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評：流量異化下的新聞倫理缺失：從報道“王俊凱”到專訪郭美美

文：cc孫聰穎

這一定是當紅小生王俊凱（Karry）最困擾的一天——一個與其同名的普通人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竟被部分體制內媒體大張旗鼓地報道。

全國非法集資案件數量龐大，非公眾人物的涉案事件本無全民傳播的公共價值。

即便要聚焦明星違法相關議題，在嫌疑人階段，也應該有模糊表述，例如吳某凡等。

但涉事媒體偏偏刻意回避“同名”這一關鍵信息，拿著明星姓名做噱頭制造誤導性傳播，這場刻意為之的“碰瓷式報道”，不僅讓明星無端躺槍，更撕開了媒體行業倫理失守的殘酷真相——在流量焦慮的裹挾下，部分媒體早已將“真實”“責任”等核心準則拋諸腦后，淪為單純收割注意力的工具。

近年來，“傳媒專業無前途”的論調在張雪峰等博主的放大下持續發酵，其背后并非行業本身的價值枯竭，而是部分從業者的自我放逐。

從紅星新聞為郭美美“假意悔過”提供流量背書，到各類“標題黨”“虛假關聯”報道泛濫成災，媒體行業的公信力正在被一次次倫理失范反復消耗。在市場化競爭與流量考核的雙重壓力下，“黑紅也是紅”的畸形邏輯正在主導輿論場的逆淘汰，而守住新聞倫理，既是媒體行業的自救之道，更是其重塑社會價值的核心命題。

雙重失范：從虛假關聯到流量背書

媒體的核心競爭力，始終根植于對真相的堅守與對公共利益的敬畏，但這一底線正在被流量邏輯持續侵蝕，兩起極具代表性的事件，正是倫理失守的典型代表。

“王俊凱”報道的荒誕之處，在于其完全背離了新聞傳播的基本邏輯。涉事媒體明明知曉當事人只是與明星同名的普通人，卻刻意模糊這一關鍵信息，用明星姓名作為傳播爆點，通過制造虛假關聯收割點擊量。

這種操作本質上是對新聞倫理的三重踐踏：

• 違背真實性原則，將完整事實裁剪為流量附庸；
• 違背人文關懷原則，既無端損害同名明星的名譽權，也未對普通涉事者的身份進行必要保護，讓其后續生活陷入困境；
• 更違背公共利益原則，以無意義的炒作擠占優質信息空間，破壞網絡信息生態的良性循環。

無獨有偶，紅星新聞對郭美美的專訪，則呈現了另一種倫理失守的典型范式。2019年郭美美首次刑滿釋放后，紅星新聞為其推出專訪，鏡頭前的她聲淚俱下懺悔“愿放棄一切回到最初”，成功塑造出“浪子回頭”的悲情形象，一度誤導不少公眾。

但事實很快打臉，她借媒體曝光收割熱度后，迅速回歸炫富炒作的老路子，2021年因銷售含有西布曲明成分的減肥糖，構成“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上海鐵路運輸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兩年六個月，并處罰金20萬元。

作為具備國企背景的新型主流媒體，紅星新聞本應承擔起真相核查與價值引導的責任，卻未能對郭美美的“悔過”進行深入核實，反而放大其刻意營造的情緒敘事，背離了《新聞的十大基本原則》中“對真相負責是第一準則”的核心要求。

更值得警惕的是，該類專訪報道違背了“傳播倫理預防傷害原則”——郭美美的過往行為早已嚴重違背公序良俗，其拜金價值觀曾對社會風氣造成惡劣影響。紅星新聞的主動曝光不僅為其提供了流量背書，更讓不良價值觀獲得再次傳播的渠道，本質上是對社會責任的漠視。

兩起事件雖形式不同，卻共享著同一套畸形邏輯：當流量成為衡量報道價值的唯一標準，真相、責任與公共利益，便都可以被犧牲。

逆淘汰危機：“黑紅也是紅”的畸形邏輯

如果說單個媒體的倫理失守是個案，那么其背后催生的“黑紅也是紅”輿論逆淘汰機制，則正在讓整個傳播生態變得畸變——違背公序良俗的行為反而成為流量變現的捷徑，進而扭曲社會價值導向。

在這一機制下，“爭議即流量”“丑聞即紅利”成為部分主體的行動指南，甚至連TCL這樣的行業巨頭也深陷其中、自毀口碑。作為中國最大的家電企業之一，TCL國際化起步早、品牌積淀深厚，本應成為堅守商業倫理、傳遞正向價值觀的行業標桿，但其旗下雷鳥創新高調簽約深陷負面輿論漩渦、職業公信力飽受質疑的網紅王自如，這一操作絕非偶然，恰恰暴露了整個TCL集團在品牌傳播上的致命缺陷：沒有章法、沒有底線、沒有標準。

面對爭議人物，集團既無明確的合作審核機制，也無對品牌價值觀的堅守，反而將“越有爭議越有流量”奉為傳播邏輯，對旗下品牌的不當操作視而不見、默許縱容。

這種將流量噱頭置于企業倫理和品牌聲譽之上的短視行為，不僅拉低了TCL的品牌格調，更向市場傳遞了“劣跡爭議可變現”的錯誤信號，作為行業龍頭，如此帶頭違背傳播倫理、追捧爭議人物，直接擾亂了健康的傳播生態，成為推動畸形輿論生態的幫兇。（詳情見：王自如欠債何以達到一個小目標？雷鳥能否成為他的應許之地？）

除此之外，格力電器董事長董明珠與孟羽童從公開“互撕”到突然“重歸于好”，一場明顯的流量劇本反復收割公眾注意力；中石化出軌事件的女主角，轉頭就想借著丑聞開啟直播帶貨，將個人丑聞轉化為商業利益；百萬粉絲網紅符某（網名航某）婚內出軌粉絲并誕下非婚生女，經法院二審判決需支付撫養費，卻在內部講話中毫無悔意地宣稱“塌房不算大事，起碼又火了一把”，最終被抖音平臺永久封禁。（詳情見：孟羽童回答！離開了董明珠，流量密碼在哪兒？

這些案例共同印證，流量異化已讓“丑聞變現”成為一條成熟的投機鏈條，而媒體的推波助瀾、企業的盲目追捧，正是這條鏈條得以順暢運轉的關鍵環節。

這種逆淘汰的危害，遠比表面看起來更大：

其一，消解倫理底線。當“越爭議越走紅、越出格越獲利”成為常態，傳遞出的信號便是“倫理道德無關緊要，能博流量就是王道”，這無疑會侵蝕社會公序良俗的根基；

其二，加劇價值觀扭曲。問題網紅的“流量價值”本質是畸形泡沫，但其背后隱藏的規則意識淡薄、價值觀扭曲等問題，一旦經正規媒體放大、企業追捧，便會向社會廣泛擴散，尤其對青少年群體產生誤導；

其三，擠壓優質內容生存空間。當“撕逼”“負面”“碰瓷”主導傳播風向，那些關注社會民生、傳遞正向價值的深度報道反而被邊緣化，最終導致輿論場陷入“劣幣驅逐良幣”的困境。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種倫理失守直接引發了公眾對媒體行業、企業社會責任的雙重信任危機。

近年來“媒體專業無前途”的論調之所以能廣泛傳播，張雪峰等博主的負面評價之所以能引發強烈共鳴，核心原因正是部分媒體人、企業經營者自己亂了初心——新聞本應以真相為圭臬、企業本應以責任為底色，可現在有些媒體、企業眼里只有流量，把新聞、品牌傳播當成了單純逐利的工具。

久而久之，行業公信力、企業美譽度一點點被透支，“媒體無價值”“企業無底線”的偏見也就越來越深。而抖音等平臺對出軌舉報者、網紅符某的直播封禁行為，則從側面證明：抵制畸形流量并非無章可循，關鍵在于媒體、企業是否愿意主動堅守底線。

疏解焦慮：倫理重建與機制革新

面對流量焦慮帶來的生存困局，媒體行業的自救絕非單純的道德說教，而是需要在倫理堅守與機制革新中找到平衡點，主動走出“唯流量論”的誤區，用專業價值重塑行業尊嚴。

同時，企業作為市場主體，更應摒棄“黑紅變現”的短視思維，重拾社會責任底色，與媒體共同守護健康的傳播生態。

將“真實與公共性”錨定報道核心，是媒體破局的根本。真實是媒體的立身之本，公共利益是報道的價值根基。

面對可能引發誤解的事件，深耕事實細節、厘清邏輯鏈條，遠比刻意制造關聯博眼球更有意義；面對爭議人物，聚焦其行為本質與社會警示意義，而非過度放大情緒敘事。

媒體需要清醒認知，真正能沉淀為公信力的，是經得起時間檢驗的專業內容——就像深度調查報道對社會問題的推動、公共事件中理性客觀的輿論引導，這些才是媒體不可替代的核心價值，而非轉瞬即逝的流量峰值。

以機制革新優化行業生態，為倫理堅守提供土壤，是破局的關鍵路徑。

一個值得探討的方向是：平臺取消閱讀量、點贊數等即時流量數據的公開顯示，或許能有效消解媒體、企業的流量焦慮。

從邏輯來看，流量數據“隱身”后，媒體可從“逐點擊量”的短期博弈中抽離，企業可從“追爭議熱度”的短視操作中清醒，轉而共同關注內容與合作的長期價值、社會影響。

當傳播效果、品牌曝光無法用數字即時量化，媒體更可能回歸新聞本身，企業更可能聚焦合規經營與正向價值傳遞，讓流量成為優質內容、良性合作的自然結果，而非刻意追逐的目標。

構建“責任共同體”凝聚行業共識，是破局的重要支撐。

媒體應主動摒棄“唯流量”的考核導向，建立以“真實性、專業性、公共性”為核心的評價體系，讓堅守倫理的從業者獲得更多認可；企業需重塑價值導向，建立清晰的品牌傳播標準與合作審核章法，將社會責任納入合作決策、品牌傳播的核心考量，拒絕為爭議劣跡主體“站臺”，以實際行動踐行正確價值觀——尤其是TCL、格力這類行業龍頭，更應正視自身品牌傳播的底線缺失問題，糾正旗下品牌的不當操作，建立健全傳播倫理規范，用負責任的經營行為引領行業風氣。

平臺與行業協會可協同發力，通過設立倫理紅線、開展專業培訓、推廣正向案例等方式，引導媒體、企業形成“向善才會紅、守規才長久”的共識。

市場化轉型、企業發展不是放棄倫理的借口，真正成熟的媒體、負責任的企業，既能在市場競爭中保持活力，也能在價值堅守中贏得社會尊重。

媒體的公信力、企業的美譽度堪稱“易碎品”——它們靠無數次嚴謹的調查、客觀的敘事、負責任的經營慢慢積攢，卻可能因一次急功近利的倫理失守、一場短視的爭議炒作，便碎得徹底。

從“王俊凱”同名事件里刻意模糊的關聯炒作，到郭美美專訪中不加甄別的流量背書，再到TCL旗下品牌對爭議人物的盲目追捧，每一次對底線的妥協，都是在透支整個行業的集體信任，也在給“媒體無前途”“企業無底線”的論調添磚加瓦。

流量本是優質內容、出色品牌傳播的自然回響，不該成為綁架新聞初心、企業責任的枷鎖。

當媒體不再把點擊量當作唯一追求，企業不再把爭議熱度當作流量密碼，而是共同沉下心來做有深度、有溫度、有責任的報道和市場行為，再加上平臺機制的適度革新，才能真正打破“唯流量論”的困局。

這不是空洞的道德說教，而是媒體行業、企業發展的生存剛需——唯有守住倫理底線、重拾責任初心，才能重新贏回公眾的信任，擺脫負面標簽，真正成為社會信任的“壓艙石”。

部分內容撰寫于2025年記者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