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關心傅作義：你當部長是不是有職無權？周恩來隨后做出指示

1950年盛夏的一個午后，北京城悶熱異常。剛從工地調研回到西城寓所的傅作義，顧不上擦汗，便被衛士告知毛主席來電相邀，天壇公園有場體育表演。幾分鐘前還在泥漿里踏勘的前國民黨將軍，抖了抖褲腿上的塵土，快步登車——這一趟，他將迎來一次意味深長的談話。

從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算起，傅作義已與共產黨攜手一年多。那場解放，換來百姓免遭炮火，20余萬舊軍隊撤出城外聽候改編。彼時他向董其武坦言要冒“三個死”的危險，如今則是肩負水利部長重任。角色突轉，外界的掌聲激動人心，但部長椅子并非想象中那樣穩當。

到達天壇時，毛主席已在觀眾席邊等候。寒暄過后，兩人順勢聊起水利部的近況。毛主席忽然放緩語速，輕聲問道：“水利部公文上怎么少見你的批示？你當部長，是不是有職無權？”傅作義心頭一震，連忙解釋自己常年在外考察，批示才交副部長代勞。毛主席并未追問，點頭示意，神情卻意味深長。

幾天后，周恩來在國務院小會議室召集水利部中層干部。話音不高，卻句句扎耳朵：“中央把傅部長放在你們頭上，不是擺設。凡文件未經傅部長批示，一律退回重辦。”臨了他加一句，“誰敢另搞一套，就是拆自己的橋。”這一指示，迅速改變了部內“陰奉陽違”的氣氛。

回溯到政協第一屆會議，周恩來宣布傅作義出任水利部長時，會場爆發的掌聲延綿數分鐘。傅作義激動得掩面啜泣，直呼“人民領袖毛主席萬歲”。可短暫的感動壓不住舊觀念的慣性，少數干部對“黨外部長”橫挑鼻子豎挑眼，連他的座車都有人故意開到偏僻角落。一次會議結束，車不見了，秘書急得團團轉，傅作義索性攔輛三輪回家。當天深夜，周恩來得到“部長失蹤”驚報，立刻責成調查，事情才大白于天下。

從那以后，水利部開始真正運轉在正軌上。傅作義并未糾纏個人得失，而是把注意力轉向黃河、淮河與全國大小水系。生于黃河岸邊的他，對泛濫成災的泥黃水有著刻骨記憶。1950年底，毛主席親自寫下“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八個大字，交治淮委員會與三省指揮部掛旗為令。任務落到傅作義肩頭，他沒有推辭，挎包就走，沿淮河勘察千里，拜訪農戶、看堤壩、踏沼澤，常常一身泥水進飯堂。

治淮第一年，上百萬民工投入戰役。淮河干流先后修建九座水庫、攔河閘與分洪道。有人調侃“傅部長當年帶兵如流水，如今用水來帶兵”。八年后洪患減弱，淮河沿線糧食產量顯著提高，外界終于認可這個“門外漢”練成“行家里手”。

官場風浪中，傅作義始終謹記“立功贖罪”四個字。1958年，長江三峽、黃河小浪底等規劃相繼遞到他案頭；1960年，他冒著高燒視察河南駐馬店，踩著堤壩邊緣，同行人員連連勸阻，他甩一句：“百姓若泡在水里，咱哪能躺在病床上。”這句話日后被一位技術員記錄在工作筆記中，傳遍水利系統。

進入六十年代，傅作義年事漸高，戰時舊傷復發。中央勸他南下療養，他卻與廣東省委商量邊養邊看工程。花縣水庫、新豐江水電站、肇慶高要堤防，留下他的拐杖印，也留下批文：“仍有隱患，務必完工后再驗收。”醫生嘆氣，他只回一句：“拖得起身子拖不起工程。”

1972年夏天，傅作義遞交辭呈，請求交棒后專注國家統一事務。中共中央批準，他離開奮斗二十余年的崗位。兩年里，他在北京住所翻閱臺灣經濟、交通資料，起草多份和平建議。病魔卻悄然襲來，癌癥確診，他被送進北京醫院。病榻隔壁，周恩來也在與病痛鏖戰。一次清晨，周恩來拖著掛瓶器來到床前，握住老友的手：“宜生先生，毛主席囑我轉達，他念著你北平之功。”傅作義眼皮顫動，嘴角勉力上揚，卻沒能說出完整一句話。

1974年4月19日凌晨，傅作義去世。幾日后，周恩來主持追悼會，葉劍英致詞稱其“功在國家，名垂后世”。治淮河的錦旗靜靜懸掛會場，八個紅字在燈光下顯得分外奪目。此后，人們談起傅作義，往往只記得“北平起義”“首任水利部長”，卻少有人知，當年毛主席那句輕描淡寫的關切——“你當部長是不是有職無權？”——實則點破了統戰與用人的要義，也開啟了一段治水傳奇。

歷史更迭，淮河依舊東流，黃河仍在咆哮。那些早年間壓在公文袋里的紅章，如今成為檔案館里微黃的紙頁，但它們見證了一位將軍到部長的蛻變，也昭示著制度保障與個人擔當的相互成就。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