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回來,建安十五年冬天的巴丘來信像一塊冰砸進江面,周瑜病逝,年止三十六。江東人聲鼎沸忽然靜了,孫權換素服親臨哭奠,不像作秀,像真疼痛。我覺得這種悲慟,宛如風里折斷的旗桿,難道不是嗎?當時的士族、軍營、市井都被這消息牽動,像潮水一起退去。
說到三國謀士,很多人一提就想起諸葛亮——可真的是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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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史料記載,赤壁之戰集中體現周瑜的統帥之才。建安十三年,曹操南下,自稱“八十萬”,鼓聲陣陣,硝煙彌漫,江東人心搖動,投降之論此起彼伏。張昭主降,其意像石一般沉重;周瑜卻以陳詞激昂,剖析對手短板:北軍水土不服、荊州新附未穩、冬季運糧艱難——綜觀全局,其判斷抓住了要害。在我看來,這種洞察是把脈戰局的“刀”,短促而準確。設問一句:如果當時沒有這番分析,江東還扛得住嗎?
黃蓋火攻,乃其策之奇;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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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時機、聯絡、佯降之細,皆周瑜統合。曹操退卻,言疫作、焚舟自保——此辯,實為功業之遮。個人認為,這種“自我解嘲”,好比給敗績涂一層薄粉…終究蓋不住裂痕。
縱觀過往,周瑜常被戲曲與話本塑成狹隘之人,諸葛亮被神光環繞。細細想想,這種敘事天差地別。周走赤壁,以少擊眾,定鼎江流之勢;諸葛北伐屢舉而難成——我并非貶抑蜀漢國力,只是覺得對比之下,勝負與資源的差距,像兩條逆向的河道,擰在一起。
戰后不久,周瑜主張西取益州、據襄陽,水陸并進,以荊州為鋒、益州為腹,直逼關中,這是戰略板塊的重新拼接。隆中對妙在構想,但荊州一失,執行路徑便崩塌。在我看來,江東應西進而非北上——就像現在做產業布局,選錯方向,再多資源也會消耗殆盡。這是為什么呢?方向比手段更要緊。
可惜,巴丘風冷,周瑜籌備益州之役時病逝。他臨終薦魯肅接位,胸懷天下,不計私恩。假設那個年代能給他多五年——哪怕到建安二十年——我真沒想到江東會因此完全不同:荊州穩住、益州拿下,長江像一道鐵鎖,魏軍北望也只能嘆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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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繼者呢?魯肅穩守,呂蒙有銳卻缺全局,陸遜用兵謹慎。相比之下,周瑜的格局更大。換個角度看,東吳自此由進取轉守勢,這種轉向就像車頭輕輕一偏,后續行程全部改變。在我看來,戰略的“牽一發”,真的是牽動全身。
設想更遠些:如果周瑜掌控全長江,與曹魏分庭抗禮,等到曹丕篡漢那一刻,江東或能以“順時之名”發動統一之戰——這并非狂言,而是一種時機與空間的交叉。我不禁感慨,歲月痕跡里,少一人,格局就會折一角。
江東本就偏安,書香陣陣的士族院落,更愿意守一隅。周瑜的特別之處是出身士門卻胸懷山河。后來呂蒙偷襲荊州,孫劉盟裂,短期得地,長期失信,類似于今天的“拆橋過河”。難道不該更遠看一步嗎?這波及的是整個盤面。
周瑜三十六歲而逝,正值鋒芒畢露之期。在我看來,他的早亡不僅左右了東吳命運,也牽動了三國的棋局。我們現在回頭看,褒貶應回歸客觀:周非戲本中妒賢之輩,實為臨陣能斷、遠謀能定之帥。這告訴我們,人物評價需脫離神化與臉譜化——方能見其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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