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潘氏典籍入滬：六代藏書傳奇在上海圖書館的文化綻放

當蘇州潘氏家族的典籍文獻跨越地域，在上海圖書館東館鋪展開卷，一段綿延六代的藏書傳奇與江南文脈的深厚底蘊，便以具象化的展覽形式呈現在公眾眼前。自清代至近現代，蘇州潘氏被譽為“吳門冠族”，其家族收藏涵蓋古籍、金石、書畫等多個領域，規模宏大且影響深遠。如今，上海圖書館一年一度的館藏精品大展——“攟古繼美——上海圖書館藏蘇州潘氏典籍文獻展”，將這份源自蘇州的文化瑰寶帶到上海，不僅讓更多人得以窺見潘氏家族的文化傳承，更搭建起蘇州與上海兩座城市間文化交融的橋梁，開啟了潘氏家族與上海深度聯結的文化篇章。

《攟古繼美：上海圖書館藏蘇州潘氏典籍文獻展》圖錄

家族溯源與發展脈絡

蘇州潘氏源出安徽大阜，其始祖可追溯至宋代，后在明清時期逐漸遷居蘇州。明末清初之際，潘氏家族尚處于積累階段，直至清代乾隆年間，憑借在科舉、官場、文化及商業領域的卓越成就，迅速嶄露頭角，成為名噪一時的世家大族，并形成了“貴潘”與“富潘”兩大支系。“貴潘”以科舉入仕為核心，家族中涌現出多位高官，如潘世恩曾官至大學士，潘祖蔭亦位列朝廷要職；“富潘”則在商業領域頗具建樹，憑借敏銳的商業眼光積累了雄厚的財富，為家族的文化收藏提供了堅實的經濟支撐。兩大支系相互扶持，共同推動潘氏家族在清代的社會地位與文化影響力不斷提升。

“讀書、聚書、著書、刻書”家風傳承

在潘氏家族的發展歷程中，“讀書、聚書、著書、刻書”的家風始終貫穿其中。以潘世恩為例，他在官場身居高位，卻始終不忘讀書治學，不僅自身博覽群書，還十分重視家族子弟的教育，鼓勵子弟潛心鉆研學問。潘祖蔭更是將這份家風推向極致，他一生致力于典籍收藏，對宋元善本、金石碑帖情有獨鐘，在收藏的同時，還積極開展著書、刻書活動，將家族的文化成果分享給更多學者。這種家風不僅讓潘氏家族在文化領域積累了深厚的底蘊，更培養出一代又一代熱愛文化、傳承文化的家族成員，成為潘氏家族長盛不衰的重要精神支撐。

六代藏書傳承的輝煌歷程

潘氏家族的典籍收藏始于潘奕雋，他作為家族中較早在文化領域嶄露頭角的人物，對古籍、碑版、書畫有著濃厚的興趣。在與同時代大藏書家黃丕烈、袁廷梼的切磋交流中，潘奕雋的收藏視野不斷拓寬，其“三松堂”的古籍、碑版、書畫收藏逐漸初具雛形。他注重藏品的品質與文化價值，每一件藏品都經過精心挑選，為潘氏家族的藏書事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潘奕雋的收藏活動不僅豐富了家族的文化內涵，還在當時的藏書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讓人們開始關注這個新興的藏書家族。

宋刻《梁溪先生文集》

到了潘祖蔭一輩，潘氏藏書達到了巔峰。潘祖蔭憑借自身的社會地位、雄厚的財力以及對文化收藏的極致熱愛，其“滂喜齋”藏書博取廣搜，網羅了眾多稀世珍品。所藏宋元本《東觀余論》《杜工部集》《侍郎葛公歸愚集》《顏氏家訓》以及宋拓《許真人井銘》《茶錄》等，皆為僅存的傳世孤本，在當時的書林界煊赫一時。這些藏品不僅具有極高的文物價值，更承載著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是研究中國古代文化、歷史、書法等領域的重要資料。潘祖蔭的收藏成就，不僅讓潘氏家族成為清代藏書界的領軍家族之一，更將中國古代藏書事業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

宋刻《東觀余論》和豐坊、項元汴題跋

宋刻《東觀余論》和豐坊、項元汴題跋

宋拓《茶錄》

滂喜齋之后，潘博山、潘景鄭昆仲的“寶山樓”延續了家族藏書的傳統余緒。寶山樓藏書承襲自潘祖同之竹山堂，但博山昆仲并未局限于對舊有藏品的繼承，而是將眼光擴展至稀見稿抄本、尺牘及拓片等領域。他們秉持著“錙銖積累”的態度，不放過任何一件有價值的文獻資料，經過多年的努力，也積累了不下三十萬卷的藏品。這些藏品在類型上更加豐富多樣，彌補了此前家族收藏在某些領域的空白，進一步完善了潘氏家族的藏書體系，為家族藏書事業的延續與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藏書入藏上海圖書館的歷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潘氏家族本著“化私為公”的理念，陸續轉讓、捐獻所藏典籍，讓這些珍貴的文化瑰寶得以更好地保護與傳承，而上海圖書館則成為了這些典籍的重要歸宿地。

就滂喜齋所藏宋元本而言，根據1998年1月9日顧廷龍先生接受新民晚報采訪時的回憶，1953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完成政府收購后，將其撥交上海圖書館保存管理，這是潘氏藏書較早入藏上圖的一批珍貴典籍。此后，在上世紀五十到六十年代，還有不少潘祖蔭舊藏的古籍、碑帖陸續入藏上海圖書館，比如已經成為梅影書屋藏品的宋拓，基本都是通過政府采購這條路徑進入上海圖書館的。

至于寶山樓的舊藏，并非全部歸入上海圖書館，例如潘博山所藏的歷代尺牘，最終被故宮博物院收藏。而上海圖書館所得的寶山樓舊藏，大部分是潘景鄭先生多年來收藏的稿抄本和金石拓片。早在潘景鄭先生供職合眾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前身之一）時，就開始陸續將自己的收藏轉讓或捐贈給圖書館，他的這一行為，不僅體現了對文化傳承的高度責任感，也讓寶山樓的珍貴藏品能夠在更廣闊的平臺上發揮其文化價值，為更多研究者和讀者所利用。

稀世珍本的首次亮相

在此次“攟古繼美——上海圖書館藏蘇州潘氏典籍文獻展”中，眾多稀世珍本首次公開亮相，吸引了無數文化愛好者與研究者的目光。其中，唐寅手批宋本《通鑒紀事本末》堪稱國寶級藏品，唐寅的批注不僅展現了他獨特的史學見解，其書法藝術也為這本古籍增添了更多的文化魅力，對于研究唐寅的學術思想與書法風格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此外，宋拓孤本《茶錄》也是此次展覽的一大亮點，作為宋代重要的茶學著作，《茶錄》本身就具有極高的文獻價值，而宋拓本更是稀世罕見，其拓印工藝精湛，字跡清晰，完整地保留了宋代版本的原貌，為研究宋代茶文化、書法藝術以及拓印技術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這些首次亮相的稀世珍本，每一件都承載著厚重的歷史與文化，讓觀眾得以近距離感受中國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

文獻與文物結合的獨特視角

此次展覽突破了傳統文物展的局限，在呈現潘氏家族收藏的典籍精品（文物維度）的同時，還引入了文獻維度，通過將珍本與關聯文獻組合展出，為觀眾提供了新的視角，讓人們能夠更深入地了解藏品背后的故事以及收藏家的收藏觀。

以宋刻本《金石錄》為例，上圖藏本為南宋龍舒郡齋刻本，存卷十一至二十，書賈曾剜改卷數為卷一至十，假充完整本子。這部“十卷本”歷經朱大韶、馮子玄、馮文昌、鮑廷博、江立、趙魏、阮元、韓泰華、潘祖蔭等多位收藏家遞相收藏，并有眾多名流題跋、題詠，收藏印記達三百枚之多，其中“金石錄十卷人家”印更是被視為“藏書史上的身份圖騰”。此次展覽中，主辦方將《金石錄》與翁方綱寄給阮元的詩柬與手札一同展出，而翁方綱的詩與手札正是當年他在得到這部《金石錄》后，為阮元所作并寄贈的，是這段著名藏書故事的直接見證。通過這樣的組合展出，觀眾不僅能欣賞到《金石錄》這部珍貴的宋刻本，還能了解到它在流傳過程中的一段段傳奇經歷，以及乾嘉時期收藏家們對宋本的推崇。

宋刻本《金石錄》

宋刻本《金石錄》

《重鐫金石錄十卷人家印歌》卷

《重鐫金石錄十卷人家印歌》卷

再如宋拓宋裝《許真人井銘》，這部嘉慶年間大收藏家張廷濟曾以“千金”購得的傳世孤本，在展覽中與潘祖蔭批校的《讀書敏求記》一同呈現。潘祖蔭有一個獨特的習慣，他幾乎從不在自己所藏的珍本上題跋，甚至不蓋收藏印，《許真人井銘》也不例外，若不是潘靜淑留下的一行小字題記，人們很難知曉它曾是潘祖蔭的篋中之物，這也成為了藏書史上的一個“謎題”。但潘祖蔭卻會在自己隨時翻閱的普通本子上留下不少批語，《讀書敏求記》上就有他在光緒四年至十六年間的多條題識，其中“余酷嗜宋本，而不喜理學書，雖宋本勿問也，此亦性之所偏，無可如何。嗜金石，而凡《蘭亭》《圣教》《樂毅》《黃庭》等，雖北宋精拓勿問也。亦藏數種，以備易他人之古器與宋本書耳”的內容，清晰地展現了他對宋本、宋拓的態度。通過將《許真人井銘》與《讀書敏求記》組合展出，觀眾不僅能領略到宋拓孤本的魅力，還能透過潘祖蔭的批語，更深入地了解這位收藏大家的收藏偏好與思想。

宋拓《許真人井銘》

宋拓《許真人井銘》

《讀書敏求記》

《讀書敏求記》

此外，展覽中還有個別非潘家藏品卻與潘氏家族密切相關的展品，如翁同龢收藏的《周益文忠公集》，其上有潘祖蔭的題跋。鑒于潘祖蔭幾乎不在自己藏品上題跋的習慣，而他卻為翁同龢的藏品多次題跋，通過這件展品，觀眾可以更直觀地看到潘祖蔭題跋的面目，也從側面反映出潘祖蔭與翁同龢之間深厚的文化交流與友誼。

蘇州潘氏典籍文獻走進上海，不僅是一次地域間的文化遷徙，更是一場跨越時空的文化對話與傳承。從蘇州的書齋到上海圖書館的展廳，潘氏藏書承載著六代人的文化堅守與江南文脈的深厚底蘊，在上海這片文化沃土上綻放出新的光彩。此次“攟古繼美”展覽，讓更多人得以領略潘氏藏書的魅力，了解潘氏家族的文化傳奇。未來，隨著上海圖書館對潘氏藏書保護、研究與傳播工作的不斷深入，相信潘氏藏書將繼續發揮其獨特的文化價值，為傳承江南文脈、推動上海文化發展以及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做出更大的貢獻，讓這份珍貴的文化遺產在新時代中煥發出更加持久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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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圖文來自于澎湃新聞

參考 / 《上海圖書館年度大展的宋刻本，都來自蘇州潘氏》

視 覺 / 喜瑪拉雅北坡的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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