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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說過,在老“臺獨”分子中,“日本情結”最濃厚、“皇民意識”最根深蒂固者,當然要數“臺獨教父”李登輝。
1、李登輝的“皇民情結”
李登輝與其兄李登欽的青少年時代,是在日據時期度過的。早在“皇民化運動”開始之前,兄弟二人就已分別取日本人姓名“巖里武則”和“巖里政男”。兩人從小就在臺灣的日本學校接受教育。李登欽于1942年應征入伍,成為一名“臺籍日本兵”,效死于侵略戰場馬尼拉,其靈位迄今被供奉于靖國神社。李登輝于1944年以學徒兵身份被編入高雄高射炮部隊,也當上了一名“臺籍日本兵”,后來又到臺灣人很難進入的京都帝國大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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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教育的長期熏陶和日式生活潛移默化的影響,使他從思維方式到內心情感都是日本式的,以至在1946年準備離日返臺時,“頓時覺得喪失了人生的方向”。李登輝返臺后,已根植于內心深處的“日本情結”不但沒有隨著戰后半個世紀時間的流逝而淡化,反而越到晚年越發濃厚。
李登輝自1988年上臺伊始,便著手“本土化改革”,目的就是要按“皇民”階層的意愿和依靠“皇民”階層改造臺灣。李登輝一上臺,就把“外來”的尤其與蔣家有淵源關系的國民黨重量級人物一一擠出權力中樞,而讓“皇民化臺獨”分子把持重要職位。
諸如,由當年引領乃木希典登陸枋寮的陳中和的兒子陳啟川、孫子陳田錨先后出任高雄市長;由臺灣當局前駐日“代表”、公認的“親日派”許水德出任國民黨中央秘書長等。這既是為了表明媚日心態,也是其邁向“臺獨”的重要步驟。
1994年3月底,李登輝在接受日本右翼作家司馬遼太郎采訪時不僅哀嘆“生為臺灣人的悲哀”,而且貌似公允地說:“殖民地時代,日本所留下來的東西太多了。我認為如果只是一味地批判,不能以更科學的觀點來評價,是無法理解歷史的。”
7月9日至10日,李登輝在會見《產經新聞》社長羽佐間重彰時,為了說服日本改變以往“忽視臺灣”的態度,竟低三下四地說道:“關于過去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也應該科學地進行分析。對充實了農業基礎和社會資本予以正當的評價,這大概是臺灣式的做法”;“在亞洲,不!在全世界,我確信像臺灣這樣重視日本并親自給予支持的朋友再無他人”。
他甚至不無廉恥地說,自己是一個“說日本語,偏愛日本的總統”。
《產經新聞》臺北支局局長吉田信行,在1994年5月30日的《中國時報》上發表了《臺灣人的日本情懷與戰爭教訓》一文,極力稱贊“在臺灣看到的東方美德”,極盡挑撥臺灣省籍對立之能是。
他甚至信口雌黃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的死亡總數是中國的兩倍。吉田如此罔顧歷史的態度當然令人憤慨,而該報編輯對吉田言論照單全收,中國報紙竟成日人舌喉,“這才是真正的李摩西所謂“臺灣人的悲哀'。反映出不想做炎黃子孫的拖油瓶心態”。
1995年4月是《馬關條約》簽訂一百周年,全中國和全世界的華人都在憤怒譴責當年日本的侵略罪行,可李登輝卻讓民進黨議員呂秀蓮率團憑吊當年日本駐臺總督的故居,“感謝”日本百年前使臺灣脫離了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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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居然認為,《馬關條約》交割臺灣“以當時的國際法完全是有效的,臺灣主權移轉日本也屬完全合法”;而規定臺灣必須歸還中國的《開羅宣言》,“從國際法的觀點來看,…只是國際會議后發表的首腦宣言,并非有約束力的條約”。他們自認為已經不是中國人,自己的“根”在日本,所以想方設法到日本去“認祖歸宗”;其政治目標是先把臺灣從中國分離出去,然后歸順日本。
呂秀蓮返臺后,竟被李登輝擢升為“總統府國策顧問”。為了強化“皇民意識”,李登輝還不遺余力在臺灣推銷日本文化。諸如,用日本影片《阿信》代替介紹中國大陸風光的紀錄片《八千里路云和月》;臺灣有十多個有線電道播放日本節目,國民黨三個電視臺中的電影頻道24小時播放日本電影;把日本人鼓吹“臺獨”的著作作為“一流著作”介紹給臺灣青年;經常推薦并親自演唱的一首歌是日本歌曲——《感恩的心》,以表達對日本主子的“感恩”之情。
1996年,李登輝在與日本右翼評論家加瀨英明的合著中,大肆兜售“兩個中國論”,詭稱:
“中共說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簡直是胡說八道。…‘一個中國’是我們將來的目標。臺灣和中共各是一個政治實體,無論怎么強調‘一個中國’,都不能否認這一事實。…現在隔著海峽,一邊是水,一邊是油,水和油是不能溶到一起的。…既然采行大相徑庭的政治體制,這怎么能夠統一呢?”
1997年2月,臺灣“國立編譯局”出版了一套初中教材——《認識臺灣》。這套教材由歷史、地理、社會三篇構成,其中敘述日本殖民地時代的內容“就占了兩章29頁”。
該教材讓臺灣青少年認識家鄉、熱愛鄉土本無可厚非,但這套教材完全歪曲史實,在人為割斷兩岸血脈聯系和刻意貶損中國的同時,極力美化日本當年的殖民統治和對日本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熱情,實際是在鼓吹“去中國化”、“本土化”和培植“親日”感情。所以這套教材出籠后,立即在島內引起軒然大波,正義愛國人士強烈抨擊,媚日“臺獨”分子極力吹捧。
2、媚日的心態
李登輝長期推行“去中國化”政策,還是在臺灣同胞中造成了一些負面影響。2004年11月14日,臺灣當局“教育部”在臺灣師范大學舉辦高中歷史“九五課綱”聽證會,有一位小學女教師發言說:十多年前她問小朋友是中國人還是臺灣人,小朋友都說是中國人;十年后的今天再問,小朋友都說自己是臺灣人,沒有人說自己是中國人。再如,臺北縣某中學一位石姓歷史教師,在同年1月以自己任教的二年二班38位男生為對象進行了一次問卷調查,題目是“你認為自己是:(1)中國人;(2)臺灣人;(3)臺灣人也是中國人”。結果,38人都認為自己是“臺灣人”,無一人選擇“中國人”或“臺灣人也是中國人”。這既是李登輝和陳水扁當局所希望和操作的結果,也是日本右翼分子所希望和誘導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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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2002年9月27日的“臺獨”報紙《自由時報》,就刊登了日本“臺灣研究論壇事務局長”永山英樹的文章——《臺灣人的日本觀》,宣稱:
“戰后臺灣人被國民黨教育成‘中國人’,是臺灣人被歷史翻弄的悲哀”;“臺灣人還是應該有自己的日本觀,而不是與中國人一樣,完全以仇恨的眼光來看日本”;“臺灣人更有必要拋棄中國人意識的殘渣,以建立自己的主體性。”
如此長期教唆和巧妙誘導,怎能不產生上述我們不愿看到的結果呢?
1998年10月號的日本《文藝春秋》雜志,刊登了李登輝與到訪的日籍“臺獨”分子、杏林大學教授伊藤潔(劉明修)的問答錄——《日本喲!別上中國“三不政策”的當》。
伊藤潔說:
“日本統治臺灣長達50年,總統不但能說這么流利的日語,而且有著作為日本軍人學徒上陣的經歷。而中國卻始終要求日本對過去謝罪。”
李登輝回應道:
“日本在戰前發動了大東亞戰爭,但戰爭結束已經五十年,如今再提及往事也于事無補。對于這個問題,日本有很多人士到處在報紙、雜志上自我批判。可如果一直這么做下去,日本就會失去自信。日本現在一定要做一個有自信的國家。”
伊藤潔又說:“可是,中國大陸一直在刺激日本人的贖罪感。”
李登輝竟答稱:“不這么做就拿不到錢了呀!…我希望日本各界不要因此而失去自信,過去的日本人可不是這樣的。”
伊藤潔(劉明修)與巖里政男(李登輝)兩個假“皇民”,竟用日語對談和辱罵自己的同胞和祖國,竟傲慢地將中國政府和人民要求日本正視侵略歷史譏諷為是為了要錢,竟以日本右翼的口吻激勵日本人不要“失去自信”和不要再向中國“謝罪”,比起有良知的正直的日本人大江健三郎、小島朋之等人,是何等卑賤和令人不齒。
正所謂“漢人學得胡兒語,爭上城頭罵漢人。”李登輝還自詡22歲以前是日本人,甚至以“會說日本話和偏愛日本的總統”自居。據臺灣前“外長”錢復透露,“李的內心比現在的日本人更加日本”。曾是李登輝“外交”智囊的許介鱗,曾經建議李登輝接見日本外賓時,盡量不要直接用日語交談,最好由翻譯轉述,才不會給日本人留下把柄。
但李登輝聽不進去,說日語成為他直接表明想訪問日本的便捷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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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李登輝在接見來自美日俄加等八國30多位外賓時,竟用日語發表了半個多小時的談話。面對日本人只是其中之一的外賓,用日語而不用國際通用語言英語或母語漢語,其媚日程度可見一斑。
無獨有偶,同年8月26日某有線電視臺記者拍到的一組吳淑珍的母親上美容院的鏡頭,竟與此如出一轍。吳母對記者用漢語和臺語發問不但不予理會,還做打人狀,驅趕記者,最后用閩南語撂下一句“叫會日文的人來”,就再也不理記者。
這句話隱藏的含義是,“你們這些講國語和臺語的記者不配做平等對話的對象,通日文的人才有資格。”換言之,通日文者比普通的臺灣人高人一等,等于在說日本人比臺灣人高人一等。可見,李登輝和吳母都是站在日本殖民統治階層的位階面對臺灣人民的。
3、賣臺的行徑
李登輝卸任后,其“日本情結”發展到不惜出賣中國領土的地步。2002年9月24日,他在接受日本《沖繩時報》記者專訪時,不僅表示“對與沖繩的經濟合作有著很高的意愿”,還談到了釣魚島和沖繩的領土歸屬問題,稱:“有關琉球的歸屬問題,我的看法是非常坦白的,結論就是‘幸好是歸屬日本’”;而“中國大陸再怎么主張對釣魚臺的主權,事實上沒有證據可資證明,在國際法上沒有任何依據。”
2005年6月17日,針對石原慎太郎在接受英國《泰晤士報》專訪時所說為爭奪釣魚島“不惜發動小規模的戰爭”之叫囂,臺灣當局前海軍副參謀長蘭寧利中將披露了一件鮮為人知的往事。
早在1990年,臺灣當局軍方曾在時任“行政院長”郝柏村默許下制定了一個秘密登陸釣魚島的“漢疆演習”計劃,準備清除釣魚島上的日本建筑物,掛上“中華民國國旗”。負責執行演習任務的特種部隊人員甚至寫好了遺書,但最后階段因李登輝強行阻撓而作罷。
可見,李登輝在擔任“中華民國總統”期間,一直在暗中替日本人“保護”釣魚島。李登輝口口聲聲說“愛臺灣”,實際上他“愛日本”遠勝于“愛臺灣”,不然怎么解釋他極力頌揚日本在臺灣的殖民統治,甚至說出釣魚島是日本“領土”等行徑。
時至2008年9月下旬,李登輝在訪問沖繩時又多次拋出“釣魚臺屬于日本”之謬論,自吹“對釣魚臺問題是比較熟的”;說中國在那里發掘天然氣和石油,臺灣漁船也經常進入那一海域,“但根據海洋法來看,那是日本的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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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李登輝之流上述數典忘祖的言行表明,日本對臺灣長達50年的殖民統治確已豢養出一批具有濃厚“皇民意識”和深深“日本情結”的“臺獨”分子,也說明李登輝之輩無論在臺灣還是在日本都不是孤立的。
“臺獨”分子的這些媚日言論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后果,既幫助日本右翼分子找回了久違的“自覺”和“自信”,也激活了日本右翼勢力重新染指臺灣和重新稱霸亞洲的野心。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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