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一位年輕女孩做出一個十分驚人的舉動,她竟然要全裸接受記者采訪。
她叫蘇紫紫,本是中國人民大學的一名學生,卻因從事裸模工作陷入輿論漩渦。
這次全裸采訪,則是她反擊外界質疑的抗爭。
那么,她究竟經歷了什么?如今的她又怎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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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只看到2011年那個在鏡頭前抬頭反問“我敢看你們,你們敢看我嗎?”的女孩,卻不知道,在那句狠話之前,她走過一段怎樣的泥濘人生。
她叫王嫣蕓,湖北宜昌的一個被父母丟下的小孩。
她住在老舊筒子樓里,夏天像蒸籠,冬天像冰窖。
別人家的孩子放學有人接,她放學回家就對著空蕩的屋子發呆,只能靠在泥地里畫畫幻想一個不那么冷的世界。
真正的狠,是在生活逼到絕境之后才長出來的。
她真正的分水嶺發生在16歲那年,家里被拆遷隊逼得不得安寧,油漆潑門、鎖眼堵死、半夜打電話騷擾,把唯一疼她的奶奶都氣得中風癱在床上。
她在醫院里摸遍全身只有47塊錢,卻被要求交五千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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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種絕望不是電影里的慢鏡頭,而是一個少女當場被現實扇醒的耳光。
從那以后,她不再是個會畫小房子的孩子,而是不得不成為一家之主的“勞力”。
為了考上大學,她跪在搓衣板上看書,疼得清醒,清醒得繼續熬。
終于,她拿到中國人民大學徐悲鴻藝術學院的錄取通知書,全湖北只有一張。
那天,奶奶雖然不識字,但笑得像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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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到了北京,她很快發現讀書不能當飯吃。
房租、生活費、藥費一項項壓下來,讓她不得不面對一個讓人心酸的現實,知識救不了窮。
就在那個最難熬的冬天,她聽到一個兼職價格:一天500塊,內容是當人體模特。
她第一次脫衣服走進畫室時,暖氣明明開著,她卻冷得發抖。
那不是藝術,那是用身體換奶奶的藥錢和第二個月的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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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感受抽離,只留下一個能站著的肉體。
那時候,她不是在擺姿勢,而是在換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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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麻煩,是當她被人把“人大才女”和“裸模”連在一起丟到網上時開始的。
成千上萬的人罵她,說她丟人、說她低俗、說她糟蹋名校。
最諷刺的是,那些消失多年、對她生死不聞不問的父母,居然在這時候跳出來教訓她。
母親在電話里哭著問她“你還記得你姓王嗎?”父親讓人帶話“給祖宗丟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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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他們突然擁有了站在道德高地上的資格。
面對這種審判,她發現解釋沒有用。
既然所有人都想看,她干脆讓他們看個夠。
于是,她辦了《WHOAMI》展覽,把自己的裸照直接掛在墻上,讓那些習慣躲在屏幕后指指點點的人正面面對她。
但展覽不僅沒被理解,反而因為“尺度”被蓋黑布,被前輩譏諷成“低俗的噱頭”。
就在這時,她做出了那場震驚全國的決定:把媒體請到畫室,在幾十臺鏡頭前再次脫光。
那一刻,她不再是被動挨罵的人,而是反手把審視的目光還給那些看熱鬧的人。
她赤裸,但坦蕩;鏡頭后的人穿著衣服,卻躲躲閃閃。
她那句“我敢看你們,你們敢看我嗎?”其實不是挑釁,而是把隱藏在社會審判里的雙標撕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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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做的《潑墨》行為更像是一次情緒的出口。
零下十度,她站在雪地里,讓別人把墨水和臟話潑在她身上,然后自己一桶一桶洗掉。
像在說,你們潑我臟水可以,但我洗得掉,你們洗不掉。
可是社會從來不喜歡太鋒利的人,學校打著“建議休學”的名義把她從象牙塔里請出去,沒有抗爭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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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沒摔門、沒喊冤,只是默默背起那點可憐的行李離開。
那天,北京的風格外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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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罵到全網皆知之后,她沒有瘋、沒有墮落,而是突然消失了。
那幾年,她嘗試過一種普通人的生活,結婚、躲避、沉默。
她嫁給了一個年長的畫家,以為能找到一個不問過去的避風港。
剛開始確實安靜,可沒多久,她發現那不是港,是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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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小畫室里,她被當成助手、當成附屬品,創作被否定,想法被覆蓋。
她的名字逐漸消失,變成“某某的妻子”。
最刺耳的一次,是丈夫在爭吵中說:“難道你還想回去當那個脫衣網紅嗎?”
那句話像刀,把她這些年努力建立的尊嚴全劃碎。
她開始害怕出門、害怕鏡頭、害怕被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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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燒掉自己的畫冊,把自己縮成一個影子。
她曾經為了活命脫過衣服,如今卻因為別人隨口的一句話把自己關回黑夜。
直到2016年,她終于受夠了,凈身出戶離婚。三件衣服、一身債、一堆傷,這是她的全部重新開始。那一年她26歲,卻像剛從廢墟里爬出來。
這次,她做了最關鍵的決定,親手埋掉“蘇紫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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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名字完成了它的任務,替她擋過審視,也把她困在標簽里。
于是她重新用回本名:王嫣蕓。
再出現在公眾面前時,王嫣蕓不是脫衣服,而是上臺說話、辯論、拍紀錄片。
她站在《演說家》的舞臺上,講自己的故事,邏輯清晰得讓人意外。
在《奇葩說》里,她敢懟、敢笑、敢說真話。
她拍《萬悟生》去記錄其他女性藝術家的掙扎,把鏡頭對準別人,也對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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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嫣蕓終于用一個新的方式證明,她不需要靠裸露來爭氣,她本來就有腦子、有勇氣、有才華。
她從泥里爬起來,用最野的方式活過一次,然后又用最清醒的方式,把自己救了回來。
當記者再次問起當年那些驚世駭俗的往事,問她現在是否還會覺得羞恥,亦或是作為導演為什么不自己出鏡博關注時,她的回答平淡得像一杯白水:“我曾經太努力想讓世界看見我,現在我更愿意自己看清這個世界。”
離開那個暴風眼十幾年后,她在云南找到了暫時的寧靜。
借朋友的幫助買下破敗的老宅,開了畫室,教人畫畫,也在社交網絡上用那個曾經讓她感到陌生的本名分享著日常的瑣碎。
從那個撿垃圾維持生計的小女孩,到令人側目的裸模,再到如今這個哪怕在廢墟上也能安然作畫的王嫣蕓,她把生活潑給她的臟水,真的洗干凈了。
她終于不需要再問那個挑釁的問題,因為現在,有沒有人敢看她,對她來說,早已不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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