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1953年深秋，我在中南海菊香書屋整理文件，剛拿起一份材料，就聽見毛主席說，我只管兩個半人，那會兒手里的筆記本差點掉地上，陪他散步的是個陜北口音的年輕人，叫高智。
高智的故事得從1943年說起，那會兒他還在綏德師范念書，聽說毛主席在延安，就一路走，走了七天山路，腳上磨出血泡，結了痂，鞋也裂了，就是想親眼看看書里說的那個人，后來他被分到機要科，天天搬著鐵皮箱子處理密電，做夢都怕錯一個字，那可是要掉腦袋的。
我見過他穿那件補丁挨補丁的坎肩，七八個口袋塞著鋼筆、手表、發報機的零件，有次主席散步時突然問，這玩意兒是不是像鐘表匠的工具袋，高智臉都白了，主席卻笑著拍他肩膀說，實用就行，別管樣子，這話讓我想起后來在湘江邊的事。
1959年主席回長沙，非要去游泳，江水又渾又急，身邊的人誰都不敢開口勸，高智就按他的意思，只帶了幾個貼身警衛，事后我問他怕不怕，他摸了摸坎肩口袋，說領導想干啥，咱就盯著點，別出岔子，不該問的就不問。
1962年走那天，主席跟他說，替我去看看黃河，高智在陜西待了十四年，每年寄一罐小米到中南海，最后一回回信就四個字，安心工作，2016年我見他時，他指著那張發黃的調令，說那半個人啊，話沒說完，就拿眼鏡布擦起眼鏡來。
去年整理檔案時發現，主席1976年去世前三個月，高智剛交過一份黃土高原的民生報告，報告最后一頁有鉛筆寫的“黃河水清了”，那幾個字被人一遍遍描過，深得像要扎進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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