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2025銀聯全球合作伙伴大會:開放支付的創新實踐暨互聯互通成果發布會在上海舉行。這本是一場常規的行業發布會,卻因匯聚了多家國際卡組織,以及眾多全球金融機構與科技企業而備受市場關注。曾經處于競爭關系的各家機構齊聚一堂,這一現象背后的深意引發了市場的熱議,這件事我們到底該怎么看呢?
金融業出海的“單兵突進”與成長困境
縱覽中國金融業的國際化歷程,其起點可追溯至改革開放初期。隨著中國經濟與全球市場的初步對接,金融企業的“走出去”需求應運而生。上世紀80年代,中國銀行率先在海外設立分支機構,開啟了中國金融業國際化的序幕;進入90年代,隨著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推進,工商銀行、建設銀行等國有大行紛紛跟進,在全球主要金融中心布局網點,服務于中資企業的跨境貿易需求。這一階段的出海模式,本質上是“單兵突進”式的單點突破,各家金融機構根據自身業務需求獨立規劃、自主發展,形成了“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的格局。
在特定歷史時期,這種分散化的出海模式曾發揮過積極作用,幫助中國金融企業積累了初步的國際運營經驗,也為跨境貿易提供了基礎金融支撐。但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深化和金融科技的迭代,“單兵突進”的弊端逐漸凸顯,各類瓶頸逐一顯現。
支付產業作為金融業國際化的前沿領域,其遭遇的困境尤為典型。中國憑借二維碼支付的技術創新,在國內實現了移動支付的快速普及,市場滲透率遠超全球其他地區。但這種“超前發展”卻意外造成了支付體系的“孤島效應”,國內主流的掃碼支付模式與部分國外市場的卡基支付體系存在技術壁壘,導致外國游客來華后面臨“支付無門”的窘境:用慣了銀行卡的境外人士,在國內許多商鋪無法刷卡消費,下載本地支付APP又受限于身份認證與銀行卡綁定等問題,甚至出現“打不到車、買不了水”的尷尬場景。這種“先進反成障礙”的現象,深刻揭示了傳統國際化模式的弊端:忽視產業生態的協同性,單純追求技術領先或市場份額,最終會陷入“局部最優而非全局最優”的困境。
構建“卡碼Pay”全產品解決方案的銀聯探索
當“單兵突進”的國際化模式遭遇瓶頸時,中國金融企業開始集體反思國際化的核心邏輯。現代金融產業的競爭已不再是單一企業間的較量,而是生態系統之間的競爭,誰能構建更具包容性的生態,誰就能占據產業發展的制高點。
在這其中,中國銀聯無疑是最具代表的一家機構,從2024年啟動的“錦繡行動”開始,銀聯通過構建“卡碼Pay”全產品解決方案,打破技術壁壘與模式偏見,以包容性開放重構支付產業生態。
“卡碼Pay”全產品解決方案的核心創新,在于打破了“非卡即碼”的二元對立思維,將銀行卡與二維碼支付的優勢進行融合,形成覆蓋全場景的支付產品矩陣。這一方案并非簡單地將幾種支付方式疊加,而是從用戶需求出發,努力實現支付工具的“按需適配”。
互聯互通背后的包容性發展路徑
在“卡碼協同”的產品創新基礎上,銀聯進一步邁出了互聯互通的關鍵一步,而這一進程的核心邏輯,是尊重差異、包容多元的發展理念。互聯互通的本質是通過打破組織邊界與技術壁壘,實現產業資源的優化配置,從而產生“1+1>2”的協同效應。銀聯的互聯互通實踐,并非簡單的系統對接,而是以開放心態構建“各取所需、各展所長”的生態網絡。
這種包容性首先體現在對各國支付特色的尊重上。銀聯在推動跨境支付互聯互通時,始終堅持“本地化優先”原則,不搞“一刀切”的標準輸出,而是主動適配當地的支付體系與用戶習慣。例如,在東南亞,銀聯與泰國PromptPay、印尼QRIS等本地主流支付標準實現對接,中國用戶使用云閃付即可在印尼約3900萬家QRIS商戶消費,而印尼33款電子錢包也能在中國試點商戶直接支付。這種“尊重本地規則、融入本地生態”的做法,徹底改變了中國金融企業以往“自帶標準出海”的生硬模式,贏得了當地機構與用戶的認可。
包容性還體現在對各類參與機構的開放態度上。互聯互通網絡不設“準入門檻”,無論是國際大型卡組織、跨國銀行,還是本土中小支付機構,都能在平等合作的基礎上參與其中。2025年7月上線試運行的跨境二維碼統一網關,正是這種開放理念的集中體現。作為統一網關的主要承建方和運維方,銀聯承擔了技術架構搭建與系統保障任務,但始終堅持“共建共享”的原則,與產業各方共同完善網關功能。這一網關通過“一點接入、全網互通”的標準化服務,將境外機構的接入周期從數月縮短至數周甚至數日,零接入費政策更顯著降低了中小機構的參與成本,目前已接入多家境內外主流機構。
這種包容性的互聯互通,已取得了顯著的生態效應,它構建了一個“正反饋循環”:參與機構越多,支付網絡的價值越大;網絡價值越大,吸引的參與機構就越多。這種良性循環正在不斷擴大全球支付市場的兼容范圍,為中國金融業的國際化開辟了全新空間。
新“四方模式”引領產業生態重構
銀聯的互聯互通實踐,歸根結底是依托一種全新的產業模式,即新“四方模式”,何為新“四方模式”呢?我們要先說一下,什么是“四方模式”?
傳統的支付“四方模式”由發卡機構、收單機構、轉接清算機構和商戶構成,各參與方的角色定位固定,業務邊界清晰,形成了相對傳統的價值鏈。隨著金融科技的發展和用戶需求的多元化,以及適應跨境支付的復雜需求,各參與方之間對有效協同、技術標準統一有了新的要求。銀聯在原有模式上創新升華的新“四方模式”則對這一鏈條進行了系統性重構,將發卡側拓展為涵蓋錢包及行業機構的“泛賬戶方”,收單側延伸為包含新型收單與聚合服務商的“泛受理方”,轉接清算機構則升級為“轉接清算-技術-渠道”三位一體的協同平臺。
新“四方模式”的開放屬性,使其能夠包容不同的技術選擇與發展路徑。在這一模式下,既可以保留傳統的卡基支付方式,也支持二維碼、NFC等新興支付技術;既適配中國市場的移動支付習慣,也兼容全球主流的支付標準。這種“兼容并包”的特性,使得銀聯的生態網絡能夠跨越技術代際與地域差異,將原先單一機構難以觸及的市場邊界,轉化為各方共同參與的增量市場。
新“四方模式”的實踐,也推動銀聯實現了從“技術接受者”向“標準共建者”的轉型。銀聯不再被動適應國際規則,而是通過參與國際開放協議、負責人工智能應用中試基地項目建設等方式,積極參與全球支付標準的制定。這種轉型的意義在于,中國支付產業作為全球支付體系的“共建者”,通過輸出技術經驗與生態理念,為全球支付產業的發展貢獻中國智慧。
中國銀聯開放支付的創新實踐暨互聯互通成果發布會,本質上是中國金融業開放范式轉型的縮影,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市場容量巨大,沒有必要陷入零和博弈的“惡性”競爭狀態。相反,通過加強國內外機構間的合作,可以在保持各自特色的前提下尋求共同發展。正如銀聯所展現出來的那樣,只有秉持開放的心態,才能在日益復雜的全球經濟環境中找到屬于自己的位置,并為整個行業的進步貢獻力量。
銀聯的探索告訴我們,真正的金融開放不是替代性擴張,而是通過尊重差異、適配多樣,讓每個國家的支付習慣都能找到合適方案,讓每家機構的創新價值都能獲得發展空間,這才是銀聯探索開放支付最大的價值所在。
來源:微信公眾號”薛洪言微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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