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文史 | 徐秀鈞烈士故事拾零

作者：崔若林 編輯：馮曉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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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原載于2005年版《百年西園》，經九江市潯陽區政協文史委員會授權刊發，編者對原文作了必要修訂。

就義岳師門外

民國二年（1913 年），袁世凱以“亂黨”“逆謀”“駐京刺探政情”等罪名通緝在京的部分江西議員。不知如何走漏風聲，正在北京活動的徐秀鈞隨即被袁氏密令逮捕，解押至九江，禁錮在鎖江樓里。軍法處將他施以重刑，以致體膚腐爛，蛆蟲滋生，慘不忍睹。公審時，強令他跪下，逼他招出“亂黨”，他仍頑強挺立，慷慨陳詞：“除國賊袁世凱及其走狗外，都是我們的黨人！我胸懷磊落，為國為民，何罪之有！我是國事犯，可殺不可辱！”

來源：維基文庫

當時在李烈鈞部從戎的許德珩十分欽佩徐秀鈞，為其各方奔走設法營救。許知曉官場歷來畏懼“洋人”，遂通過早期留學美國的周太贏、胡其炳（同文書院副院長）找到同文書院院長美國人庫斯非出面搭救。袁軍聽說庫斯非欲出面營救，怕夜長夢多，旋于當年 9 月 1 日在西園東隅岳師門外將徐殺害，并將其頭顱掛在西門口城墻上，數日家人不敢收尸。

民國五年（1916 年），袁世凱去世，時任潯陽公安局長的張育東曾在岳師門外立下一碑，題曰：“徐子鴻烈士就義處”。

潯人沉痛悼念

民國六年（1916 年）1 月 8 日，九江商紳學界劉廷琦、舒先庚、徐庭蘭等發起追悼徐秀鈞烈士大會，會場設在城內塔公祠（今柴桑小學）。各界到會者約二千人，挽聯約二百余幅。戚省長及省議員多郵寄挽聯，其中九江辛亥志士羅惺予《挽徐姑父子鴻》聯曰：“褒爾何榮，罪爾何辱，平生果毅無前，應有千秋垂不；先死非悲，后死非樂，天下本基未奠，淪茫四顧欲誰依。”

九江鎮守使吳金彪、潯陽道尹吳竹樓、縣知事汪念祖以及省立第三中學、高等小學、第一、第二女校等師生皆蒞會。省議會代表魏調元（九江籍）、楊賡笙（湖口籍）由省城南昌乘火車抵潯，即到會場。

下午二時追悼大會開始：先奏哀樂，次由許用之演述烈士事略，次各校學生奏哀歌，再由魏調元演說。其后各團體致祭詞、行禮，禮畢徐氏家族答謝來賓，奏哀樂攝影散會。

葬地之糾葛

烈士徐秀鈞為國事捐軀已久，尚未安葬。“今正李協和、王輔宜、趙友梅三君”派賀鑫常來九江與地方要人籌商遷葬事宜。請地方先墊洋若干購買葬地，待政府恤金領出即行歸款。此辦法得到九江地方同意，遂在自治項下撥洋一千元，在南門口外山川嶺衣缽庵后購買趙姓山場一塊，并設“遷葬事務所”于塔公祠內。

但所購之山與張姓墳山毗連，張姓葬有墳十余冢，“業經多年執有紅契，管業不料”，趙姓所立契約將張姓墳山統寫在內。此事為張姓所知，特邀“事務所”職員張云卿、馬根伯等步量，令趙姓改契，趙堅不允。張擬赴法庭起訴，“事務所”為息訟緊急開會，與張姓諸君協商良久，趙仍不允。

事情未妥前，將購買地契送交九江縣署，經裁定退出張姓墳山，并勒令趙姓減價一百元，以昭公允。這場墳地糾葛方得平息。

遷葬之儀式

烈士葬地落實后，遷葬事務所在民國六年（1917 年）3 月 25 日《申報》上刊載：“前眾議院議員徐烈士秀鈞靈櫬擇定四月十六日遷葬九江甘棠湖畔”。

四月十六日上午八時，假塔公祠為齋地點，眾人前往岳師門外迎樞入城，由八角石上正街出西門，轉新壩橫街，沿馬路送至葬地——衣缽庵后山場。九江軍、政、紳、商、學界來賓約二千人，每人贈遷葬銀牌一塊。沿途設席，路祭百處之多。九江鎮守使、潯陽道尹、九江關監督、警察廳長、縣知事均詣葬地設香案致祭。其余送葬諸人亦向靈樞行鞠躬禮，禮畢攝影散去。靈樞于是日申刻下葬。

故里之緬懷

烈士遺骨遷葬于大南門外衣缽庵后山場建墓。蔡元培撰《故眾議院議員徐君墓碑》文云：“余惟君死國事，志雖不遂，視變節求利之徒遠矣，矧為志同道合之交。”銘曰：“有慍于中，將乘時而行也。嗚呼！徐君，堅志不忍，而忽焉以亡也。家之屯也，國之殃也。銘貞石以安其藏也。”碑文由徐炳勛（字致唐）以顏體書丹勒石。

烈士墓前立華表，羅惺予題墓聯曰：“半嶺墨云沉碧血；一湖明月照丹青。”又作悼亡詩《吊徐子鴻》——（全文從略，未作改動，僅整理標點）。

徐烈士生前曾瞻養親侄徐寶璜在北大深造。蔡元培出掌北大校長，力主徐寶璜開講《新聞學》，創中國新聞教學之先例。民國十九年（1930 年）5 月 29 日，因中風“暈厥”，倒在北京大學講壇，兩天后卒于協和醫院，年僅三十七歲。

鄉人感其叔父徐烈士之忠義，痛惜徐寶璜英年早逝，遂將西園大巷口內徐氏故居改稱“鴻軒里”，取徐秀鈞（子鴻）與徐寶璜（伯軒）字號中各一字，以啟迪后人，永志不忘。

【編后記】

徐秀鈞（1879-1913年），宇子鴻，九江人，民初著名反袁志士。原西園大巷口內有徐氏家族房產數幢，1930年后，鄉人為緬懷徐子鴻之忠義，徐伯軒之博學，遂將叔侄倆人字號各取一字，命名其故居地名為“鴻軒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