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軍當眾槍殺手無寸鐵者，聯合國發聲

文︱陸棄

有時候你真會懷疑，這個世界是不是已經對“震驚”兩個字免疫了。因為每天發生的事都在刷新底線。可聯合國人權辦公室這次還是忍不住了，直接點名震驚，說以色列軍警在約旦河西岸對兩名巴勒斯坦人的槍殺“相當于直接處決”。注意，是相當于直接處決，不是誤傷、不是誤判，也不是戰斗混亂中不可避免的代價。

這是發生在鏡頭之下的事，發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發生在一個人已經舉起雙手、甚至掀起衣服、再乖不過的投降姿態之后。整個過程簡單到讓人心涼，他們照做了所有教科書要求的動作，然后還是被帶回建筑里，死在槍口下。這不是戰爭現場，這是人在告訴世界：我沒有威脅。我不動。我躺下。我投降。你想怎么審問你來。但回答他們的，是子彈。

這種畫面之所以讓聯合國都要發聲，是因為它徹底撕掉了所謂“反恐行動”的遮羞布。你要說抓捕嫌疑人，那應該是審訊。你要說當場危險，那畫面里兩個人乖得像被點名的小學生。但結果卻是子彈先到，解釋永遠落后。

更刺眼的是，以色列政府內部有人直接在網絡上鼓掌。國家安全部長本格維爾公開表示“恐怖分子就應該死”。這話在世界任何角落都能掀翻屋頂，他卻能說得輕松，還配一起被點“贊同”的語氣。一個國家要怎么走到這一步，才能讓高官在鏡頭前贊成一種近似公開處決的做法？

更扎心的是，事件發生后，三名涉案警員被帶去問訊八小時，隨后安然無恙被釋放。律師的解釋也很熟悉，說他們“感覺生命受到威脅”，所以依法開槍。鏡頭里的畫面似乎不重要，他們是否投降不重要，當事人的感覺才重要。只要說感覺到了威脅，一切行為都會自動獲得赦免。這種邏輯用在道路暴力都說不過去，更別說是在盤踞幾十年悲劇的土地上。

于是你能理解為什么人權組織會說“以色列境內沒有任何機制能阻止屠殺”。因為機制本身就站在屠殺這一邊。拍到不行，舉報不行，國際譴責不行，連當地的司法程序都形同虛設。這樣的環境會培育出的不是正義，而是肆意。

本格維爾的態度只是把這種氛圍赤裸裸地擺在桌子上。他說的是“應該死”，潛臺詞是“你們問什么問，我覺得他們該死，所以他們死了就對了”。這個邏輯一旦成立，所謂法律就不再是制度，而只是擺設。

而這段視頻真正震撼的地方在于，它不是黑夜里的混亂，也不是槍林彈雨中的誤中。那是兩個人舉著手，被命令跪下，遵從每一個指令，然后被帶回樓里。每一步都清晰，每一步都乖順，每一步都在等待法律接管。結果他們等到的，是一聲悶響，是一種連聯合國都要皺眉的沉默。

人權辦公室說，這是即決處決。這四個字比譴責更諷刺，因為它直接點穿了一切謊言。以色列軍方聲明說他們是恐怖網絡成員，這是隨后補上的標簽。標簽可以隨時貼上，槍聲卻不會因為標簽更早響起。過程擺在視頻里，不會說謊。

也難怪聯合國要撕破一點外交客套了。他們說，11月以來，已經有21名巴勒斯坦人死在以軍槍下，其中包括9名孩子。以色列政府卻總說“依法行動”。可如果兩名赤手空拳、已經投降的人都能被“依法”射殺，那法律到底站在哪一邊？

以色列媒體甚至報道，自去年十月起，西岸已經死了上千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兩百多是孩子。這個數字放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會引發集體性悲痛，但在這里卻像天氣一樣被報導。今天是多少度，昨天死了幾個人，一切都如此麻木。

這種麻木不是天生的，而是背后有人推動的。要讓一個社會認為“那群人可以隨時死”，其實并不難。先說他們是恐怖分子，再說他們是威脅，再說他們不值得信任，最后一句“依法行動”一蓋章，一切就被塑造成正義行動。越說越順，越順越危險。

國際社會呼吁要追責，以色列人權組織也說當地沒有正義機制。但世界的呼吁和當地的機制之間隔著鐵墻。這個鐵墻不是實體，而是立場，是幾十年累出的仇恨，也是被不斷強化的絕對化敘事。只要相信對方不是人，就永遠不覺得殺人有錯。

這次事件更像是一個壓抑已久的縮影。把所有掩蓋、粉飾、包裝都一瞬間撕開，露出的是一張讓人不敢直視的現實。聯合國發言人用了一個詞，叫“令人發指”。你很難在這種官式語言里看到這種程度的憤怒。這表示事情嚴重到連維持政治腔調都來不及了。

不管以色列方面如何解釋，鏡頭已經說話。畫面不會編輯情緒，子彈不會修飾動機，投降的動作也不會偽造。面對一個已經趴在地上的人開槍，世界不需要調查才能得出基本判斷。那是一種根本不在乎規則、不在乎警告、不在乎旁人眼光的行為。

這就是為什么人權組織說以色列存在“有罪不罰”。可以被拍到，可以被全世界看到，可以被聯合國點名，但仍然不會真正改變任何事。因為制度本身并不覺得有罪。只有認為自己無罪的人，才會反感審訊、反感外界質疑、反感哪怕一絲的問責。世界的憤怒再多，似乎都難撼動那片土地上已經盤根的暴力循環。每一次被拍到的悲劇，只是讓世界再次想起那里每天發生的事。而每一次沒有拍到的悲劇，可能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