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仁寶：曾打造“天下第一村”，2013年逝世，上萬群眾含淚道別

“2013年3月18日早晨七點半，‘老吳走了？真的走了？’——禮堂門口的兩位老村民一句低聲對話，像針扎一樣刺進所有人的心。”那天，華西村被陰沉的天空罩得格外低。消息從醫院傳來時，電話還沒放下，人們已奔向村口，五萬名村民不斷聚攏，悄聲抽泣也掩不住腳步聲的急促。

很多外地朋友疑惑：一個村支書離世，為什么能驚動如此多的人？答案要從半個世紀前的江陰說起。1961年，華西村剛掛牌的時候，在縣里是出了名的“討飯村”。土地碎成上千塊，年人均收入不到20元，“一年四季全靠借，兩頓稀飯當生計”是當時的真實寫照。33歲的吳仁寶同樣吃著紅薯干，心里卻盤算著另外一筆賬——“要是能把田整成大方塊，讓水利通了，最少多收三成糧。”

他沒有撤退。那年冬天，他把生產隊長召到田埂上，只說了一句：“從明天開始，全部平田改土，苦一冬，富十年。”沒人相信，一個小隊會有拆田填溝的力氣。但十年里，全村硬是把1300塊零星田變成400多塊高產田，能排能灌，畝產邁過一噸線，比國家《十五年綱要》整整提前八年。

有意思的是，農業還沒站穩腳跟，他又盯上了鐵皮和螺絲。1969年深夜，他帶著二十名青年摸到廢棄糧倉，支起手搖沖床，“只要能打出一把螺絲，就是新路。”一年后，小五金廠產值與全村農業總產值相當。那是他第一次用數字證明：鄉村不必只守著鋤頭。

時間來到1978年，改革開放大幕拉開。外面傳來“包干到戶”的呼聲，華西卻沒跟風分田到戶，而是拎出一句“宜統則統、宜分則分”。地仍由集體統一經營，工副業則放手讓能人試水，利潤八二分成。按現在話說，這是一套兼容公私、柔性激勵的奇招。幾年下來，農田持續高產，企業如雨后春筍，村集體積累迅速突破百萬元。不得不說，一條“工農互哺”鏈條就此成型。

進入八十年代中期，“三化三園億元村”目標擺上桌面：工業化、農業園林化、生活小康化，三年完成產值破億。那時縣里不少人悄悄搖頭，覺得口號大。結果1988年，統計報表出來，數字不差分毫。有人問吳仁寶秘訣，他抿口茶：“賬要算長遠的，路要走跨界的。”言語樸實，卻透著企業家難得的戰略視野。

1992年春，南方傳來鄧公特區談話。當晚凌晨兩點，華西禮堂燈火通明。吳仁寶拍板：“經濟的潮要漲，我們馬上備貨。”十五天里，村里湊到兩千四百萬收鋼坯、鋁錠，賭的就是“原料先行”的邏輯。事實證明，這一招讓華西在隨后鋼價上漲期足足多賺一個多億，集體資產跳到十幾億區間。那年農歷臘月，村民分紅翻倍，幾百戶第一次在自家屋頂掛起霓虹燈。

1999年，華西股份在深交所掛牌，被稱作“中國農村第一股”。上市前，吳仁寶給員工寫了張便簽：“坐火車，別忘了帶干糧；進股市，更別忘了靠實體。”上市后幾年，無論鋼鐵、紡織還是旅游，他都堅持“產能必須落在村邊”。從資本市場吸來的水，灌進本土工廠，這種打法確保了就業，也筑起風險緩沖。

2008年金融危機，外面哀鴻一片。華西產業鏈卻像裝了減震器：鋼鐵避開外銷重回內需，旅游項目照常盈利，金融資產持倉保守。那一年，村里分紅只比上一年少了三個百分點。專家調研后給出的結論是：低杠桿、高實業、重分配。背后站著的，依舊是那位喜歡穿中山裝、發言帶鄉音的老人。

細節往往最動人。吳仁寶八十多歲了，仍每天上午十點半準時到禮堂接待參觀團，講話最多二十分鐘，剩下時間讓村干部講數據。他常說：“到華西，看賬本比聽故事管用。”這種務實勁頭，也寫在他的生活里。自家老房屋頂只鋪了彩瓦，沒裝空調；客人敬酒，他從不多飲，只回一句：“我還要看工地。”

“什么叫好干部？”吊唁隊伍里，一位從外地趕回的華西老廠長抹著眼淚說，“他讓我們老百姓兜里有錢，心里有底。”那天，靈堂外雨下得更大了。廣場上，紅旗半垂，白花一片，隊伍蜿蜒到路口。沒有統一組織，隊形卻整齊得像當年平田時的勞動大軍。吳仁寶躺在村史館前，身上蓋著黨旗，靜靜地，像是看著自己的“實驗田”再次翻騰人潮。

有人評價他是“最有名的農民”，也有人說他是“最懂市場的村支書”。不管名號如何變，村民記住的是這一點：在最缺糧、最缺錢、最缺信心的年代，他挑起擔子，硬把“討飯村”領進工業化、城鎮化、資本化的快車道。試想一下，如果當年那句“我要出門打工”成真，華西會是怎樣？沒人能給答案，但是五萬村民給了回報——用最沉默也最厚重的隊伍為他送行。

故事講到這里，時間軸清晰地落回2013年3月18日。那一天的鐘聲敲過中午，靈柩慢慢移向公墓。站在靠后位置的老漢掏出黃手絹，擦了擦眼眶，低聲嘀咕：“共產黨的干部，就得讓人過好日子。”這一語，恰是吳仁寶生前常掛嘴邊的承諾，也是“天下第一村”半世紀傳承不變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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