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9月的一個清晨,京滬線上駛過一列軍用專列。車窗外的稻田泛著金色,車廂里卻彌漫著凝重氣息——許世友在途中忽然開口,要臨時在濟南停一下。他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得給九縱弟兄上炷香。”這句話把隨行人員嚇得直冒汗,因為九縱烈士墓的準確位置至今沒搞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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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車繼續南下,政委遲浩田隨即往濟南軍區打電話,要求徹底排查當地所有烈士安葬點。電話那頭的值班軍官只回了六個字:“九縱墓地未見。”遲浩田放下話筒,眉頭緊鎖。半個小時后,他把情況如實報告許世友。許世友沉默良久,只說了一句,“再找”,然后靠在座椅上閉目,整個車廂再沒人敢講話。
九縱與濟南戰役的淵源特殊。1948年9月,第九縱隊率先奪取茂嶺山制高點并突入內城,創下“八晝夜攻下泉城”的紀錄。當時許世友兼九縱司令員,他親眼看著一千多名官兵倒在城墻根旁。“打到濟南府,活捉王耀武”是他們攻城前的口號,也是他們犧牲時胸口的吶喊。三十多年過去,連座落在哪片土地都無從確認,這才讓許世友怒火難平。
資料搜查的難點在于,當年烈士遺體多采用就地埋葬,墓前不過插根木牌,十年八年就朽了。更麻煩的是,五十年代擴建城市,原先的荒坡被翻成了廠房和菜地,許多墓隨之遷散。濟南市民政局只保留了字跡模糊的名單,所屬連隊、陣亡方位都缺失。比對信息,等于大海里撈盔。
遲浩田決定“撒網”,專門抽調二十七軍機關干部、民政干部以及地方公安合成一支三十余人的尋墓小組。他交代一句:“能找到名字最好,找不到名字也得找到骨頭。”說完,他將一張印著“九縱”二字的紅紙貼在辦公室門口,算是時刻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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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后出現的線索十分偶然。一名退休老兵因在家翻舊木箱發現一張泛黃地圖,上面用紅筆標出“烈士坑”字樣。老人回憶,這里曾埋過回龍嶺突擊連的大部分官兵。調查人員趕到現場,位置與歷城縣舊址重合,山上長滿酸棗樹,幾乎看不出人為痕跡。挖掘隊沿著三角坐標下探,僅兩鍬土便露出彈片與銹蝕鋼盔,繼續下挖,殘缺軍鞋、衣扣依次出現。確認后,無人說話,只有鐵鍬摩擦石塊的聲音。
短短十一天,先后清理出一千一百多具遺骸,其中四十余具胸前殘留織有“九”字的臂章。任務到此,本應告一段落,但新的麻煩又來了:不知誰是誰。木牌全毀,口袋里的入伍證大多被泥水浸化,只有零星能辨認的姓名牌。為了對得上號,濟南軍區和山東省檔案部門連夜翻閱六、七百份戰斗詳報,把死亡地點、火力配置與遺骸分布一一校正,最終匹配出一百四十余人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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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世友那邊的身體狀況卻急轉直下。10月初,他被確診為肺部感染伴心衰,住進南京軍區總醫院。遲浩田帶著最新進展飛往南京病房,語速很快:“墓找到了,一千一百多位,都在歷城荒嶺。部分身份已核實,其余的列名無名碑。”許世友聽完,只淡淡點頭,隨后揮手示意離開。當天夜里,許世友病情惡化,22日去世。九縱紀念碑的奠基儀式原定十一月初,他終究沒能親眼看到。
1986年春,濟南革命烈士陵園擴建完成,九縱無名烈士長眠于東側松柏之間。石碑上方刻著“濟南戰役九縱英烈”十個大字,下方一千四百六十六個名字依筆畫順序列滿四面。那一年清明,參加過濟南戰役的六十多名老兵自發來到碑前,一位老班長俯身放下一枝玉蘭,喃喃道:“你們終于有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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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九縱紀念碑竣工當天恰逢濟南全市中學生社會實踐周。幾百名十四五歲的學生肅立紀念碑前,聽講解員復述那場攻堅的數字:2.6萬傷亡,8晝夜鏖戰,10萬敵軍被殲。孩子們表情復雜,更多人開始檢索身邊是否也有無名英雄的痕跡。
時至今日,濟南市每年仍會更新九縱烈士名單。民政部門把最新比對出的名字刻在碑側的補充欄內。數據更新并不密集,但每前進一行,意味著又一位無名者終于“歸隊”。工作人員常常感慨,烈士的等待漫長,而后人所能做的,便是讓等待盡快結束。
許世友的要求最終靠后輩去完成。遲浩田后來在回憶錄中寫道:“沒能讓老首長親眼看到九縱烈士紀念碑,是一生缺憾。”他沒再多談感情,也未寫煽情句子,只在篇末留下兩行數字——一千四百六十六。這是九縱在濟南戰役中的犧牲總數,也是石碑底端最后一行醒目的刻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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