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走上了“歧路”

文 | 難得君

1853年夏天，幾艘冒著黑煙的美國鐵甲艦，闖進了日本平靜的江戶灣。日本人把這些船叫做“黑船”。它們像來自另一個世界的怪物，讓這個閉關鎖國兩百多年的島國，上上下下都嚇得不輕。

佩里將軍帶來的，不只是軍艦大炮的威脅，還有一份不平等條約，和一堆讓日本人眼花繚亂的西洋玩意兒：火車模型、電報機、蒸汽機。

面對屈辱，日本人短暫驚慌后，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他們沒有沉浸在憤怒和羞愧里，反而湊上前去，仔細研究那些模型和機器，心里反復琢磨一個問題：他們為什么能這么厲害？我們差在哪里？

同樣的事情，早在十三年前，也就是1840年，就在滿清上演過了。英國的堅船利炮轟開了滿清的大門，鴉片戰爭輸了，條約簽了，割地賠款了。

滿清的反應是：奇恥大辱。然后，想法子是“剿夷”還是“撫夷”，核心是怎么把這些討厭的洋人應付過去，保住天朝上國的體面和老佛爺的江山。

至于洋人到底憑什么厲害，似乎沒那么要緊，最多學學他們的船堅炮利就行了。

就這么一點最初的、微妙的差別，讓兩個同樣古老的東方國家，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魏源的孤獨

說起大清“開眼看世界”，有個人繞不開，他叫魏源。鴉片戰爭打敗了，別人都在罵洋人可惡，只有他在想：洋人為什么強？

他寫了本《海國圖志》，系統介紹西方歷史、地理、政治。他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這話今天聽著平常，在當時可是石破天驚。那是個連世界地圖都沒有，還以為自己是天下中心的年代。精英們普遍相信，中國有最悠久的文明、最智慧的祖宗、最舒服的生活，外國都是蠻夷。

四萬萬人口的大國，只有魏源這一個人，有勇氣說句真話：我們需要認識世界、學習世界。

他的書在國內沒多少人看，印了一千冊就賣不動了。諷刺的是，這書傳到日本，卻被搶購一空，年輕人爭相閱讀，成為明治維新的重要思想資源。

魏源是孤獨的先行者。在他之后，洋務運動、派出留學生，中國總算邁出了了解世界的第一步。

但這第一次“開眼看世界”，看得太淺，只停留在學技術、造槍炮的層面，骨子里還是覺得“中學為體”，等學會了你的技術，我依然是天朝上國。

那種深層的制度變革、文化反思，始終沒有真正發生。思想近代化的任務，遠未完成。

▌喚醒睡著的人

五十年后，1894年，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擊敗了龐大的滿清，又過了十年，它在海上和陸上都戰勝了沙俄。

一個資源匱乏的島國，成了世界強國。而地大物博的滿清，卻在泥潭里越陷越深，最終徹底崩塌。

這背后的差距，到底在哪里？明治維新成功的核心密碼，究竟是什么？

一個國家想真正改變，順序很重要。是先換思想，再改制度，最后才更新工具？

日本的思想家福澤諭吉說過一句話，點透了關鍵。

他說：“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首先是思想的現代化，然后是制度的現代化，最后才是器物的現代化。這個順序不能顛倒，如果顛倒了，看似捷徑，實際上是死胡同，走不通。”

日本人很早就開始琢磨這個問題。像福澤諭吉這樣的人，大力鼓吹“脫亞入歐”，意思就是在思想文化上要向歐洲看齊，脫離亞洲的落后圈子。這成了明治維新的一個基本精神。

他們搞“自由民犬運動”，推動設立國會、制定線法，明確國民的權利和義務。道理很簡單：你給了老百姓尊嚴和保障，老百姓才會覺得這個國家是自己的，才愿意為了它去拼命。

所以，日本的普通百姓第一次有了“國民”的概念，不再是依附于某個領主的“臣民”，而是國家的主人。這種身份轉變，爆發出的力量是驚人的。

黑船事件后，日本內部折騰了十幾年，最后爆發了“倒幕運動”。

他們覺得，舊的幕府統治已經沒法帶領國家應對新世界了，必須推翻。

然后，他們擁立天皇，建立了新的中央集犬政府，緊接著就是“廢藩置縣”，把原來各地諸侯割據的局面打破，把權力和力量擰成一股繩。

這不是少數人的獨材，這個過程有點像搞股份制公司，原來的諸侯（大名）放棄了割據的犬力，但能參與到新的國家治理中；武士階層失去了世代相傳的特犬，但可以轉型成為官員、警察、教師、商人。

雖然也有不滿和反抗，但總體上，社會各階層形成了一個共識：國家不能再這樣下去了，得一起使勁，干點大事。這個自上而下、又兼顧了各方利益的制度變革，為后面所有的現代化建設鋪平了道路。

反觀滿清，走的是第二條路。面對慘敗，朝野的主流思想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什么意思？就是老祖宗的規矩、皇權磚制的根本是不能動的，這個“體”必須堅持。只是洋人的槍炮、輪船、工廠這些“用”還不錯，可以學過來。于是就有了洋務運動，轟轟烈烈地建工廠、買軍艦、搞北洋水師。

看上去也挺熱鬧，但這是在不觸動封建皇權專制這個老底子的前提下搞的。改革成了李鴻章等少數幾個大臣的“私人事務”，皇親國戚和大部分官僚想的還是怎么維護自己的特犬。

億萬老百姓呢？覺得“滿清國是皇帝家的，亡了跟我有什么關系？”整個國家形成不了合力。結果就是，洋務運動搞得不倫不類，北洋水師看著像模像樣，一打起來，發現骨子里還是腐朽不堪。

打甲午戰爭的時候，日本能舉國動員，老百姓捐錢捐物，士兵為了“國家榮譽”去打仗。

而螨蟲呢，老百姓長期被叫作“奴才”。朝廷處處提防百姓，百姓也覺得“國”是皇上家的，關我屁事。

北洋水師規模不小，但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李鴻章個人的政治資本，是“李家軍”。打起仗來，各自算計，難以形成合力。朝廷沒給百姓權利和尊嚴，百姓自然難有赴湯蹈火的決心。

日本還迅速建立了一套現代法律體系，線法、民法、刑法等等都齊全了，這就是“六法全書”。社會運轉有了明確的規則，西方人才會承認你是個“文明國家”，后來那些不平等條約也就陸續解除了。

滿清既沒給老百姓真正的權利，也沒建立現代法治，國家和民眾之間隔著一堵厚厚的墻。

▌放下身段，當好學生

面對強大的西方文明，態度決定了一切。

日本的表現，可以說是不顧面子，只要里子。他們派了大量的人去西方學習，參加各種國際會議，比如《萬國公法》會議。西方人指出他們哪里不對，他們回去就改。

為了學習西方人的社交方式和禮儀，他們甚至在東京修了個叫“鹿鳴館”的地方，讓達官貴人們在那里舉辦西洋舞會，學著洋人跳舞交際。哪怕被西方人私下嘲笑是“猴子學人樣”，他們也毫不在意。這種務實的態度，讓他們飛快地吸收了西方的冶煉、機械、電氣這些核心技術。

滿清這邊，從上到下都彌漫著一股“天朝上國”的傲慢。覺得洋人不過是蠻夷之術，奇技淫巧。

骨子里拒絕承認自己落后，更拒絕融入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

有點像今天某些堅持“偽史論”的人，總覺得別人的歷史是假的，自家老祖宗才是天下第一。結果就是在自我封閉里越來越落后。

經濟基礎上，兩國也早就有了差距。有研究說，早在1766年，日本的人均GDP就已經超過滿清了。

江戶時代日本就有比較發達的商業，有契約精神的傳統。明治政府一搞土地私有化，宣布土地可以買賣，原來的武士和商人很容易就轉型成了資本家。

比如巖崎彌太郎，棄官不做去搞航運，創辦的三菱公司從只有兩條破船開始，最后成了壟斷日本海運的商業帝國。而滿清有名的紅頂商人胡雪巖，發家靠的是官場后臺，后臺一倒，他的商業帝國也就瞬間崩塌了。

這兩種商業模式的命運，其實就是兩個國家命運的縮影。

▌傳統里的助攻

有時候，一個國家的傳統，未必全是現代化的阻礙，也可能意外地成為幫手。

大學問家章太炎就發現，日本以前的封建制，那種諸侯共治的精神，跟西歐的那種代議制、分權治理，在骨子里有某種契合。所以讓他們去模仿西方的政治制度，沒那么困難，好像有點天然的親近感。

而滿清是高度集犬的皇犬磚制，什么都得聽皇帝一個人的，這種土壤里，根本長不出現代制度的萌芽。

日本還有著非常悠久的商業傳統，重視規則，講究傳承。現在全世界超過200年的老企業，日本有5000多家。這種社會基礎，讓現代化企業很容易就扎根生長起來。

而滿清的商業，始終是官場的附庸，缺乏獨立發展的空間。現在中國超過150年的老店，還有幾家？這個數字對比，很能說明問題。

所以，日本的現代化，不是憑空硬造的，它有自己的社會基礎，是從自己的傳統里生長出來的，這是它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

當然，明治維新也不是完美的，它后來把日本引向了軍國主義和侵略擴張的道路，最終給亞洲和它自己都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但單就它如何讓一個落后國家快速實現現代化轉型這一點來看，它的確有很多值得深思的地方。

對比日本和滿清的這段歷史，我們能得到最核心的啟示，其實很簡單：落后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落后了還傲慢自大，不肯學習；簽了不平等條約固然是屈辱，但更可恥的是只知道屈辱，卻恥于向對手學習，甘于一直落后下去。

一個國家的真正強大，從來不是買幾條軍艦、建幾個工廠就能解決的。

它需要制度的革新，把力量凝聚起來；需要國民的覺醒，讓每個人成為國家的主人；需要對先進文明保持敬畏和學習的態度，放下無謂的面子；更需要從自己的傳統中，找到那些能與現代文明接軌的東西。

日本用五十年時間證明了，哪怕先天條件再差，只要找對了方向，放下了包袱，激活了人民，逆襲是可能的。

而滿清的悲劇則告誡后人：固守著舊的制度，脫離廣大的民眾，拒絕真正的文明，體量再大，也只不過是一頭待宰的羔羊。

歷史雖然已經翻頁，但那段風雨飄搖的歲月，那些在岔路口做出的選擇，至今仍然在敲打著我們。

真正的強大，永遠始于那份直面差距的勇氣，和那顆擁抱變革的決心。

寫到這里，窗外已是深夜。看著電腦屏幕上這些一百多年前的人和事，心里忽然有些感慨。歷史是由無數個選擇構成的，國家的選擇，民族的選擇，也包括我們每個普通人的選擇。

我坐在這里，一字一句地寫下這篇文章，不是為了重復那些陳舊的故事，而是想從歷史的塵埃里，打撈出一絲光亮，照見我們當下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