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野神秘的“505”首長：建國后職務超許世友，重病纏身早早離職

1955年9月，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當時四十五歲的上將唐亮站在授銜隊列中，深色軍裝上佩戴著三枚樸素的勛章。這些榮譽是對他二十五年軍旅生涯默默奉獻的肯定。

唐亮原名唐昌賢，1910年6月13日出生于湖南瀏陽縣永和市火石嶺的一個佃農家庭。他的童年充滿艱辛。父親為躲避地主逼債外出打工，第二年便因病去世。為籌錢安葬父親，母親不得不把年僅兩歲的弟弟唐昌賣人。1926年秋，唐亮加入當地的“青年工人俱樂部”，開始接觸進步思想。四年后，這位農家子弟正式加入中國工農紅軍，并在同年入黨，踏上了軍旅之路。

1934年11月，湘江戰役結束后，紅軍在桂北山區艱難行軍。時任紅三軍團第四師十團政委的唐亮患上瘧疾，連續高燒無法行走，需要幾名戰士抬著他在山路上前進，后方三十里處還有緊追不舍的敵軍。團領導左右為難：是帶走全部武器裝備，還是帶走生病的政委？兄弟部隊十一團的政委王平果斷決定，把自己團里馱重機槍的馬匹讓給唐亮騎，同時讓戰士們把這挺重機槍埋進路邊。這個決定在當時缺槍少彈的紅軍部隊中極不尋常。

這件事后來傳到中央手首長耳中，他感慨道：紅軍之所以能在艱難中不垮，靠的正是唐亮和王平這樣同志間的深厚友誼。唐亮病愈后立即回到崗位，拖著還沒有完全康復的身體，堅持和戰士們一同行軍。

全面抗戰爆發后，唐亮在戰火中不斷成長。1937年深秋，在山西平型關附近的村莊，擔任115師教導大隊政委的唐亮正在進行戰前動員。他要求各連隊不要照搬文件上的文字，要用戰士們聽得懂的語言向新兵解釋為何要打這一仗。他常說：政治工作不能只念文件，要說到戰士心坎里。

在他的要求下，各連隊政工干部用談心等接地氣的工作方式，使戰士們明白了抗日作戰的意義。七年之后，已擔任濱海軍區政委兼中共濱海區委書記的唐亮，在莒縣戰斗中通過地下關系聯系上偽保安大隊長莫正民。經過三個月的勸降工作，最終促成了這支三千多人的部隊在戰場上起義并加入八路軍。這一壯大抗日力量的功績，贏得了時任山東軍區司令員羅榮桓的贊揚。

解放戰爭時期，唐亮的政工才能得到充分發揮。1948年3月，華野司令部整夜燈火通明。參謀長陳士榘（代號504）站在作戰地圖前思考戰術，唐亮（代號505）則在另一邊與各縱隊政委通電話。在華野內部，高級指揮員都有著代號，唐亮作為野戰軍政治部主任，代號為“505”。他和陳士渠這對被稱為“陳唐”的搭檔正在緊張籌備洛陽戰役。

在“陳唐兵團”長期合作中，二人形成了明確的分工：陳士榘主要負責軍事指揮，唐亮則主抓政治工作。兩人這種默契配合使“陳唐兵團”在解放戰爭中屢建戰功。洛陽戰役中，唐亮提出“三快一慢”的政治工作要求：戰斗動員要快、政治跟進要快、經驗總結要快，而處理俘虜則要慢審細查。這套方法之后被軍委轉發各野戰軍參考。

1947年2月，萊蕪戰役結束七天后，華野政治部駐地很是忙碌。各縱隊送來的俘虜排成長龍，統計下來有四萬九千多人。唐亮連夜召集政治部干部開會，要求在一周內完成對這些俘虜的整編。

隨后他創造性地提出“即俘、即補、即戰”的工作方針。讓各縱隊馬上成立“解放團”，對新補充進來的“解放戰士”開展十天的階級教育。這個教學方式靈活多樣，不需要有固定地點，各縱隊以班排為單位組織解放戰士們討論。這些工作成效明顯。到淮海戰役時，華野部隊中的“解放戰士”比例已達總兵力的40%。

在指揮部隊作戰的同時，唐亮還承擔著新解放城市的接管工作。1948年6月開封戰役期間，他組織政工干部們收集城市接管經驗，隨后把這些一手資料經整理后，成為后來制定《新解放城市工作手冊》的重要參考。

1949年4月，在渡江作戰政治工作指示中，唐亮強調“要把嚴格的戰場紀律轉化為戰士的自覺行動”。1949年5月27日清晨，上海市民推開門，看見十萬解放軍官兵整齊睡在馬路兩旁。

這一震撼的場景，正是源于陳毅牽頭、曹漫之起草，唐亮作為政治部主任制定和推廣的《入城守則》。他在討論守則時堅持把“不入民宅”定為鐵的紀律。有人擔心露宿街頭會影響部隊戰斗力，唐亮反問道：睡馬路得關節炎，和失去民心哪個更嚴重？

新中國成立后，唐亮繼續為部隊建設貢獻著力量。1955年4月，南京軍區成立大會在中山北路進行。唐亮出任軍區政委，與時任司令員許世友開始了長達九年的合作。在新成立的南京軍區領導班子中，唐亮不僅擔任政治委員，還兼任軍區黨委第一書記，是軍區的主要負責人，許世友為軍區黨委常委。 這兩位性格完全不一樣的將領配合默契，被軍區干部稱為“許唐搭檔”。

在主持南京軍區工作期間，唐亮特別重視海防建設。1958年炮擊金門前夕，他在廈門前線指揮部連續工作一個月，仔細檢查各項戰備情況。一次視察海島防御工事時，他發現坑道排水系統存在問題，立即召集工程技術人員研究改進方案。

1962年東南沿海戰備期間，他提出“軍民聯防三級預案”，把民兵組織納入整體防御體系。這一做法后被總參謀部推廣至全國沿海軍區。

常年勞累使他的身體逐漸不堪重負。1963年冬，南京格外寒冷。在一次軍區黨委會議后，唐亮向中央提交了離職休養的報告。持續的胸悶氣短已影響到了工作，醫生勸告他必須要靜養治療。

唐亮的健康問題早有征兆。1958年他就出現過咳血，但還是堅持開完軍區黨委擴大會議后才去醫院。1961年體檢時發現他的心臟病加重，這次提交離職報告時，他還特意注明是暫時離崗，隨時聽從調遣。

唐亮經過近十年的休養，病情有了穩定。中央在他的新工作安排時，考慮到他的身體情況和歷史貢獻。1972年，解放軍軍政大學政委一職出缺，這個崗位相比大軍區領導崗位，要輕松一些，工作更側重理論建設和人才培養，對需避免過度勞累，政工經驗又豐富的唐亮而言，是很合適的安排。

1972年初春，位于北京紅山口的解放軍軍政大學迎來新政委。此時站在講臺上的唐亮雖顯清瘦，目光卻還是那么堅定。他對學員們說的第一句話：我這個人沒有多少學問，就是懂得按原則辦事。1977年唐亮轉任解放軍政治學院院長、政委。

到1980年，年屆七十的唐亮感到自己難以適應新時期部隊建設的快節奏和高要求。加上疾病纏身，他本著“不占位、不擋路”的想法，主動選擇從領導崗位上退了下來。

1980年后，唐亮逐漸淡出公眾視野。他專心在北京西山住處整理回憶資料，但拒絕為自己寫傳記。他常說：個人在整個革命歷史中的作用有限，不要過分宣傳。1986年11月20日，唐亮在北京病逝，享年七十六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