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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的成都望江公園,陽光把竹林濾得透亮,顧城穿著簡單的襯衫,謝燁站在他身旁,嘴角帶著淺淺笑意。
照片里的兩人眼里滿是對未來的期許,但誰能想到,照片里相視而笑的伴侶,會走向上吊自盡的慘烈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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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23歲的顧城已經憑借幾首朦朧詩在文壇嶄露頭角,21歲的謝燁還是個熱愛文學的姑娘,在一列從上海開往北京的火車上,顧城被明眸皓齒的謝燁吸引,悄悄打量著謝燁。
下車前,顧城把自己北京的住址寫在紙條上遞給謝燁,他沒指望這段火車上的邂逅能有下文,可謝燁是真的欣賞顧城的才華,回到北京后,她拿著地址在偌大的城市里輾轉尋覓,終于找到了顧城的住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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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重逢讓兩顆熱愛文學的心迅速靠近,他們開始了頻繁的書信往來,字里行間全是年輕男女的熾熱與真誠。
顧城寫給謝燁的詩里滿是贊美,謝燁也被這份純粹的愛慕打動,盡管家人強烈反對這段感情,因為顧城沒有固定工作,在那個看重安穩的年代,這樣的伴侶實在讓人放心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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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證明自己能給謝燁幸福,顧城拼命寫詩賺稿費,天天睡在謝燁家門口,用這種極端的方式表達決心。
他還專門去精神病醫院做了檢查,醫生出具的證明顯示他精神正常,這才稍稍打消了謝家的顧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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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四年的堅持,兩人終于在1983年8月8日在上海登記結婚,半年后搬到北京生活。
婚后的一段日子里,顧城確實格外珍視謝燁,他參加詩歌活動時,只要主辦方不邀請謝燁,他大多不會單獨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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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燁也心甘情愿地照顧著顧城的生活,幫他整理稿子、處理出版事宜,甚至包攬了所有家務。
顧城在詩里把婚姻生活描繪得浪漫又美好,可現實中的相處,已經開始顯露不為人知的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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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城的生活能力極差,除了寫詩幾乎什么都不會,他把臟衣服泡在水里幾天,就覺得水會軟化污垢,直接拎出來晾曬。
做菜從不切食材,白菜整片煮,肉也整塊燉,謝燁不在家的時候,他常常衣衫不整、食不果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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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讓人難以接受的是他強烈的控制欲,他要求謝燁辭職在家,不準打扮、不準戴首飾、不準剪頭發,甚至限制她和異性交往。
謝燁起初是愿意包容的,她把這份包容當成對愛情的堅守,對才華的崇拜,可這份包容,漸漸變成了對自我的壓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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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原本也是個有文學追求的創作者,詩歌還被選入多種選集,可婚后她的精力幾乎全被顧城和家庭占據,自己的創作漸漸停滯。
1986年12月,四川《星星》詩刊舉辦,在這次的詩會上,他們認識22歲的北大女生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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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燁一開始很喜歡這個活潑開朗的姑娘,兩人很快成了閨蜜,卻沒料到這個女孩會成為日后摧毀自己婚姻的導火索。
1987年,顧城和謝燁受邀前往德國參加詩歌節,這次出國打開了顧城的眼界,也讓他更加向往遠離塵囂的生活,之后的幾年里,他們輾轉多個國家參加學術交流,顧城的詩歌在國際上也獲得了一定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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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月,顧城接受新西蘭奧克蘭大學亞語系的聘請,帶著謝燁移居新西蘭,同年3月,謝燁生下了兒子,顧城給孩子取了個小名“木耳”。
本以為新的環境能讓這段關系更加穩定,可顧城的性格缺陷卻在陌生的環境里暴露得更加明顯,他無法適應大學的教學工作,不到一年就辭職了,帶著謝燁搬到了距離奧克蘭20多公里外的一座小島,他給這座島取名“激流島”,想要在這里過隱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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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流島的風景確實優美,宛如世外桃源,顧城在這里養雞種菜,潛心寫詩,看似過上了理想中的生活,可這種與世隔絕的日子,也讓顧城的偏執和控制欲變本加厲。他不允許謝燁和外界過多接觸,甚至對剛出生的兒子也充滿排斥。
顧城一直反對生孩子,他覺得孩子會搶走謝燁對他的愛,謝燁之前兩次懷孕,都在他的堅持下做了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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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在新西蘭懷孕,謝燁實在舍不得,一拖再拖才保住了木耳,可兒子的出生,果然讓顧城變得更加焦躁,他經常對謝燁發脾氣,還不準她過多照顧孩子。
謝燁無奈之下,只能把木耳托付給當地的家庭撫養,甚至被顧城禁止去探望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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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母親,不能陪伴在孩子身邊,這種痛苦是難以言說的,可謝燁還是選擇了隱忍,她依舊抱著一絲希望,覺得顧城只是一時無法適應,總有一天會改變。
1990年,顧城把李英接到了激流島,此時的李英已經和已婚的詩人劉湛秋有過一段感情,可她始終對顧城念念不忘,覺得顧城才是自己的靈魂伴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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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城邀請李英來島上,謝燁雖然內心痛苦,卻還是默認了這件事,就這樣,三人開始了一段畸形的 “三人行” 生活。
顧城曾說,李英和他骨子里是一樣的,而謝燁是他造就的,這句話道破了這段關系的本質,顧城把謝燁當成可以隨意掌控的附屬品,而把李英視為精神共鳴的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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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荒唐的關系中。謝燁開始變得憔悴,幾乎停止了創作,把所有精力都放在維持這段畸形的關系上。
三個人的空間實在太過擁擠,矛盾很快就爆發了,顧城既想擁有謝燁的照顧,又想得到李英的精神慰藉,可這兩個女人都有自己的需求和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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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3月初,顧城和謝燁受邀前往德國從事文學工作,李英被獨自留在了激流島,留在島上的李英很快接受了一個英國移民的求婚,前往悉尼定居。
李英的離開,對顧城造成了巨大的打擊,他無法接受自己被“靈魂伴侶”拋棄的事實,他把所有的怨氣都撒在了謝燁身上,動輒打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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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燁此時也已經心灰意冷,開始為自己的生活尋找新的出路,而顧城在這段時間里,開始創作《英兒》,書里面滿是對李英的懷念和美化,字里行間都在指責謝燁的“背叛”。
學者陳力川曾在1992年年底遇到顧城和謝燁時,當他小心翼翼地詢問兩人近況時,顧城竟然直言:“我早晚要殺了謝燁。”,謝燁不是沒有意識到危險,可她始終無法下定決心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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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0月8日,謝燁已經下定決心要離開顧城,開始新的生活,可這個決定,徹底激怒了顧城,當天,顧城用斧頭重傷了謝燁。
事發時,顧城的姐姐顧鄉正好在場,她看到謝燁倒在通往住所的小路上,還有微弱的呼吸。而顧城則在一旁冷靜的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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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鄉趕緊去查看謝燁的情況,等她回頭再找顧城時,他已經在家門口的大樹上上吊自盡了。
謝燁被緊急用直升飛機送往醫院,經過一個半小時的搶救,最終還是因傷勢過重不治身亡,年僅35歲,顧城死時3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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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城的遺書里,沒有絲毫對自己行為的懺悔,反而充滿了對謝燁的指責和對自身遭遇的抱怨,他給兒子木耳留下的遺言只有一句:“愿你別太像我。”
這句話或許是他一生里最清醒的認知,可惜這份清醒來得太晚,已經無法挽回任何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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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城的姐姐顧鄉處理了兩人的后事,之后把木耳接到自己身邊撫養,家人一直對木耳隱瞞真實情況,直到2006年,18歲的木耳才得知了全部真相。
幸運的是,木耳沒有受到父母悲劇的過多影響,他長成了一個獨立開朗、聰明溫和的人,過著平靜幸福的生活,真正做到了“別太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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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城和謝燁的故事,成了中國文壇史上一道難以愈合的傷疤,它不僅是一段個人婚姻的悲劇,更折射出一個時代的文化現象和人性困境,那個詩歌狂熱的年代,人們過分追求精神的契合,卻忽視了現實生活的復雜,美好的愛情需要相互尊重,健全的人格遠比出眾的才華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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