“盈天地間惟物也”、顧炎武“天地間只有氣”、黃宗羲“盈天地皆心”、王夫之“天下惟器”論及其類似。更為精妙的是，他將道器合一轉而為人心與道心的合一：

心一也，形而下者謂之人，形而上者謂之道。人心易溺，故惟危；道心難著，故惟微。道器原不相離，危者合于微而危，微者合于危而微，兩物一體。合人與道言心，而心之妙始見，其蘊始盡，所以更圣賢千言萬語，闡發無盡，事心之功亦無盡。乃其要只在精與一。精以析人心道心之幾，而一則以致其精也。兩心揉雜處，止患不精，不精便不一。精而一之，則人心道心妙合無間。而心性流行之妙，無往而非中矣。

就形下、形上的內涵來說，它們分別是指人與道，而人“心”則是合二于一的核心要素。道器關系是宋明理學的重要概念。朱熹和王陽明都認為它們是可以二分的。劉氏卻將人心、道心兩物視為一體，言心應合人心、道心于“精一”，以人心而探究道心。他的“慎獨”論也是“融本體論、認識論、人性論為一體的理論”。這對清初乃至乾嘉學者具有重要的啟迪作用。特別是章學誠將其“事心之功”延展為“切人事”的經世實（史）學。

清初學者延續了劉宗周調和朱陸的觀念，以其浙東弟子及后學為多。他們以經世實學改造“空談性命”的心學，“進而欲融合理學史上一切不同宗旨的爭論”，從而跳出了理學的葛藤藩籬，將道問學和尊德性融會于史學：既有從事于學術“史”的整理與研究，如孫夏峰《理學宗傳》、黃宗羲《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等“通”史類著作；又有如李颙《儒鑒》、陳確《大學辯》等“專”門史類著作。在整體性視域下，他們的某些觀念突破了宋明理學甚至是儒學原有的“固見”或“習固”。

劉宗周的弟子浙東黃宗羲說：

奈何今之言心學者，則無事乎讀書窮理。言理學者，其所讀之書，不過經生之章句。所窮之理，不過字義之從違，薄文苑為詞章,惜儒林于皓首。封己守殘，摘索不出一卷之內。

這里的“理學”是指考證經學而言。他反對局限于字義訓詁的純考據，但并不否認考證之博與約于己（“封己”）的內在聯系。黃氏后學、浙東全祖望對此解釋到：

受業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方不為迂儒之學，故兼令讀史。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多而不求于心，則為俗學。”

不“封己守殘”的關鍵在于求“約”，即陽明“心學”，尤重于經史與身心性命之“理”。學術只有將讀書與明理相結合才能成為真學問。持此理念，他在明末以經世實學為尊，清初轉以明其師“慎獨”之學并專注于理學學術史的研究。對于學問與陽明王學的關系，黃氏說：

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者為真，凡倚門傍戶依樣葫蘆者，非流俗之士，則經生之業。此編所列，有一偏之見，有相反之論，學者于其不同處宜著眼領會。

學問之“真”貴在自得自用而不爭門戶。學術應在“不同處著眼”“精析人心道心之幾”以求“一”。于此，他在政治上提倡眾生平等；在經濟上提倡“重定天下之賦，必當以下下為則”；在法律上要求廢除“一家之法”“一己之法”而建立“天下之法”；在學術提倡“人人心中有仲尼”；自得于心以致用則人人可悟道。這與章學誠《原道》《原學》《言公》《立言有本》諸篇都有相通之處。

章學誠說，浙東學術“大萃于龍山甬江”，是指浙東寧波萬斯同、全祖望。前者是黃宗羲的弟子，受理學訓練而攻及于史，注重“純學術之考辨”“歷代史表”以及“經世與學術并髻”。后者雖未師從黃氏，但他是全氏最為服膺的學者并承續了其治學理念：一方面于程朱和陸王“不同處”發軔，另一方面反對治學持門戶之見。對于前者，他在《淳熙田先生祠堂碑文》中說：

予嘗觀朱子之學，出于龜山，其教人以窮理為始事，積集義理，久當自然有得。至其以所聞所知，必能見諸施行，乃不為玩物喪志。是即陸子踐履之說也。陸子之學，近于上蔡，其教人以發明本心為始事，此心有主，然后可以應天地萬物之變。至其戒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是即朱子講明之說也。斯蓋其從入之途，各有所重，至于圣學之全，則未嘗得其一而遺其一也。

全氏之學從程朱“窮理”和陸王“本心”之異處而求同，強調了窮理集義與發明本心合“一”的觀念，并認為只有如此才能得“圣學之全”。既然在“異”處求全，治學當以“本心”觀乎“萬物之變”而不爭于門戶：

夫門戶之病，最足錮人。圣賢所重在實踐，不在詞說。故東發雖詆心學，而所上史館札子，未嘗不服慈湖為己之功。然則杜洲祠祭，其仍推東發者，蓋亦以為他山之石。是可以見前輩之異而同也。彼其分軍別幟，徒嘵嘵于頰舌者，其無當于學也明矣。

他極力反對治學持門戶之見。“東發”即黃震，朱熹弟子；“慈湖”即楊簡，陸九淵弟子；“杜洲”即童居易，楊簡弟子。在全氏看來，朱學與王學應從“異”處而析其“同”以達“精一”之境界。這也是章學誠所說的“宗陸而不悖于朱”。故“全氏得之沛而及于史，浩乎其不可御矣。冒斧鉞之誅而表彰氣節，以盛世之民而同情隱逸，樹史學正義之纛，養宇宙浩然之氣，皆由其精深之理學造詣郁積而磅礴者也。”

依章學誠的觀點，浙東學術本于姚江王學，至乾嘉一直傳承有緒。自晚明劉宗周之后，在經典考據和經世實學背景下，以浙東學者為主的陽明王學，一方面受此學風形象由理學入史學，以扭轉“空談性命”的王學流弊，另一方面融合程朱學，說提倡學問貴在“約己”自得自用而不爭門戶的學術觀念。他們能夠跳出理學的葛藤藩籬，開拓融通道問學與尊德性于史學的經世實學風氣。清初的陽明心學是“以史學為主，包含哲學、經學、文學乃至自然科學在內的”，具有學術史性質的整體學問。

二、章學誠眼中的浙東學術

章學誠作《浙東學術》篇是在嘉慶五年（1800）。是年的他63歲，又受朱錫庚委托作《邵與桐別傳》，其云：

今目廢不能書，疾病日侵，恐不久居斯世。茍終無一言，不特負死友于九原，亦且無以報錫庚之責。……南宋以來，浙東儒哲講性命者，多攻史學，歷有師承。宋明兩朝，紀載皆稿薈于浙東。史館取為衷據，其間文獻之徵，所見所聞，所傳聞者，容有中原耆宿不克與聞者矣。

邵與桐即邵晉涵，是章氏摯友；朱錫庚即朱少白，是朱筠（章氏老師）之子。這時，他雙目失明，疾病纏身，此二篇均為章氏口授言辭，其子章貽選記錄而成。他以“浙東儒哲”而統宗南宋以來言性命多“攻”史學之浙東學術。所言“衷據”即“確鑿證據”，邵晉涵曾被征入四庫館纂修，但史館因南宋以來的浙東之學，沒有確鑿的證據而收錄甚少。這里，他只說浙東儒哲以史學言陽明心學且“歷有師承”，而在《浙東學術》中較為系統地予以闡述。可以推斷的是，《浙東學術》應作于《邵與桐別傳》之后并與邵晉涵有關聯。

章學誠曾在《與胡雒君論校胡稚威二簡》中說：

昨聞邵二云學士逝世，哀悼累日，非盡為友誼也。浙東史學，自宋元數百年來，歷有淵源。自斯人不祿，而浙東文獻盡矣。

邵二云即邵晉涵。“浙東史學”和“浙東文獻”是章氏1796年使用的概念。因邵氏之逝，宋元百年來的“文獻盡矣”，其將邵氏視為浙東史學在乾嘉時期的代表者并評價道：“然君子尤長于史，自其家傳鄉習，聞見迥異于人。”所言“家傳”是指其祖父邵廷采，師從于姚江韓孔當，韓氏為沈國模弟子，沈氏又與劉宗周創辦姚江書院以傳王學；所言“鄉習”即南宋以來的浙東學術傳統，也是金毓黻所言“壤地相接，聞風興起”的浙東史學。

就邵晉涵和章學誠而言，前者為“家傳”后者為“鄉習”。正因如此，他建議邵氏在編修《四庫全書》時序列浙東學術，但未能如愿。1800年，受朱錫庚委托撰邵氏別傳，章氏溯其史學淵源和貢獻之后，又撰《浙東學術》篇專論其脈絡譜系與治學取向。大致可歸納為如下方面。

第一，浙東學術之淵源流變。章學誠論曰：

浙東之學，雖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陸氏，通經服古，絕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至陽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復與朱子牴牾。蕺山劉氏，本良知而發明慎獨，與朱子不合，亦不相詆也。梨洲黃氏，出蕺山劉氏之門，而開萬氏弟兄經史之學；以至全氏祖望輩尚存其意，宗陸而不悖于朱者也。惟河西毛氏，發明良知之學，頗有所得；而門戶之見，不免攻之太過，雖浙東人亦不甚以為然也。

這是章氏眼中浙東學統之源流。浙東之學出自于朱熹，但三袁（袁燮、袁肅、袁甫，浙江鄞縣）之后多宗陸氏（陸九淵、陸九齡），“通經服古”為其學問旨趣。“經”即理學、“古”即史學。袁燮少時讀《黨錮傳》而以名節自期，紹熙五年（1194）“入太學，陸九齡為學錄，見九齡弟九淵，發明本心之指，乃師事焉。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由經入史而“不空言德性”。至明中期，姚江王陽明以“良知”而與朱子“道問”相“牴牾”；明末紹興劉宗周承陽明而創“慎獨”與朱子“相詆”；黃宗羲出自劉氏門下，其弟子萬斯同、萬斯大昌明“經史”之學，下至鄞人全祖望，浙東學術“宗陸而不悖朱”；浙西蕭山毛奇齡頗有心得于陽明“良知”之學，以攻詰朱子，門戶之見洞開。在章氏看來，浙東之學源自于南宋朱熹，三袁后以陸九淵為宗，其后雖有“牴牾”和“相詆”，但宗陸不悖朱，良知須以經史實之，唯獨毛奇齡以門戶之見而攻朱。此外，對于章學誠此段，學界頗有異議，討論重點集中在如下方面：首先是章氏是否為“浙東學術”之一員，其次是朱陸與浙東學術的關系，再次是黃宗羲與浙東學術的因緣，最后是浙東學術是否為浙東學派。此外，邵廷采與黃宗羲、章學誠的學脈關系也是學者關注的焦點。何冠彪在《清代“浙東學派”平議》立足于近代以來的“浙東學派”研究史，對其作了較為詳細的論證與歸納。筆者擬在下節予以淺釋。

第二，浙東、浙西之學術特點。章學誠論曰：

世推顧亭林氏為開國宗儒，然自是浙西之學。不知同時有黃梨洲氏，出于浙東，雖與顧氏并峙，而上宗王、劉，下開二萬，較之顧氏，淵源而流長矣。顧氏宗朱，而黃氏宗陸。蓋非講學專家，各持門戶之見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詆。學者不可無宗主，而必不可有門戶；故浙東、浙西，道并行而不悖也。浙東貴專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習而習也。

浙東、浙西學術的分類標準是“專家”與“博雅”。前者是指“成一家之言”的“成家”，后者是指“道問學”；在方法論上，前者貴“約”，后者尚“博”。雖有浙東浙西之別，但學者不可“持門戶之見”。這是章氏所要強調的重點。他認為，清初的顧炎武、黃宗羲分別為浙西、浙東之學的開山宗儒，“顧氏宗朱，黃氏宗陸”，朱陸之學在清代的發展則是浙西尚“博雅”之經學考證，浙東貴“專家”之史學義理，原本“并行而不悖”。章氏列舉的王陽明、劉宗周、顧炎武、黃宗羲、萬斯同、萬斯大等學者，都是經史專家，特別是顧、黃二人，開啟了清初探經究史以實理學的經世實學之風。若說黃宗羲是浙江余姚人而屬浙東學者的話，那么顧炎武則是江蘇昆山人非浙西學者，因而浙東、浙西似乎并不是簡單地以地理區域之別為標準的學術區分，很有可能是分別代指經學考證、史學義理的治學路徑。在乾嘉，浙東、浙西則為漢學與宋學之爭的代名詞，而“所‘爭’即在‘道’之全體”非地域區別。章學誠漢宋兼采、博約相濟、考據義理并重等學術史觀也能支持這種說法。

第三，浙東學術之治學取向。章學誠論曰：

天人性命之學，不可以空言講也。故司馬遷本董氏天人性命之說，而為經世之書。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講義理以為功，此宋學之所以見譏于大雅也。夫子曰：“我欲讬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春秋》之所以經世也。圣如孔子，言為天鐸，猶且不以空言制勝，況乎他人乎？故善言天人性命者，未有不切于人事者。三代學術，知有史而不知有經，切人事也。后人貴經術，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談經，似于人事之外，別有所謂義理矣。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

浙東之學取徑于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天人性命之理學不可空言，應以“切人事”的史學而“實”之并期以經世。章氏指出，孔子之后的經世實學都是以彰顯人之“行事”為主的；如董仲舒和司馬遷的“天人性命”也是從“切人事”的角度倡言經世旨趣的。陽明王學是儒家“尊德性”的最高階段，天人性命的理學不流于空言必切于“人事”。而與“尊德性”同時出現的還有一種治學取徑就是“道問學”。“近儒談經”似乎指向的，不僅是乾嘉考據之“道問學”，而且是顧炎武以來的“經學即理學”。按章氏之意，自三代以來，知史而不知有經，義理都是寓于史學之中的，經世實學也應結合史學之切人事。因而，浙東學術卓越的地方，在于史學與理學的合一，主張虛實結合以及“道者器之道”的合一精神。

第四，朱（熹）陸（九淵）與浙東學術。章學誠論曰：

朱陸異同，干戈門戶，千古桎梏之府，亦千古荊棘之林也。究其所以紛綸，則惟騰空言而不切于人事耳。知史學之本于《春秋》，知《春秋》之將以經世，則知性命無可空言，而講學者必有事事，不特無門戶可持，亦且無以持門戶矣。浙東之學，雖源流不異，而所遇不同。故其見于世者，陽明得之為事功，蕺山得之為節義，梨洲得之為隱逸，萬氏兄弟得之為經術史裁。授受雖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彼不事所事，而但空言德性，空言問學，則黃茅白葦，極面目雷同，不得不殊門戶，以為自見地耳。故陋儒則爭門戶也。

程朱與陸王治學路徑之異，開啟了門戶爭端。在章氏看來，數百年的朱陸之爭都是“空言”紛綸，既不切合于人倫日常，也不致力于經世。按此，程朱與陸王的門戶紛爭，在乾嘉之時已衍變為“浙東”史學與“浙西”經學的門戶之見。前者重“專家”的“尊德性”，后者尚“博雅”的“道問學”。這也形成了“博”“約”的對峙，經學與史學的分途。但，章氏始終不以“尊德性”與“道問學”言說浙東浙西學術的分野。尤其是清初已由“尊德性”轉向“道問學”，且后者也已成為當時的主流價值觀念。他“雖宗主陸王，但對‘道問學’則仍然采取積極的肯定態度”。因而，德性與道問、經學與史學、專家與博雅、漢學與宋學，它們雖與事功、節義、隱逸、經術、史裁等“各有事事”，但都是不可“空言”而且其源本出于“一”體。故適時于用的“切人事”之史學經世觀念理應為浙東學術的治學精髓。

最后，浙東學術之事功氣節。章學誠論曰：

或問事功氣節，果可與著述相提并論乎？曰：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經，同出于孔子，先儒以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當時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則吾不得而知之矣。學者不知斯義，不足以言史學也。整輯排比，謂之史纂；參互搜討，謂之史考；皆非史學。

浙東學術之“事功氣節”以典籍（六經）著述為主要表現形式。切合人事的史學是它們之間的關聯點。章氏反對“舍今求古”“舍人事言性天”的治學方式，主張“切合當時人事”的經世精神。這與“整輯排比”的史纂和“參互搜討”的史考大有不同。史學是適時于用的學問，必須直面所處的時代和環境并有所作為。章氏是把“切合人事”作為浙東學術的史學基點的，又將“事功”“氣節”與“著述”作為一個整體，還將經學與史學、理學與經史、理學與經世都融解其中。正如陳寅恪所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此古今學術史通義。”就乾嘉學術而言，“新問題”是指考證精審于淹博而難識古人大體于經世。

章學誠眼中的浙東學術是以切合當時人事的經世實學為主軸，在變化了的時空中，發揚學問“整體性”的經世旨趣。他所言之的浙東、浙西，似乎并不是簡單的地域形態，也沒有擴大伸展其地域風氣，而是強調南宋以來“浙東”之學人及其一以貫之的“學術”取徑。即，在尊重浙東史學、浙西經學的治學方法差異的同時，治學從程朱“道問學”與陸王“尊德性”之理學內部分支的“異處”發軔，通過研究“人事”現象并切合時用以“補偏救弊”之經世。

三、章學誠對浙東學術之立異

章學誠對浙東學術的論述有1777年的《朱陸》、1790年的《書 <朱陸> 篇后 》和1800的《浙東學術》諸篇。前二篇是針對戴震先宗朱后攻朱而作，欲以“經傳非一人之言，而宗旨未嘗不一者”調和朱陸異同，但“通篇僅有朱而未見陸，與題旨似不相稱”；后一篇則主論陸王并自溯其學術淵源。他對浙東學術譜系的認識也是漸進形成的。這既是他于朱陸之“異”處發軔，又是他眼中之學術“史”的直接表述。

章學誠“在1797年時對浙東學統尚無明確的譜系觀念”。1798年的《書 <貫道堂文集> 后 》，他表彰費密學問“不隨風氣而為”并“能自信于心”治學方式的同時，也較為客觀地批評了其“以陽明五世為師（孫奇逢），自命陽明第六傳”的觀點；這時，章氏也未言及陽明王學的譜系脈絡，甚至1799年的論著亦未見談及有關浙東學術的內容。據此可蠡測，章氏浙東學術譜系觀念清晰化應是在1800年，很有可能是他晚年對其學術史觀的自我“追認”。他是年說：

南宋以來，浙東儒哲講性命者多攻史學，歷有師承。

浙東儒哲即浙東學者。他們從史學的角度探討“性命”之學。就區域史學來說，南宋大致以浙東、四川、福建、江西四大區域的學術特色最為突出，它們之間的“界限不是絕對的，各區域史學也不是完全封閉的。區域之間史家會經常交流，并呈現出多樣化”的學術形態。雖然浙東學術有金華、永康、永嘉之別，但學者治學的突出特色是“大多經史兼通”注重“探求制度沿革，強調學以致用”；因而“對于空談道德性命之學即理學，采取批判的態度”。朱熹對浙東學術也曾有過批評。他說：

浙學尤更丑陋，如潘叔昌、呂子約之徒，皆已深陷其中，不知當時傳授師說何故乖訛便至于此？

這里的“浙學”是指呂祖謙的金華一脈。潘叔昌即金華潘景愈，呂祖謙弟子；呂子約即呂祖謙弟弟。朱子以“乖訛”“丑陋”之語的評價顯現出對浙學的否定態度。對于永康一脈評價說：

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

他稱江西陸學、永康事功稱為南宋學術的兩大弊端。對于永嘉一脈又評價到：

“永嘉學問專去利害上計較，恐出此。”又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誼，則利自在；明其道，則功自在。專去計較利害，定未必有利，未必有功。

朱熹反對金華以經史求義理、永康專注王霸事功、永嘉喜道義功利的觀點。可以說，朱熹對浙東學術總體評價并不高。在理學居于主流的南宋，無論是浙學、陸學還是湘學、蜀學都會談及天人性命，但各自的立意點也是不相同的。就浙東史學說，金華呂祖謙、永康陳亮、永嘉葉適亦都注重“文獻之傳”且以經史兼通見長。故而章學誠說浙東學者言性命多究于史是相對客觀的觀點。

章學誠在《浙東學術》篇說，浙東學術出自婺源。他又把朱子作為浙東學術的源創者。雖然學術辯論并不能簡單地絕對化，但朱子曾對浙學的低評卻是真實客觀的。這與前說浙東學者本于“姚江王氏”的觀點又似乎相“異”。在經學考據的乾嘉時期，理學仍然是“主導思想”，考據學領袖之一兼章氏老師的朱筠也反對“理學之外猶有異說，這同時也就是清廷‘尊朱’的官方哲學立場”。因而，章氏對于浙東學術淵源之“立異”，既有調和朱陸異同的因素，又有附會朱學之嫌：

世推顧亭林為開國宗儒，然自是浙西之學。不知同時有黃梨洲氏，出于浙東，……顧氏宗朱，而黃氏宗陸。

顧炎武是浙西尚博雅之經學的代表，黃宗羲是浙東貴專家之史學的代表。前者以朱熹道問學為宗主，后者則以陸九淵尊德性為宗主。他1797年給朱少白的信札中又有另一番表述：

夫空談性理，孤陋寡聞，一無所知，乃是宋學末流之大弊。然通經服古，由博返約，即是朱子之教。一傳為蔡九峰（名沉，1167-1230）、黃勉齋（名榦，1152-1221），再傳而為真西山（名德秀，1178-1235）、魏鶴山（名了翁，1178-1280），三傳而為黃東發（名震，1213-1280）、王伯厚（名應麟，1223-1296）。其后如許白云（名謙，1269-1337）、金仁山（名履祥，1232-1303）、王會之（名柏，1197-1274），直至明初宋潛溪（名濂，1310-1381）、王義烏（名祎，1322-1373）。其后為八股時文中斷。至國初而顧亭林、黃梨洲、閻百詩，皆俎豆相承，甚于漢之經師譜系。戴氏亦從此數公入手，而痛斥朱學，此飲水忘源也。

黃氏與顧氏、閻氏同出于朱子門人。與上段相似的語言，章氏1777年的《朱陸》篇是這樣表述的：

然沿其（朱子）學者，一傳而為勉齋（黃榦）、九峰（蔡沈），再傳而為西山（真德秀）、鶴山（魏了翁）、東發（黃震）、厚齋（王應麟），三傳而為仁山（金履祥）、白云（許謙），四傳而為潛溪（宋濂）、義烏（王祎），五傳而為寧人（顧炎武）、百詩（閻若璩），則皆通經服古，學求其是，而非專己守殘，空言性命之流也。

對于朱子后學譜系，1777年與1797年章氏的認識稍有不同，去掉了王柏、黃宗羲二人。王氏是黃勉齋弟子金華何基（1188-1268）的弟子，他們都是浙東人；按師承順序，王氏應在黃震之先，即四傳弟子。對于清初朱子五傳弟子，章氏在1790年的《書 <朱陸> 篇 后》說：“（戴君）措辭與顧氏寧人、閻氏百詩相似。”故黃宗羲宗陸或宗朱（或者說，清初浙東學統中的黃宗羲）問題是章氏晚年建構其學術史觀中較為含糊的問題。

章學誠將黃宗羲歸入宗朱序列是在1797年，歸入宗陸序列則是1800年。他在《朱陸》《書 <朱陸> 篇后》中是較少言及黃氏的。何佑森給出了一種解釋：“章氏不深究梨洲一生思想轉變的過程，而因此輕下斷語。其實梨洲晚年思想有一大轉變，他既不宗陸，亦不宗朱，認為學者貴在自得，能自得何患無宗。” 何冠彪卻不認可何佑森的觀點：“從黃宗羲思想轉變的過程來說，何說誠為高見，但他忽略了章學誠對黃宗羲根本沒有深入的認識，甚至對黃氏的思想淵源，曾有過相反的論調。”這里的“相反論調”是指章氏1797年將黃氏劃歸為“朱學傳人”。事實上，黃氏以“父命從劉蕺山游”后潛心姚江王學，不僅“對朱熹推崇備至”而且“朱陸以外，宋代各家之學，黃氏皆能會通”。余英時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

實齋在《浙東學術》篇中特別強調梨洲承先啟后的歷史作用，必須從這一心理角度去理解。因此，盡管實齋對梨洲的認識不深，甚至在三年前還把梨洲與亭林、百詩并列為朱學傳人，但在1800年寫《浙東學術》時，卻無法不把梨洲搬回陸、王系統之中，并且要他扮演重要的角色。……研究實齋的朱、陸異同論，我們必不可把歷史真實（Historical truth）和心理真實（Psychological truth）混為一談。

余氏從歷史真實與心理真實兩方面解釋了章氏虛構黃宗羲的因緣，之后又較為深入地透析了章氏不將邵廷采作為清初陽明王學關鍵人物的心理因素。這是客觀精辟的論斷。值得注意的是，在章學誠的學術史觀中，朱陸異同只是其中之一環，也有其對學問“整體”視角下的綜合考量。正如梁啟超在《復余姚評論邵二云學術》中說：

浙東學風，端本于義理，致用于事功，而載之文史。自陽明、梨洲以來，皆循此軌以演進，念魯則具體而微焉。二云則念魯從孫，其家學淵源所蘊受者如此。

浙東學術重事功（經世）義理、文史而合一。這是章學誠學術史觀的核心概念，也是其“文史通義”的著述宗旨。念魯即邵廷采，與黃宗羲基本沒有學術聯系。但邵念魯與章學誠卻淵源甚深，一方面，他的學術史觀源自于邵氏，另一方面，“章氏先世與邵氏交久”。因此，章氏附會黃宗羲既有出于“心理真實”需要，又有出于其整體性學術史觀建構的需要。

結語

在明末清初的儒學視野下，劉宗周立足于陽明王學而調和朱陸，弟子黃宗羲反對門戶之見而強調學問“自得”的觀念。劉黃二人是在陽明王學作為學術主流背景下融通朱子學的，章學誠則是在朱子學作為學術主流背景下融通陽明王學的。時代背景殊異，治學宗旨卻是脈極承續。章氏所言之浙東“學術”，其實就是明中后期以來的陽明王學；與之稍有不同的是，融入了清初經世實學觀念與學問整體化傾向；所言“浙東”學術，其實強調的正是南宋至乾嘉注重經史文獻和經世觀念的治學傳統，以“浙東”稱之的關鍵因素是秉持這種學統的多為浙東學者。此外，在對待朱熹和黃宗羲的學統問題上，章學誠與乾嘉學者的普遍認識是存在分歧的。在歷史真實與心理真實之間，章氏晚年遵從了心理和學術需要，忽視了朱熹和黃宗羲與浙東學統的真實聯系。從這個意義上說，浙東學術不僅是章學誠融通朱陸的學問，還是他眼中姚江王學的學術史。因此，浙東學術是賦有學術與學術史雙重內涵的，也是超乎地域學術文化空間的綜合性學問。

原載于《地域文化研究》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