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第一謀士在東吳，水平遠勝諸葛亮，他若不死或許天下就歸吳了

話說回來，建安十五年冬天的巴丘來信像一塊冰砸進江面，周瑜病逝，年止三十六。江東人聲鼎沸忽然靜了，孫權換素服親臨哭奠，不像作秀，像真疼痛。我覺得這種悲慟，宛如風里折斷的旗桿，難道不是嗎？當時的士族、軍營、市井都被這消息牽動，像潮水一起退去。

說到三國謀士，很多人一提就想起諸葛亮——可真的是這樣嗎？

據史料記載，赤壁之戰集中體現周瑜的統帥之才。建安十三年，曹操南下，自稱“八十萬”，鼓聲陣陣，硝煙彌漫，江東人心搖動，投降之論此起彼伏。張昭主降，其意像石一般沉重；周瑜卻以陳詞激昂，剖析對手短板：北軍水土不服、荊州新附未穩、冬季運糧艱難——綜觀全局，其判斷抓住了要害。在我看來，這種洞察是把脈戰局的“刀”，短促而準確。設問一句：如果當時沒有這番分析，江東還扛得住嗎？

黃蓋火攻，乃其策之奇；然部

署、時機、聯絡、佯降之細，皆周瑜統合。曹操退卻，言疫作、焚舟自保——此辯，實為功業之遮。個人認為，這種“自我解嘲”，好比給敗績涂一層薄粉…終究蓋不住裂痕。

縱觀過往，周瑜常被戲曲與話本塑成狹隘之人，諸葛亮被神光環繞。細細想想，這種敘事天差地別。周走赤壁，以少擊眾，定鼎江流之勢；諸葛北伐屢舉而難成——我并非貶抑蜀漢國力，只是覺得對比之下，勝負與資源的差距，像兩條逆向的河道，擰在一起。

戰后不久，周瑜主張西取益州、據襄陽，水陸并進，以荊州為鋒、益州為腹，直逼關中，這是戰略板塊的重新拼接。隆中對妙在構想，但荊州一失，執行路徑便崩塌。在我看來，江東應西進而非北上——就像現在做產業布局，選錯方向，再多資源也會消耗殆盡。這是為什么呢？方向比手段更要緊。

可惜，巴丘風冷，周瑜籌備益州之役時病逝。他臨終薦魯肅接位，胸懷天下，不計私恩。假設那個年代能給他多五年——哪怕到建安二十年——我真沒想到江東會因此完全不同：荊州穩住、益州拿下，長江像一道鐵鎖，魏軍北望也只能嘆氣。

后繼者呢？魯肅穩守，呂蒙有銳卻缺全局，陸遜用兵謹慎。相比之下，周瑜的格局更大。換個角度看，東吳自此由進取轉守勢，這種轉向就像車頭輕輕一偏，后續行程全部改變。在我看來，戰略的“牽一發”，真的是牽動全身。

設想更遠些：如果周瑜掌控全長江，與曹魏分庭抗禮，等到曹丕篡漢那一刻，江東或能以“順時之名”發動統一之戰——這并非狂言，而是一種時機與空間的交叉。我不禁感慨，歲月痕跡里，少一人，格局就會折一角。

江東本就偏安，書香陣陣的士族院落，更愿意守一隅。周瑜的特別之處是出身士門卻胸懷山河。后來呂蒙偷襲荊州，孫劉盟裂，短期得地，長期失信，類似于今天的“拆橋過河”。難道不該更遠看一步嗎？這波及的是整個盤面。

周瑜三十六歲而逝，正值鋒芒畢露之期。在我看來，他的早亡不僅左右了東吳命運，也牽動了三國的棋局。我們現在回頭看，褒貶應回歸客觀：周非戲本中妒賢之輩，實為臨陣能斷、遠謀能定之帥。這告訴我們，人物評價需脫離神化與臉譜化——方能見其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