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健國 | 一個 14 歲的“逍遙紅衛兵”(一)

1966 年 11 月 27 日 1 4 歲的朱健國在天安門留影

在“文革發動四十周年”、“文革結束三十周年”紀念前夕， 我接連采寫了幾篇關于文革博物館報道和文革史料評述，被采訪者事后稱贊我對他們的理解能“原于生活高于生活”，比有些名媒體記者還要說得深入。我想，一個文革親歷者也許會比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人 對文革更深體會——我也曾是一個紅衛兵，一個受到“紅太陽”第八次接見的十四歲的紅衛兵，雖然我其實是一個“自封的紅衛兵”，是長期一個人在家打球、下棋、練拳、拉二胡的“逍遙紅衛兵”。

有人因此很想知道“一個 14 歲的‘逍遙紅衛兵’”的故事，那么，我便大略回憶一下吧。

與班主任的隔閡奠定“逍遙派”基礎

看過電影《洪湖赤衛隊》的人，都知道聞名海內外的湖北省洪湖縣（1987 年撤縣建市為洪湖市，1951 年前屬沔陽縣），那就是我的出生地。1965 年 9 月，我考入洪湖縣一中，分在“初一四班”。

新生第一課，班主任李靈學——20 多歲的一個陽光英俊，據說是本校前幾年的高材生，因家庭成份高而不能考大學，最終留校教初中——對我們說了兩個題外話，他先說：同學們，你們要以能在我們洪湖一中讀書而自豪！告訴你們一個小消息：副縣長馮慶元的大兒子，因為差十幾分，也不能上我們這個洪湖名校，連我們學校的“半日制班”也不能讀，只能去鐵牛鄉讀職業中學，職業中學是不能考大學的！這說明，只要好好讀書，你們的前途會勝過縣長的兒子！

過了一會，他忽然側身指著黑板上方的“毛澤東主席”像與“劉少奇主席”像——兩張領袖標準像的下面有一條白底紅字的橫幅寫著“人民領袖萬歲”——對我們神秘一笑，說：據說毛主席有一次說過這樣的話，“三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同學們，毛主席這樣偉大，卻還是這樣謙虛！因此，不論你們多么聰明，成績多么優秀，也決不能驕傲自大！要警惕龜兔賽跑的悲劇！

我當時望著頭發天生卷曲，滿臉青春光彩的班主任，對他的第一段話表示贊同，因為父親是縣人辦秘書，我與副縣長馮慶元的大兒子馮海波住在一個縣委大院，常常與他一起打籃球，他確是去鐵牛鄉讀職業中學了。但對班主任的第二段“勸學篇”，則不以為然，毛主席說“三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哪里是謙虛，分明是一種宣布遠遠勝于劉少奇主席的YY自得嘛。

但我沒敢出聲，因為報名領新課本時，我不知班主任李老師是教俄語課的，指著俄語課本表示學俄文不如學英語，一下子給他留下了壞印象，從此我被排除在班干部的候選人之外。只有語文老師傅立綱，一見我的入學第一篇作文，便將其作為范文，還上墻報，送到校廣播室廣播。我對傅立綱老師悄悄說了“毛主席對劉少奇不謙虛”，傅老師嚇得趕緊掩我的嘴，連說：不要瞎說！

1965 年秋冬的學習還算是正常，雖然 11 月 10 日就有了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起“文革信號彈”，但這“文革信號彈”只在大城市引起震動 沒有讓我們這個縣級中學注意，更沒有影響我這個初一學生。

1966 年春季開學后，我才感覺到學校的“全校集合”、“全校大會”等政治活動多起來了。縣委宣傳部副部長兼校黨支部書記劉博文和校長周子良，經常向我們傳達毛主席關于“教育要革命，學制要縮短”的指示。當班主任李靈學不斷召開班務會貫徹校領導布置時，我始終是偷偷讀父親借來的《死魂靈》、《葉爾紹夫兄弟》之類蘇聯小說。但“5、16 通知”下達，6 月份后，我就不能不卷入運動了。6月 1 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北京大學哲學系總支書記聶元梓、宋一秀等七人貼出一張題為《宋碩、陸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報，提出要“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曉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毛澤東稱贊這張大字報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這下震驚全校，再加上各報轉載《人民文學》1966 年 5 月號發表的姚文元《“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 “三家村”大批判頓時席卷全校。傅立綱老師這時給我們傳閱他的寫作筆記，已不是記述他母親如何用幾十層桐油紙包住 5 元人民幣的感人故事，而是關于對鄧拓吳晗廖沫沙的大批判。這時的語文課，傅老師只教我們如何寫大批判文章，他原來掛在嘴邊的秦牧的散文《花城》，已變為姚文元的“評三家村”。為了“拿起筆做刀槍”，我也開始寫了幾篇大批判文章，有一篇自己很得意，記得題目是《軍棋，反毛澤東思想的黑棋！》，大意說，具有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革命造反派是能以弱勝強，以小勝大的，但軍棋的規則卻是，下級必須服從上級，大官必然勝過小官，連長肯定敗給團長，這嚴重違反了毛澤東思想，束縛了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造反精神。傅老師認為不錯，班主任卻對此文不感冒，我心里不服，暗自到郵局寄給《人民日報》，心想有一天登報出來，全校轟動，讓李老師臉紅。然而，一直到十年文革結束，卻始終不見它見報。我多年懷疑，是否郵局送掉了？或者我粗心大意像契訶夫筆下的“萬卡?茹科夫”，沒寫明白收信人地址？

1966 年 9 月 1 日開學，我進入“初二四班”，從此一天課都沒有上，好像課本都沒有發，全校天天都在開展革命大批判——我們的地理老師周慕賢，課講得非常生動活潑，只因喜歡用臉上的五官比喻高山河流，曾用臉比方天安門廣場，鼻子比喻天安門，結果被一個女同學寫到大批判文章中，激起全校紅衛兵的無比憤怒，被各班輪流批4判后，又召開全校批判大會，給他掛了“污蔑天安門偉大形象的資產階級走狗”的黑牌。我們的物理老師鄧豐森，人極和氣，誰都喜歡，當選了校文革領導小組成員，但不知誰揭露，鄧老師這個有妻之夫， 竟然與學校一位年輕女老師“有一腿”，在被“捉奸捉雙”后，也召開了全校批判大會。這期間，學校特別注意學習毛主席在天安門廣場第二次接見來自北京和全國各地的 50 多萬紅衛兵時的講話。特別要背誦林彪副主席在大會講話中，首次提出的“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的題詞。9 月 18 日，校廣播電臺轉播了中央電臺報道：林副主席在《關于把毛主席的著作提高到一個新階段的指示》中說，老三篇最容易懂，但最不容易做到。要把老三篇作為座右銘來學……自此，學習、背誦老三篇風靡全校，紅衛兵常常在校內隨意攔住老師，讓其背誦“老三篇”，稍有錯誤，即召開大批判會。

大約 10 月上旬，我們學校開始在各班推選“忠于毛主席的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優秀紅衛兵”當“晉京紅衛兵代表”。我與班主任關系冷淡，父親又正因歷史問題被定為“特務嫌疑”而受整，理所當然地被排斥在“紅衛兵”發展對象之外，更談不上當“晉京紅衛兵代表”。

我在無邊的憤慨中自暴自棄，同學們熱火朝天地天天到學校“關心國家大事”，我卻常常躲在家里打籃球，學二胡，成為一個少見的“逍遙派“。（未完待續）

雜文家朱健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