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爾濱航校一教員想要走后門，領導開門見山：你快去北京找你叔叔

1973年12月，長春站外飄著細雪。身穿舊呢子大衣的徐雙九站在站臺盡頭，手里攥著一張硬座車票，北京方向。猶豫、忐忑、還有幾分不甘全寫在臉上——這一趟去見叔叔，他既怕被拒，又怕被同意。

事情要從一周前說起。哈爾濱航校年末下發招兵指標，只有兩個名額，卻有六名教職工子弟在排隊。徐雙九的女兒徐愛萍已經在北大荒插隊六年，手上的老繭比他當兵時還厚。“能不能給孩子弄個兵籍？前途、婚事都好安排。”他咬咬牙，向校領導開了口。

領導并沒拐彎抹角：“名額不夠，你去北京找你叔叔吧。要是徐帥能批，就寬松了。”話說得直接，聽得人心里發涼。徐雙九知道，這不是抬舉，而是燙手山芋——叔叔徐向前從不批條子，家里孩子插隊、當工人，全是走正規渠道。

徐雙九回家翻來覆去睡不著。女兒眼圈發黑地說：“爸，要是不行我就再干幾年。”妻子也幫腔：“別難為老首長。”可他心里清楚，再拖下去，女兒真要在農場扎根了。現實逼得他第二天就買了去北京的車票。

火車一路南下，他想起自己參軍那年。1946年，他在通化見證了東北民主聯軍航空學校掛牌，王弼、常乾坤忙得腳不沾地。跑道是用砂石鋪的，雪夜里凍得發亮，大家照樣摸黑練習撤離與滑跑。那時他感慨，共產黨連飛機都還沒幾架，卻已經琢磨著培養飛行員。二十多年過去，學校早成了空軍的搖籃，可名額永遠緊巴。

哈爾濱航校的前身，就是當年那所東北航校。二十年代出身的王弼，堅持“少而精”“實踐第一”，親自寫教材、畫示意圖，晚飯后還拉著學員看發動機剖面。不得不說，這種基因決定了后來的航校對紀律的極端看重。走后門，在這里等同彎道超車——人人都知道會被抓包。

車廂里昏暗，茶水桶起霧。他反復琢磨該怎么開口。心里打草稿：先問病情，再談家事，最后提名額？越想越虛。火車到北京已是夜里十點，他先去妹妹家借宿。妹妹見他皺眉，低聲一句：“叔叔剛做完霧化，氣喘得厲害，你別惹他生氣。”

次日上午，海軍醫院老干部病房。徐向前戴著氧氣鼻導管，神色卻硬朗。“小九來了？航校忙嗎？”他先問工作，不提家事。寒暄幾句，徐向前忽然說：“愛萍還在北大荒？”一句點破來意，徐雙九臉紅，心臟狂跳。終究硬著頭皮說了需求：航校只有兩個名額，若能多批幾個……

話沒說完，徐向前抬手制止：“軍委剛下文件，干部子女當兵按統籌分配。規定是鐵的，我不能擰。”聲音不高，卻像裁判的哨音。徐雙九急了：“叔，前門真難。”徐向前搖頭：“后門更難。條子我不會開，一個都不批。”

病房的空氣瞬間凝固，只聽得見儀器滴答。幾秒后，徐向前語氣緩下來：“告訴孩子，好好在農場干。組織不會忘了吃苦的人。”這句勸慰，比任何批條子都沉重。

三天后，徐雙九回到哈爾濱。領導見他空手而歸，嘆口氣：“果然如此。”通知隨即貼出：今年招兵名額，兩人，按公開順序錄取。徐愛萍不在名單里。

1977年，高考恢復。徐愛萍從農場直接報名，憑著六年打壩修渠練出的“牛”脾氣，硬是擠進錄取分數線，被黑龍江大學中文系錄走。錄取通知書寄到北京，徐向前拿在手里反復端詳，淡淡一句：“這路，走得正。”旁人聽來平平，卻是他對侄孫女最高的肯定。

說到底，徐向前的“嚴格”不是冷漠，而是堅持制度。早在1950年代，他就立過規矩：家屬、親屬一律按章辦事，不許特殊化。秘書給夫人安排專車，他批示“多余”；老鄉求他批拖拉機回鄉，他回電“設備歸公”；甚至自己小女兒體弱，單位想網開一面，他也只說：“身體不好就更得鍛煉。”

有人私下議論：一句話就能解決的小事，何苦讓親戚受罪？可徐向前相信，特權一開口，就像割裂的機翼，會讓規矩這架飛機失速。航校的學員早被他敲打過，“飛行靠技術，仕途靠本事”，當面訓得人臉發燙，卻沒人敢不服。

幾年后，哈爾濱航校再度擴招。招生簡章里注明：同等條件下，優先錄取有艱苦基層經歷者。徐愛萍的名字，靜靜排在候選表第六位——她沒去報。大學畢業，她被分到省城報社。有人問：“后悔沒當兵嗎？”她笑笑：“北大荒和大學，已經給夠我一生的風景。”

雪融又落，航校跑道上飛機轟鳴，故事被轟鳴聲覆蓋，卻不曾被遺忘。徐雙九仍在講臺上傳授《空軍戰例解析》，提到“紀律”兩個字時，他總會頓一下，似乎想起那趟北京之行。學生們聽得入迷，沒人知道那一頁塵封的小插曲。飛機照樣起飛，航跡干凈利落——就像那張被拒絕的條子，從未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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