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中顧委委員發現戰友被當成叛徒，氣憤不已，楊尚昆：應該正名

“1984年9月12日，北京，您是孔原同志吧？我們想請您回萍鄉審定烈士館陳列！”電話那頭帶著家鄉口音的急促請求。孔原微微一怔，爽快答應。

離休后，他很少出遠門，可家鄉的事例外。三天后，灰藍色列車駛入安源站，迎接隊伍簇擁而來。萍鄉市委黨史辦公室的同志遞上厚厚一疊陳列大綱，請他“挑刺”。這在當時并不稀奇，許多革命老同志都會被邀請把關，確保史料準確。孔原翻得仔細，每一個年代、每一處姓名，都要停頓幾秒確認。

大綱快翻完，他突然收緊眉心——張國庶的名字不見蹤影。工作人員解釋：“聽說他有叛黨嫌疑，所以沒敢列進去。”一句“聽說”，像把火苗丟進干草。孔原放下紙稿，聲音壓得極低卻清冷：“這是污蔑。”

張國庶是誰？在孔原心里，他不僅僅是校友，更是并肩摸過槍膛、一起印過傳單的戰友。1920年初秋，萍鄉中學操場，他們一起把《工人周報》夾進教材；夜色降臨，兩人又偷偷貼出“安源工友當自強”。那時孔原17歲，張國庶18歲，肩頭還背著舊書包，眼里卻裝著“推倒舊世界”的火。

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讓兩個少年第一次嘗到組織斗爭的滋味。北洋警備隊的馬蹄聲在校門口回蕩時，張國庶拉了孔原一把：“別慌，先護住骨干。”就是這一拉，埋下了日后不離不棄的情誼。

國民革命軍揮師北伐后，形勢迅速翻轉。張國庶被推舉為萍鄉特別支部組織委員，又兼國民黨執行委員。身份轉換之快，讓不少青年頭暈，但他反復強調一句話：“目標只有一個，讓工人和學生都站起來。”

1927年春，黨中央電令：選派骨干赴莫斯科中山大學深造。張國庶帶著未完成的調查筆記，登上東去的列車。車窗外，孔原揮手高喊：“回來把那本筆記補完！”誰都沒料到那一別竟成永訣。

兩年后，張國庶學成歸國，直接投入上海地下工作。出入弄堂時，他用的化名多到自己也偶爾記混。也是那段日子，他遇到從事婦女工作的晏碧芳。兩人沒有隆重婚禮，只在租界弄堂里相互咬破手指，滴血為盟：“同生共死，若分離，革命見。”

年底，江西省委第二次被破壞。組織亟須重建，張國庶擔任書記趕赴贛鄱大地。三個月里，他行蹤神秘，密信一封接一封送入中央蘇區，為紅色根據地贏得寶貴的準備時間。可好景太短，叛徒再次告密，五十余名同志同時被捕。

敵人驚訝地發現這位青年竟是張國燾的親弟弟，便妄圖翻供造勢。先是軟磨：“你哥已另謀前程，你要替自己打算。”張國庶冷笑不語。后又嚴刑：“寫一份自首書，留你一條命。”答復仍舊沉默。“那就沉江！”特務咆哮。1930年春，麻袋沉入贛江，河面幾聲氣泡，很快歸于平靜。彼時他只有25歲，而晏碧芳也被折磨致死。

麻袋沉江帶走了肉身，卻沒能帶走惦念。孔原在南昌起義部隊里聽到小道消息，卻苦于沒有確鑿佐證。更要命的是，國民黨報紙當時刊出“自首聲明”，加之張國燾后來另立山頭，謠言便像帶刺的藤蔓纏住歷史檔案。

新中國成立后，許多烈士陸續得到確認，但張國庶反而被貼上“疑點人物”標簽：第一，長期用化名，很難找到人證；第二，血緣關系牽連；第三，敵報“自首書”真假難辨。材料不足，誰都不敢輕易蓋章。

孔原回京即刻找到江西負責同志萬紹芬，直言：“張國庶不怕沉江，難道還怕調查？只要查到當年獄中原件，真相就明了。”萬紹芬點頭，當天批示立案復核。

案卷一級級上報，很快驚動中央。楊尚昆在一次干部碰頭會上拍了桌子：“兄弟不同路，怎能混為一談？調查清楚，實事求是。”語氣不高，卻擲地有聲。不得不說，在那個對歷史問題格外慎重的年代，這句話含金量極高。

1986年11月5日，江西省委下發文件：確認張國庶為革命烈士，予以從犧牲之日起追認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同時恢復政治榮譽。一紙公文，等了整整半個世紀。萍鄉烈士館終于把他的名字鐫刻在紀念墻中央，兩行小字：“沉江不屈，英名長存。”

揭幕那天，孔原雙手發抖，卻堅持自己執筆寫下“張國庶烈士”五字。有人勸他休息，他擺手：“遲到的正名，也要寫得端正。”這是一名老革命對真相的固執，也是對無數無名英魂的交代。

如今，走進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紀念區，總能看到游客在張國庶事跡前駐足。有人輕聲念出墻上判詞，語氣里有欽佩也有惋惜——25歲，太年輕。可正是這些年輕面孔，用短暫生命擋住風雨，才讓后人有機會平視歷史，不必低頭揣測。

張國庶的故事提醒世人：謠言可以暫時遮蔽光亮，卻消滅不了光本身；真相或許會遲到，但不會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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