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場突發大火，看香港和內地信息發布的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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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燕志華

11月26日，香港大埔宏福苑發生五級火災，多座民宅大廈為火吞噬。大火在28日上午終于撲滅。香港特區政府在當天下午舉行發布會，通報火災已造成128人遇難。

那些失去生命的普通人，或許在此前還在關注世界其它地方災民的坎坷命運，并為之一掬同情淚，自己卻轉瞬葬身火海。這種戚戚之感，剎那間讓我們深感人類命運情感，跨越鴻溝，同此涼熱。

一、香港大火背后的城市空間風險

這場大火吸引了內地的極大關注，除了大型企業緊急馳援之外，我們會發現內地的網絡上大火信息和分析文章大量出現，成為近年來關注香港較為集中的一個事件。這場大火后果如此嚴重，警示人們關注自己所在城市的安全問題。

從城市硬件上說，香港應該說是個高齡老化的城市。就以此次失火的宏福苑來說，是超過40多年樓齡的建筑，更多的建筑達到了50年、80年之久。我在香港街頭的時候，是詫異于香港現實的模樣和過去數十年新聞宣傳中的發達程度，是存在距離的，我想這也是很多人的看法。這自然和內地城市發展突飛猛進大有關系，事實上，內地很多城市的發達程度已經直逼全球一線城市。從城市發展的生命周期看，其步入繁榮期是和國家的崛起態勢高度相關的，國內城市的硬件設施和先進程度或許已經在最近數十年的全球城市競爭中，處于顯著領跑地位。

此次慘重火災，也讓人們更多聚焦一直以來都是熱點話題的香港住房問題。局促逼仄的居住空間，逼近人倫尊嚴的底線，是香港作為世界明星城市繁榮界面的月之暗面，構成了影響城市形象的負面因素，約束了城市的持續發展的更多可能性。不能不說，香港高齡建筑以及高密度的城市樓群，在安全管理方面是存在較大風險的。香港未來破局，或許應該從住房問題開始改變。

隨著內地城市化浪潮的退潮，一些高樓也將慢慢步入中老年。國務院安委會日前印發通知，部署開展高層建筑重大火災風險隱患排查整治行動，聚焦有人員居住和活動的高層民用建筑（包括居民住宅建筑和辦公、醫療、商業等公共建筑）開展排查整治。一些人此前也在警告，過去十多年拔地而起的高樓大廈，在未來存在諸多管理難題。香港城市治理的歷史和經驗應該說遠超內地一些年輕城市，但是面對這樣一場大火依然徒呼奈何，在社交軟件和全球傳播的眾目睽睽圍觀之下，目睹眾多鮮活生命在樓內被烈火吞噬，這提醒我們，城市需要防范各種高齡的城市病帶來的風險，尤其對于高樓的管理需要拿出具體可操作的風險防范措施。

二、香港在此次突發事件中的信息發布特點

但是我作為輿情研究者，對于此次突發大火，也非常關注香港對于此次災難的信息發布情況，并與內地城市一般做法進行了對比。

我看了香港特首和香港官員面對鏡頭的發布會，以及救災的各種進展，深感和我們日常看到的災情輿情應對大有不同。今日進行對比，并不是為了比較孰優孰劣，只是呈現我看到兩地的諸多不同，提供某種觀察視角。同時希望中國的輿情發展，未來能夠推動中國社會向著理性科學的方向發展，而不是如同當下這樣，總是深陷群體憤怒情緒不可自拔，并且在更多的時候，并未為社會留下可資借鑒的治理成果。

由于內地和香港使用的社交媒體并不一樣，客觀上形成了一種信息隔離。我的觀察或許并不全面，但是由于作了一定的信息搜集，因此形成了對于此次大火中的信息發布和信息傳播中的如下觀感。

1、事件爆發后，香港官員能夠符合社會期待地站在鏡頭面前通報災情

在災情發生后，無論是香港特首，還是相關部門負責人，都能接受電視采訪，站在鏡頭前向社會通報災情。

反觀內地，重大事件爆發后，很少看到相關負責人站在鏡頭前向社會大眾公布災情，更多是以通報的形式公布情況，見字不見人。

2、行動主體是市民而非網民

在此次事件中，人們看到香港市民紛紛到現場參與了救災，在接力中展現了香港代代相傳的“獅子山精神”，線下行動多于線上議論。

但是對于內地來說，任何一個輿情事件爆發后，幾乎都是“網上來，網上去”，人們獲得各種資訊信息和觀點，主要是從網絡獲得的。網絡影響了人們的觀點和看法，但是線下的一切，反倒處于一個次要的位置。可以說，現場沒有記者、沒有觀察者、沒有記錄者，但是線上已經吵翻天，給出了輿論審判、道德評價和量刑結果。百姓更多是以網民的身份參與事件的進程，以網民的身份發表看法、提出質疑、抨擊官員等。

3、民間力量發達，官民雙方進行了高度的互動合作

從火災的救援情況看，香港社會發達的公民自治組織發揮了極大的作用，他們和政府起到了互動合作的作用，對于民間力量的參與起到了較好的作用。

對于內地來說，每當重大事件發生后，政府自然而然地起到了主導的作用，通過宣傳等方式，喚起民間的力量，而各種自治組織和民間組織，尚處于一個發育成熟的過程中。由于社會組織并不發達，這帶來一個后果是，一旦爆發輿情，網民就直接和政府面對面，加之網民對于權力常常帶有偏見，由于缺少中間社會組織的緩沖區和防火墻，面對面常常充滿沖突性。

4、香港依然是以線下社會為主的市民社會

我們會發現，香港傳統媒體依然處于權威主導地位，他們采訪傳播的資訊，在社會中處于一個壓倒性的、具有公信力的地位。政府可以通過傳統媒體發出聲音，而媒體也能反映市民觀點看法，讓我們看到，傳統社會依然在有條不紊地運轉，而網絡只是一種補充。正如官員指出的那樣，一些謠言來自網上，相對于現實社會，網絡不過是一個對立面和爭議性的角色。

而對于內地來說，雖然線下社會依然正常運轉，但是更多的內容在網絡，一切在向網絡遷移，線上社會幾乎取代現實社會，成為人們行動的主要空間。中國社會更像個網民社會。數億網民幾乎可以說是雙腳離地，身處半空，或者雙腳沾地，但是頭部已經融入網絡，網線連著神經。人們成為一個“半人半神”的新生物了。這對于社會的影響是巨大的。

三、內地在事件爆發后的普遍做法

對于內地來說，輿情事件爆發后，輿情應對往往是有如下特點的：

1、輿情通報成為輿情應對、官民溝通的主要方式

在內地，任何地方爆發了輿情，通報幾乎成為標配，地方會第一時間發出藍底白字的通報，宣布成立了調查組進行調查，或者第一時間就通報事件真相。這重塑了網民的閱聽習慣和期待心理，事件一旦爆發，第一時間就等著看地方通報，然后從中尋找信任或者不信任的理由，稍有字句令人不滿或者出現邏輯漏洞，網絡怒火一舉爆發。一旦地方通報不及時，甚至不報，網民憤怒也是如常爆發，認為地方竟敢意圖瞞報、不報，同樣引爆次生輿情。從香港的做法看，并無我們理解的那種通報，主要是第一時間通過電視等媒體發布信息，及時和社會大眾進行了溝通，回歸了信息發布的本來樣子。

2、網民群體情緒怒潮洶涌，問責負責人成為集中訴求

在香港這場大火中，我們會注意到，官民都以救命救火為當前第一緊急事務，雙方達成了通力合作。警方在第一時間將相關嫌疑人進行了控制，而事件調查組是在撲滅明火之后的29號才宣布成立。對于火災根源的追溯和質疑，網絡也有，但是并沒有蓋過救災主題。

但是反觀內地，一旦爆發輿情，出現生命財產的損失，或者出現不公平現象，網絡群體情緒第一時間爆發，網絡掀翻怒海，各種“陰謀論”紛紛出爐，這又反過來激怒網民，紛紛要求問責相關負責人。在事件真相尚未水落石出之前，輿論審判已經給出結果，網民情緒烈火燒遍網絡。群體情緒常常在第一時間主導了事件的進程，將事件引向情緒化、非理性的方向，輿情應對更為艱難。

3、官員畏鏡頭如虎，新聞發布會漸漸減少至于絕跡

多年前，相關部門出臺了規定，重大事件發生后，地方需要盡快舉行發布會滿足公眾的知情權。但是在疫情期間一些地方舉行發布會，然后遭遇了網民憤怒情緒的反噬之后，各地的新聞發布會幾乎絕跡，或者即使有，也是匆匆進行了單向的信息發布，媒體只能埋頭記錄，而無提問機會。在負面事件爆發之后，幾乎沒有官員敢于面對鏡頭，因為在眾人怒氣沖沖的時候，很容易因為一點點的失誤而導致眾口一詞地嚴厲討伐，成為群體憤怒的犧牲品，成為真相出臺之前的第一批替罪羊。

這種畏懼鏡頭的結果，也直接導致了輿情通報滿天飛。應該說，通報滿天飛的現象，并非一個良治的手段，只是一個權衡之后更為安全的結果。

四、期待從輿情社會走向法治理性的社會

我的看法是，雖然當下很多輿情應對的方式較為有效，它是長期以來各方互動、共同摸索形成的治理模式，但是一些做法并非是一種科學思維的產物。它常常是一種權衡思維，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選項，而且某些做法，比如官方尋求妥協、更多以問責干部來平息民憤的做法，反倒并不科學，鼓勵了某種“鬧”的取向，并且偏離了法治化的軌道，反倒不利于形成一個理性科學的法治社會。

但是為何出現這種做法？是很多地方在長期的城市化、工業化進程中，由于利益出現沖突，為了盡快推動工程進展獲得GDP，地方常常拋棄法律手段和法治思維，優先使用“短平快”的行政權力，結果導致了法治、傳播、溝通等中介手段被拋棄，而由政府直接和百姓打交道，這使得利益交換成為平息矛盾的手段，結果導致了“不鬧不解決”的現象，并且地方公信力也漸漸流失。

在這個過程中，傳統媒體的表現，也令人一言難盡。一方面，他們在過去數十年的時間里，經常不能較好地服務廣大百姓，維護弱勢群體的權益，客觀上大失民望；另一方面，他們在輿論監督的過程中，過于追求對于官員的監督和問責，導致了官員嚴重的心理陰影，看不到媒體作為合作伙伴的潛在價值，而是嚴加防范，視為可怕對手。一些重要媒體的監督報道視地方干部仕途前途如兒戲，有的問政節目過于追求現場壓迫感，將問政變成問罪，將官員當做嫌犯，這些做法惡化了媒體和官員的關系，導致他們畏鏡頭如虎，也加劇了“通報滿天飛，見字不見人”的現實效應。

在今天，通報成為超級媒體的現實，并非是一種社會良治。媒體依然可以扮演更好的角色來推動社會向科學理性的方向前進。媒體對于社會的終極關懷和理性科學的專業精神，在今天群情洶涌的輿情時代具有稀缺性，和不可替代的價值，主流媒體需要認識到自己肩負的社會責任，絕非是生存和流量，而是瞭望者和引導者。網絡自媒體的負面性已經越來越凸顯，他們對于流量的價值追求已經導致了非理性、情緒化的群體情緒的蔓延，客觀上已經背離公民社會的建設方向，由于“無情緒、不傳播”的文字挑唆和閱讀習慣，10萬+作為傳播成功的傳統標準，已經越來越暴露了風險的一面。

當下群體情緒爆發的現實，其成因是多方因素造成的。大背景是中美的全球博弈，導致了社會結構和網絡心理承壓，不確定性增強。重要因素既源于網民在過去數十年和地方權力博弈纏斗過程中形成的不信任心理，和淺閱讀時代的流量追求息息相關，也和急于平息事態的短期思維有關。我們常常說，有什么樣的政府和社會，就有什么樣的網民；有什么樣的網民，就有什么樣的政府和社會。權力、社會和大眾都是相互塑造的。面對群體情緒泛濫的現實，無論單方面指責誰，都是無力的，并導致片面的歸因，由此制造新的不公。它常常是多方共謀、共同作用的產物。

在權力和網民雙方常常在輿情的漩渦里博弈的時候，我們依然寄望于主流媒體對于社會前進方向和社會價值觀的修正功能，同時，地方政府和法律部門握有重要權力，對于社會具有主導作用，應以積極的行動，為社會發展打開新局面。

我在香港遭遇大火的時候，看到兩地信息發布的異同，而產生上述的一些感想。我們不應僅僅將當下網絡群體情緒視為網絡輿情爆發的根源，而更應該將之視為網絡輿情爆發和不當應對的客觀后果。如果這樣思考問題，恰恰是打破輿情發作、平息又發作的不良循環的新契機，一種“不破不立”的破局起手。

作者簡介：

1. 燕志華 博士

2. 高級記者/紫金傳媒智庫研究員/輿情管理顧問（具體參閱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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