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入世談判經歷艱難15年，龍永圖回憶：鄧小平逝世改變談判氛圍

1997年2月下旬的日內瓦，一陣寒風從萊蒙湖面刮過，談判代表們仍深夜亮著辦公室的燈。中國代表團剛剛收到北京發來的訃告：鄧小平逝世。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沒有改變第二天緊鑼密鼓的行程，卻意外地為之后的對局埋下伏筆。

外界往往把“入世”視作2001年的節點，其實線索要追溯到1986年7月。當年中國正式提交“復關”申請，意在回到關貿總協定的大門內。那是改革開放初期，國內對市場取向的爭論激烈，“姓社姓資”的聲音此起彼伏，官員一口氣飛往日內瓦，帶去的卻是尚未定型的政策框架。

1989年出現波折，談判被迫放緩，西方對華制裁導致會議桌幾乎荒廢。龍永圖在那段時間承擔的是技術層面統計與翻譯，看似無足輕重，卻因此熟悉了每一條條款的來龍去脈。他后來回憶：“對手拋出的每一個數字背后都有政治意圖，不能只盯著公式。”這句話在內部流傳很久。

1992年春天，鄧小平南方考察，請出了“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定調。次月，復關談判重啟。外國代表突然發現中國官方措辭大變，計劃價格與市場價格并存的說法淡出文件，這成了第一次氣氛明顯緩和的轉折。

1995年，關貿總協定升級為世貿組織，中國的申請名稱從“復關”換成“入世”。同一年，美國貿易代表署對外放話：如果北京不能讓步，美方寧可讓談判“無限期拖延”。美國的強硬，很快在服務貿易、關稅減讓、知識產權三大領域顯現。龍永圖帶隊走廊碰見美方官員，對方輕描淡寫地說：“Clock is ticking.”這句英文在代表團內部被譯成“時間站在他們那邊”。

1996年至1997年間，外貿經營權成為焦點。美方堅持要求允許外資企業直接進出口，而當時中國僅有1200多家擁有此資格的國企。龍永圖團隊提出過“逐步擴大名單”的折中案，卻被美國否決。就在僵局拉滿弦的2月19日，鄧小平逝世的新聞傳來。許多外國記者預測中國會暫停談判，結果第二天會議照常舉行，但代表團成員衣著全部換成深色西裝，場面肅然。

有意思的是，那天的交鋒意外平和。美歐日三方代表都以悼念為開場白，隨后對外貿經營權的措辭不再咄咄逼人。龍永圖暗自揣摩：政治尊重帶來情感緩沖，技術討論反而更容易推進。幾個星期后，雙方在“外資持股比例可逐年提高”上達成文字框架，為后續突破奠定了基礎。

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波及中國沿海，國內輿論再度出現“放慢入世節奏”的呼聲。擔憂人民幣遭沖擊的聲音不絕于耳，然而國務院內部評估認為，危機恰恰證明中國需要進入多邊體系，以獲取穩定的外部規則。此時克林頓政府也發現，中國需求巨大，若繼續拖延將讓歐盟與日本搶占先機，于是美方態度開始松動。

1999年春天，中美代表團在北京、日內瓦兩線穿梭。最大的攔路虎是農產品補貼與信息技術關稅。龍永圖選擇“捆綁式談判”，把關稅減讓與服務業開放互相抵換。11月15日凌晨，中美最終敲定雙邊協議，房間里傳出一片掌聲，但沒人敢高聲慶祝——歐盟的關口還在后面。

2000年初，歐盟首席代表狄爾特在日內瓦擺出“比美國再多一步”的姿態，對電信增值業務提出附加條件。那晚，龍永圖在酒店走廊徘徊數小時。據同事回憶，他曾一度紅著眼說：“辛辛苦苦闖過長板凳，最后別栽在小石頭上。”之后的十五輪拉鋸，從互惠稅率到金融承諾逐條拆解，直到10月雙方在北京草簽文本，文件厚達三百多頁。

2001年11月10日深夜，多哈會議中心燈火通明。世貿組織153個代表團齊聚，輪到中國代表團在主席臺上簽字時，全場相機快門此起彼伏。僅僅一個月后，中國成為第143個成員國。外界注意到，中國在關稅、服務貿易等38個領域做出超過900項法律承諾，一旦生效就再也不能單邊更改。

時間走到今天，中國GDP總量超過17萬億美元，貨物貿易規模居世界第一。對比當年的談判文本，絕大多數承諾不僅兌現，還提前擴容。不得不說，15年談判背后隱藏的是制度自信的成形歷程：先把門推開，再在規則中尋找主動權，而非靠行政豁免求一時之穩。

有人問龍永圖，如果當年談崩，中國會怎樣？他的答復簡潔：“規則不會等人，你不在桌上，就會在菜單上。”這句帶著些許戲謔的話，在諸多場合被引用。事實證明，正是那15年艱難跋涉，讓“被動適應”轉向了“主動融入”，也讓談判桌變成觀察世界經濟脈動的前沿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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