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是如何利用“劫機事件”打開中韓建交大門的？

1984年8月13日，中國外交部就前一年劫機事件中韓國提前釋放6名罪犯一事，表示極其不滿與憤慨，并提出嚴重抗議。

然而，當消息傳至時任韓國總統全斗煥耳中時，他既未對中國的表態予以回擊，也未屈從壓力撤回決定。他安坐于青瓦臺，心滿意足地閱畢下屬呈上的報告，同時籌謀著進一步推進中韓建交的進程。

因為在1983年，這起中韓劫機事件的真相，實則是全斗煥政府與中國大陸聯手給予臺灣當局的一記重擊。

1983年5月5日上午10時47分，中國民航296號航班搭載包括醫生、教授在內的105名乘客，自沈陽機場起飛，計劃飛往上海。彼時劫機事件時有發生，但多數劫機者意在劫財而非行兇，加之機場安保設施尚不完善，9名機組成員未能察覺機上潛藏6名偽裝成乘客的劫機分子。

平穩飛行約1小時后，飛機按計劃抵達大連上空。突然，駕駛艙外傳來數聲巨響。機長王逸軒的第一反應是遭遇劫機。但因航程較短，他起初認為爭取到的艙門防御時間足以讓飛機安全降落上海。然而，砸門聲驟停，旋即響起一連串凄厲槍聲，原來劫機者之一、可通行機場免檢通道的高干子弟高云平，已用子彈擊穿門鎖，闖入駕駛艙。

面對劫機者的指令，機長王逸軒幾乎無需思索，領頭的中年男子惡狠狠道：“飛機轉向，開往臺北！”在當時的中國大陸，幾乎所有劫機者的目標皆是挾持飛機至臺北，再由臺當局以反共義士之名給予重賞。

但聽完此言，王逸軒卻鎮定回應飛機燃油不足，無法直飛臺北。他本以為此答頗為巧妙，不料領頭者幾乎未加思索便繼續威脅：“既然去不了臺北，那就去漢城！”萬般無奈之下，機長只得遵從劫機者要求，駕機轉向東南方，飛入韓國境內。

起飛3小時后，當日下午2時10分，飛機在韓國戰斗機監視下降落于漢城近郊的春川機場。確認目的地為韓國的瞬間，劫機者如釋重負，卻未料到此番劫機竟會走向全然不同的結局。

事實上，當劫機者試圖破門闖入駕駛艙時，中國大陸方面已獲知飛機遭劫持的消息。但因劫機者持有槍支，并揚言身攜可炸毀飛機之炸藥，中方只能眼睜睜看著客機駛入韓國領空

時任中國民航局局長沈圖，在得悉劫機事件的第一時間，并未對事件圓滿解決抱有信心，當時中韓尚未正式建交，中國甚至不承認韓國為朝鮮半島南部的合法政權。

在此事件之前，中國大陸一直稱韓國為南朝鮮，并視朝鮮為半島唯一合法政權；而韓國對華態度亦同樣冷淡。樸正熙時代的韓國與臺當局關系密切，樸正熙本人甚至在蔣介石生前與其會面。依過往經驗推斷，韓國極有可能無視中方所有請求，直接將飛機、乘客及劫機犯一并移交臺當局。

然事已至此，必須應對。沈圖局長第一時間向韓方發電，希望親赴漢城交涉劫機事件，同時緊急通報當時與中國交好的美國、日本，冀望兩國能對韓國施壓，保障機上人員安全。

出乎意料的是，電報送達韓國的當日，韓國民航局長金澈榮不僅積極回應中方請求，更代為轉達了全斗煥總統之意：希望不僅是沈圖，中國還能派遣外交部高級代表赴漢城洽談。

韓方此舉令中國頗感意外，殊不知全斗煥早已在尋覓與中國大陸接觸的契機。自尼克松訪華以來，西方世界與中國大陸迅速走近，日本、美國亦相繼與中國建交，這讓全斗煥感受到壓力。除需與美國保持步調一致外，經濟上，全斗煥亦有親近中國之需，1980年的韓國剛完成本土產業升級，亟需通過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進一步推動增長，而近在咫尺的中國，正是其理想合作伙伴。

但中韓外交關系當時是東北亞最敏感議題，中韓任何交涉皆會被與韓關系緊張的朝鮮看在眼中。為顧及朝鮮立場，中國不可能主動示好韓國。因此全斗煥深知，中韓建交之門必須由韓方率先開啟。

獲悉中國客機遭劫持并迫降韓國后，全斗煥敏銳意識到，此為向中國大陸釋放善意的絕佳良機。他當即向韓國民航部門秘密下達三項指示：其一，確保機組人員與乘客安全；其二，以最高規格接待機組人員與乘客；其三，盡快將其遣返中國大陸。

全斗煥反復叮囑金澈榮，務必妥善照料中方人員，并竭力促成中國外交人員入境韓國。為保障滯留漢城的中方人員生活，全斗煥特批10萬美元，用于其在漢城期間的開銷。金澈榮秘密受命后，第一時間邀請中方赴韓洽談。

劫機事件發生不到兩日，由中國民航局局長沈圖率領的33人代表團即抵達韓國，與韓方展開磋商。當時中韓談判聚焦三大核心問題，因全斗煥授意，進展異常順利，關于飛機處置，韓方表示客機將在韓檢修后歸還中國；關于乘客與機組人員，韓方承諾盡快全部遣返，此兩項承諾已解決大部分問題。

抵韓當日，中國代表團即探望了滯留的機組與乘客。起初中方擔憂眾人會在韓遭受不公待遇，沈圖甚至緊急申請外匯以備其食宿之需，然事實證明此慮純屬多余。此次劫機事件中，韓國不僅對中方代表團以國賓禮遇相待，對乘客與機組人員亦以貴賓規格接待，更將劫機者嚴格按罪犯管控。

中韓談判三日間，全斗煥指示韓方相關部門，為驚魂未定的機組與乘客安排了漢城兩日游。在韓方陪同下，眾人參觀了漢城的高樓大廈，并登上了高達237米的南山塔。全斗煥更有意安排中方人員參觀新建成的三星電子漢城工廠，事后更向所有乘客與機組人員贈送了包括電視機在內的大批韓國電子產品。

正當乘客與機組人員為韓方高規格接待欣喜之際，談判代表團傳來佳音：經短短兩日談判，韓國已開始安排機組與乘客回國。1983年5月10日上午，中韓雙方在新羅酒店簽署劫機事件相關備忘錄。

不過，此時出現一個耐人尋味的小插曲，中國代表團雖配有外交部隨行人員，但中方仍希望此事不上升至政治層面，故落款時堅持使用中國民用航空總局名義；而韓國一心推進中韓關系，韓國外務部官員在備忘錄落款處，坦然寫上大韓民國，彰顯即便未獲對等地位，仍愿與中國拉近距離的姿態。

韓方的善意與對劫機事件的妥善處理，終使中韓邁出建交第一步。三年后的1986年漢城亞運會，當龐大的中國代表團現身漢城奧林匹克體育場時，主席臺上的全斗煥亦露出滿意笑容。

當然中韓談判并非毫無分歧，中方要求將6名劫機者引渡至中國大陸受審，而韓方因無先例，僅同意依韓國法律在本土審判。劫機事件結束后，韓國檢察院先行批捕，判處6人數年不等監禁，后因臺當局施壓，將其移交臺灣。

盡管中國大陸對此表示抗議，但這6人除劫機外，大多身負重罪。直言不諱地說，即便引渡回大陸，亦須依法嚴懲。臺當局起初為政治目的，將此6人以反共義士待之，然不出數年，其中數人便因在臺灣實施綁架、殺人等罪行，被臺當局依法執行槍決。

在這場中韓劫機事件中，真正的輸家無疑是當初將罪犯奉為義士的臺灣當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