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宋任窮找到紀登奎勸他辭職，紀登奎：堅決服從中央安排

1979年盛夏的一個傍晚，北京木樨地的風帶著些悶熱。紀登奎推開窗子，看著遠處燈光次第亮起，嘆了口氣。三中全會后的局勢正在快速調整，老同事們都在猜：下一步，人事會怎么動？他心里有數，卻一直等一個正式信號。

回憶倒退到1951年初春，許昌火車站蒸汽機車長鳴，28歲的紀登奎手握厚厚的統計表登上專列向毛澤東匯報。當年那份沉著與細致，直接把他從地委副書記推向了“中央視野”。河南隨后大搞農業宣傳，《人民日報》頭版點名許昌經驗，諸多干部第一次知道“紀登奎”三個字怎么寫。

再次被高層注意，是1967年“九大”之前。河南省革委會副主任的任命文件寫得干凈利落，但背后有一段曲折：一月風暴中，他短暫“失聯”，仍在暗中協調河南局勢。毛主席鄭州專列召見時握手說：“老朋友，好久不見。”幾句話便解開了他半年的沉重。

進入七十年代，紀登奎身份陡然疊加：國務院副總理、軍委辦事組成員、北京軍區政委。1970年12月那場“摻沙子”會議令人記憶猶新。毛主席看著桌子另一側的葉群、吳法憲等人，忽然說道：“軍委辦事組板結，需要動動。”隨后點名紀登奎。“你當過團政委，從地方來，更清醒。”紀登奎當場應答：“聽命令就是。”一句“聽命令”成了會場里最響亮的回應。

不得不說，掌握首都防務是把雙刃劍。1976年四五運動，北京街頭人潮洶涌，北京軍區處置任何一步都必須掂量。紀登奎在軍區禮堂對干部講：“穩字當頭，千萬別亂來。”最終平穩收場，為他積攢了難得的政治信譽。

三中全會后，軍隊要聚焦備戰，地方要抓經濟騰飛，黨內提出“只進不出”的過渡方案。紀登奎卻看得透：“自己年過半百，經歷特殊時期太多，不退不行。”他私下告訴吳德：“和平年代，軍權是把重器，握得久了就要交出去。”吳德提醒他多等等，“組織會有安排”。這種對話，被警衛記錄在當年的值班日志里，無奈字句如今已泛黃。

1980年4月，宋任窮與王鶴壽奉命登門。坐定后，宋任窮開門見山：“中央考慮大局，準備調整政治局。你的意思呢？”紀登奎放下茶杯，只說一句：“堅決服從。”王鶴壽追問：“有沒有困難？”紀登奎擺擺手：“沒有個人困難，只有工作交接。”對話不過數十秒，卻將其態度表露無遺。

十一屆五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上宣讀免除汪東興、紀登奎、吳德、陳錫聯相關職務的決定，會場寂靜。幾位老將同時退下，標志著文革后高層人事調整告一段落。不少與會者后來回憶：紀登奎在臺下神情平和，像完成一件再普通不過的公事。

辭去職務后，他被安排到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做部級研究員。這個崗位遠離聚光燈，卻符合他的興趣。河南出身，讓他天生對農業有感情。1982年至1987年，他領銜起草了數十份關于農業稅、鄉鎮企業和家庭聯產承包制配套問題的調研報告，多次深入山西、安徽、江西。基層干部稱他“老紀頭”，說話硬朗，數據張口就來。

遺憾的是，1988年7月13日晚，心臟病突發奪走了他的生命。書房里，兩本已經列好提綱的回憶錄靜靜放著：一本寫個人經歷，一本寫中央機關工作見聞，終究沒能落筆。外界對他在要害年份起草文件的細節一直好奇，卻再無答案。

縱觀紀登奎的一生，幾個片段清晰：1951年的專列匯報，1967年的鄭州握手，1970年的“摻沙子”，1976年的穩控北京，以及1980年的決絕辭職。有人評價，他總能在恰當時間做好退與進的抉擇；也有人說，這是老一代干部的政治直覺。無論如何，宋任窮登門那一刻起，一個政治周期宣告結束，而紀登奎的選擇為自己也為中央提供了最省事、最干脆的解決方式。

今天翻閱檔案，當年那份辭職申請只有寥寥數行：“本人請求退出黨和國家領導崗位，交由組織統籌。紀登奎，1980年5月。”字跡端正，沒有感嘆號，沒有形容詞，似乎在提醒后人：政治歸根到底是一份職責，時機一到，放下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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