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力學自誕生以來,便以其反直覺的理論框架和詭異的實驗現象,成為物理學界最具爭議卻又最富成效的研究領域。一個電子同時穿過兩條狹縫產生干涉條紋,粒子在觀測前處于疊加態而觀測后 “坍縮” 為確定狀態,糾纏粒子跨越時空的 “超距作用”—— 這些被視為量子世界標志性特征的現象,長期以來被認為是經典物理學無法觸及的 “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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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習慣了這樣的敘事:量子現象超越人類直覺,經典物理的因果律和定域性原則在微觀世界完全失效,唯有抽象的波函數和概率詮釋才能解釋這些悖論。然而,波蘭科學院核物理研究所(IFJ PAN)帕韋爾?布拉斯克(Pawel Blasiak)博士在《物理評論 A》發表的研究,卻對這一傳統認知發起了根本性挑戰。他構建的經典光學系統模型,通過引入局部隱變量和有限信息訪問機制,成功再現了單粒子層面的所有典型量子現象 —— 從波函數坍縮到量子干涉,而這一切都嚴格遵循經典物理的基本規則。這一突破性成果不僅重新定義了量子與經典的邊界,更將量子力學的核心奧秘聚焦于多粒子系統的量子糾纏,為我們理解現實本質提供了全新的視角。
量子力學的發展史,本質上是一部 “數學預言先于物理理解” 的特殊歷程。與經典物理學從現象觀察到理論歸納的常規路徑不同,量子力學的誕生源于對黑體輻射、光電效應等少數實驗現象的理論擬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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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紀初,普朗克的能量量子化假設、愛因斯坦的光量子理論、玻爾的原子模型相繼問世,最終在海森堡、薛定諤、狄拉克等人的努力下,形成了一套極其優美且精準的數學形式主義。這套理論能夠以驚人的精度預測微觀粒子的行為,支撐起半導體、激光、量子計算等現代科技的基石,但它背后的物理本體論意義卻始終模糊不清。
布拉斯克博士在研究中指出:“量子力學的爭議核心在于,我們掌握了強大的計算工具,卻迷失了對‘真實世界’的描述。” 經典物理學中,物體的運動狀態由位置、動量等可直接測量的物理量定義,其變化遵循確定性的動力學方程,因果關系清晰可追溯。而量子力學中,粒子的狀態由抽象的波函數描述,波函數本身不對應任何可直接觀測的物理實體,其演化遵循薛定諤方程,而觀測行為則會導致波函數 “坍縮”,粒子從疊加態躍遷到某個確定狀態 —— 這一過程無法用經典物理的因果邏輯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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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爾提出的 “互補原理” 認為,量子物體同時具有粒子性和波動性,觀測方式決定了我們能看到哪種屬性;海森堡的 “不確定性原理” 則表明,粒子的位置和動量無法同時被精確測量。這些理論雖然化解了實驗與理論的矛盾,卻回避了 “量子物體在觀測前究竟處于什么狀態” 的根本問題,形成了量子力學的 “哥本哈根詮釋”。
這種回避引發了愛因斯坦、薛定諤等物理學家的強烈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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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因斯坦始終堅信 “上帝不擲骰子”,他認為量子力學的概率性描述只是暫時的,背后必然存在未被發現的 “隱變量”,這些隱變量決定了粒子的真實狀態,使得量子現象在本質上仍然遵循經典的定域性和因果性。
1935 年,愛因斯坦、波多爾斯基和羅森共同提出了著名的 EPR 悖論,通過分析糾纏粒子的行為,指出量子力學的描述是 “不完備的”。他們設想:兩個處于糾纏態的粒子,無論相距多遠,測量其中一個粒子的狀態,會瞬間影響另一個粒子的狀態 —— 這種 “超距作用” 違背了相對論中的光速極限,即 “定域性” 原則。愛因斯坦將其稱為 “幽靈般的超距作用”,并認為這一悖論證明了量子力學存在根本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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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定諤則用 “薛定諤的貓” 思想實驗,揭示了量子疊加態與宏觀現實的矛盾:一只貓被關在裝有放射性原子和毒藥的盒子里,放射性原子的衰變與否處于疊加態,按照量子力學的邏輯,貓也會處于 “死與活的疊加態”,直到有人打開盒子觀測,波函數坍縮,貓才會確定為死或活的狀態。這一實驗生動地展現了量子力學的荒誕性,也凸顯了量子理論與日常經驗的巨大鴻溝。
盡管愛因斯坦和薛定諤的質疑在當時未被主流物理學界接受,但他們的思考為后續研究埋下了伏筆。1964 年,貝爾提出了貝爾不等式,為檢驗隱變量理論提供了可操作的實驗方案。如果實驗結果滿足貝爾不等式,則表明隱變量理論可能成立,量子力學確實不完備;如果違背貝爾不等式,則證明量子力學的非定域性是客觀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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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數十年間,大量實驗(尤其是 2015 年的 “無漏洞” 貝爾實驗)均證實,量子糾纏現象確實違背貝爾不等式,愛因斯坦所設想的 “局域隱變量理論” 無法成立。這一結果似乎宣告了量子力學的勝利,也讓 “非定域性” 成為量子世界的基本屬性之一。然而,布拉斯克博士的研究卻表明,這場爭論遠未結束 —— 單粒子的量子現象,或許真的可以用經典模型來解釋。
布拉斯克博士的核心創新,在于構建了一個完全基于經典物理原理的光學系統模型,并引入了 “局部隱變量” 和 “有限信息訪問” 機制。所謂 “局部隱變量”,是指系統中存在一些未被直接測量的物理量,這些物理量遵循經典的動力學規律,但其取值無法被實驗者完全掌控;而 “有限信息訪問” 則意味著,實驗者只能通過特定的觀測手段獲取系統的部分信息,而非全部隱變量的真實狀態。正是這兩個關鍵設定,使得經典模型能夠模擬出單粒子的量子行為。
該模型的核心是一個復雜的經典光學系統,由透鏡、反射鏡、分束器等常規光學元件構成,所有元件的行為都嚴格遵循幾何光學和波動光學的經典規律 —— 光的傳播路徑是確定的,反射、折射、干涉等現象都可以用麥克斯韋方程組精確描述。
與普通光學實驗不同的是,布拉斯克博士在模型中引入了局部隱變量,這些隱變量可以理解為光粒子(或光子)的 “內部狀態”,例如光子的偏振方向、相位等,這些狀態在光子傳播過程中會受到光學元件的影響而發生確定性變化,但實驗者無法直接測量這些隱變量的瞬時值,只能通過探測器測量光子到達的位置、強度等宏觀物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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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來說,當單個光子入射到雙縫干涉裝置時,經典模型中的光子并沒有像量子力學描述的那樣 “同時穿過兩條縫”,而是在局部隱變量的作用下,沿著某一條確定的路徑傳播。隱變量的取值決定了光子會選擇哪一條縫,以及在傳播過程中積累的相位變化。由于隱變量的取值具有隨機性(并非量子力學中的概率性,而是經典意義上的未知性),大量光子入射后,探測器記錄到的光子分布會呈現出與量子干涉相同的條紋圖案。從實驗結果來看,這個經典模型與量子力學的預測完全一致,但背后的物理過程卻遵循經典的因果律 —— 光子的路徑是確定的,干涉條紋的形成是隱變量統計平均的結果,而非粒子自身的波動性。
布拉斯克博士的模型不僅成功模擬了雙縫干涉,還再現了其他被視為 “典型量子現象” 的行為,包括波函數坍縮、測量無相互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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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量子力學中,“波函數坍縮” 是指當觀測者測量粒子的某個物理量時,粒子的波函數會從疊加態瞬間坍縮到該物理量的某個本征態,測量結果具有概率性。而在布拉斯克的經典模型中,所謂的 “波函數坍縮” 其實是觀測者獲取信息的過程。由于實驗者只能有限訪問系統的信息,在測量前,我們無法確定粒子的隱變量取值,只能用一個 “等效波函數” 來描述粒子的可能狀態(這一波函數并非量子力學中的概率波,而是對隱變量統計分布的數學表征);當進行測量時,我們實際上是獲取了隱變量的部分信息,使得粒子的狀態從 “未知” 變為 “已知”,這一過程在數學上就表現為 “等效波函數的坍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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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測量光子的偏振態時,探測器的結果會反映出隱變量的某個特定取值,而這一取值是由光子與探測器的經典相互作用決定的,不存在量子力學中的 “瞬時坍縮”。
“測量無相互作用” 是另一個令人困惑的量子現象,例如在 “延遲選擇實驗” 中,觀測者在光子穿過雙縫后再決定是否插入探測器,卻仍然能改變光子的干涉結果,這似乎意味著未來的行為可以影響過去的事件。而在布拉斯克的模型中,這一現象被解釋為:探測器的插入改變了系統的光學路徑,進而影響了隱變量的演化軌跡。
由于隱變量的演化是確定性的,探測器的存在與否會導致隱變量產生不同的變化,最終影響光子的探測結果。這一過程完全遵循經典的因果律,未來的行為并沒有影響過去,而是通過改變系統的物理環境,間接影響了粒子的運動狀態。
這些結果表明,單粒子層面的量子現象并非量子力學的專屬特征,經典物理學在引入局部隱變量和有限信息訪問后,完全可以對其進行合理的解釋。布拉斯克博士強調:“如果量子效應有一個簡單的經典解釋,我們就不應該將其歸因于某種神秘的量子特性。這些現象的本質的是信息的局限性,而非物理規律的根本性改變。”
盡管布拉斯克的模型成功再現了單粒子的量子現象,但它卻無法模擬量子糾纏 —— 這一需要至少兩個粒子才能實現的量子特性。這一關鍵差異,揭示了量子力學與經典物理學的真正邊界:單粒子量子效應可以用經典本體論模型解釋,而多粒子的量子糾纏則是量子世界獨有的、無法被經典物理還原的核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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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糾纏是指兩個或多個粒子之間存在一種非局域的關聯,使得它們的量子狀態不能被單獨描述,而必須用一個整體的波函數來表示。例如,兩個處于糾纏態的光子,無論相距多遠,只要測量其中一個光子的偏振態為 “水平”,另一個光子的偏振態就會瞬間變為 “垂直”,反之亦然。這種關聯是瞬時的、非定域的,違背了經典物理的定域性原則,也正是愛因斯坦所反對的 “幽靈般的超距作用”。
布拉斯克的模型之所以無法再現量子糾纏,根源在于其 “局部性” 假設。經典物理的核心原則之一是 “定域性”,即一個物體只能受到其周圍環境的影響,任何相互作用的傳播速度都不能超過光速。而量子糾纏的本質是非定域的,糾纏粒子之間的關聯不受空間距離的限制,這與經典物理的定域性原則存在根本性沖突。在經典模型中,兩個粒子的狀態是相互獨立的,它們之間的關聯只能通過某種局域的相互作用產生,而這種相互作用無法模擬量子糾纏的非定域關聯。
這一發現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它將量子力學的核心奧秘從單粒子現象轉移到了多粒子系統,表明量子力學真正區別于經典物理學的特征并非量子干涉、波函數坍縮等單粒子效應,而是量子糾纏及其伴隨的非定域性。布拉斯克博士在研究中指出:“量子糾纏是量子世界的最后一道防線,也是我們必須接受量子力學偏離經典現實的根本原因。”
這一結論與薛定諤的觀點不謀而合。薛定諤早在 1935 年就指出,量子糾纏是量子力學的核心特征,“它不是量子力學的某個次要特征,而是其本質所在”。而愛因斯坦雖然反對量子糾纏的非定域性,但他的質疑恰恰推動了這一領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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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愛因斯坦提出的 EPR 悖論,就不會有貝爾不等式的誕生,也不會有后續一系列驗證量子糾纏的實驗,更不會有今天的量子信息科學。從這個意義上說,愛因斯坦雖然未能推翻量子力學,但他的 “頑固問題” 為我們揭示了量子世界的真正本質,成為量子信息領域的 “沉默勝利者”。
布拉斯克博士的研究不僅解決了單粒子量子現象的經典解釋問題,更對量子力學的基礎理論和應用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
長期以來,量子力學的主流研究傾向于回避本體論問題,只關注數學形式主義和實驗預測。布拉斯克的模型則表明,構建具有明確本體論意義的經典模型來解釋量子現象是可能的,這為量子力學的 “實在論” 解釋提供了新的支持。該模型的核心價值在于,它明確了量子力學的適用邊界:當研究對象為單粒子系統時,我們并不需要量子力學的概率詮釋和波函數坍縮等概念,經典物理結合隱變量和有限信息訪問就能給出完整的解釋;只有當研究對象涉及多粒子糾纏時,量子力學的非定域性才成為不可回避的本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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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結論意味著,量子力學并非描述微觀世界的唯一理論,經典物理在引入適當的限制條件后,仍然可以解釋部分微觀現象。這也讓我們重新思考量子力學的本質:它可能不是一套普適的基礎物理理論,而是一套描述多粒子糾纏系統的有效理論。正如布拉斯克博士所說:“如果我們忽略多粒子現象,我們基本上可以沒有量子力學和它的‘幽靈’非定域性。”
量子糾纏作為量子力學的核心特征,是量子計算、量子通信等量子信息技術的基礎。量子計算機利用量子糾纏實現并行計算,能夠在特定問題上(如大數分解)遠超經典計算機;量子通信則利用量子糾纏的非定域性實現絕對安全的加密傳輸。布拉斯克的研究明確了量子糾纏的獨特性,為量子信息科學的發展提供了理論支撐。它表明,量子技術的優勢并非源于單粒子的量子效應,而是源于多粒子糾纏的非定域關聯,這為未來量子技術的研發指明了方向 —— 聚焦于多粒子糾纏的調控與應用,才能充分發揮量子力學的獨特優勢。
布拉斯克的研究也引發了關于科學實在論、因果律、定域性等哲學問題的重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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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量子力學的反直覺特征讓許多物理學家和哲學家放棄了經典的實在論觀點,認為微觀世界的本質是概率性的、非因果的。而布拉斯克的模型則表明,單粒子量子現象的 “詭異” 只是表象,其背后仍然存在經典的因果關系和實在性,我們之所以覺得它難以理解,是因為我們對系統的信息訪問有限。這一觀點回歸了經典的科學實在論,認為物理世界的存在是獨立于觀測者的,物理規律是確定性的,不確定性只是源于我們的認知局限。
同時,該研究也讓我們重新審視 “定域性” 原則。愛因斯坦將定域性視為物理學的基本準則,但量子糾纏的非定域性似乎表明,定域性在量子世界中并不成立。布拉斯克的研究則表明,定域性在單粒子系統中仍然有效,只有多粒子糾纏才會突破定域性的限制。這意味著,定域性可能是一個適用于部分物理系統的原則,而非普適的宇宙規律。這一結論不僅挑戰了相對論與量子力學的兼容性問題,也為未來統一場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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