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突圍：梅州兩名地下工作者的驚險撤離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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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梅州日報·文化公園版

●徐博東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隆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人民歡天喜地，熱烈慶祝新中國的誕生。然而在中國臺灣，以當年8月發生的“基隆中學案”為肇端，白色恐怖蔓延整個臺灣，中共地下組織正遭受國民黨反動當局嚴酷的清剿和迫害，損失慘重。

其時，作為中共地下組織成員的筆者先父徐森源，正在國民黨臺中縣黨部書記長（主委）任上。形勢日趨嚴峻，曾任基隆中學訓導主任的父親有暴露身份的危險。10月中旬，黨組織經再三權衡，決定讓我父親撤離臺灣，并通知他到臺北去找王致遠，和王致遠一起撤離。

王致遠（1918-2005），廣東潮州人，中共地下組織成員，時任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委丘念臺的秘書（同時也是丘的女婿）。“基隆中學案”發生后，也牽涉到王致遠。跟他單線聯系的中共臺灣省工委負責人張志忠指示他設法盡快撤離臺灣。

（一）

1949年10月13日，父親向秘書交代好工作。次日一大早，只簡單收拾了幾件日常換洗的衣服和洗漱用具，裝進一個小皮箱，身著平日出門常穿的西裝，先是吻別了兩個孩子，再和阿媽深情擁抱，隨后登上北行的火車，離開臺中前往臺北。行前的頭天晚上，父親騙我媽說：“阿媽托人捎話來，說她病重，要我趕緊回去相見，我必須回蕉嶺老家一趟，很快就會回來！”

到達臺北后，已有相當隱蔽戰線工作經驗的父親，并沒有徑直去找王致遠，而是首先到國民黨省黨部拜訪徐白光。

徐白光，廣東蕉嶺縣城西人。于公，徐白光時任國民黨省黨部組訓處長，是父親的頂頭上司；于私，是我父親的同鄉同宗。父親要回蕉嶺家鄉，于公于私向徐白光告假辭行，名正言順，合乎常理。其實，父親自從接任國民黨臺中縣黨部書記長后，就已經開始有意識地下功夫與徐白光“拉關系”了。每次到臺北，父親必定帶著禮物到他府上登門拜訪，喝茶聊天拉家常，打麻將，有時就在徐白光家中留宿，跟他全家混得很熟。

父親與徐白光的這層特殊關系，關鍵時刻真的就派上了用場。得知我父親要回蕉嶺老家探望母病，徐白光不但立即準假，難得的是還送上若干“銀兩”，并滿口答應我父親：“在臺北等候航班期間，住在我家里不成問題！”就這樣，父親就在他頂頭上司徐白光的眼皮子底下，神不知鬼不覺地潛伏了下來。

1945年10月，徐森源、潘佩卿夫婦與長子博東攝于蕉嶺老家。

（二）

父親表面平靜，實則心急火燎。在臺北安頓下來后，當晚便到王致遠家中造訪，商量轉移的具體細節。

王致遠考慮再三，首先去基隆找他負責聯系的地下組織成員，問他能否通過海路航運撤離。這個黨員為難地說，港口特務很多，監視極嚴，很難混得過去。海路既然走不通，那就只能坐飛機了。于是，王致遠又去找當時在“美援”機構“農村復興委員會”任職的地下組織成員張某某想辦法，他的交際很廣，朋友很多。張某某說：他有個朋友在國民黨空軍任職，據說，經常有走私者和貪污舞弊被查獲的人要逃離臺灣，來找他們幫忙，用重金賄賂，買通機師，若機師答應了，就把他駕駛飛機的時間告知，要走的人依時到嘉義機場，機師就把一套機場人員的服裝讓他穿上，冒充為機場地勤人員，隨機到廣州。如果是走私者，會由廣州去香港辦貨，再跟著原機飛回臺灣。

王致遠覺得這個辦法太好了！既可靠又安全，因為誰都知道，就連國民黨特務也不能進駐空軍機場。于是王致遠就托張某某盡快去找熟悉的空軍機師洽談，并囑咐他花費盡可能減省。過沒幾天，張某某回話說，和機師已經談妥，而且這個機師還很夠朋友，說：“既然是要好的窮朋友，當予幫助，給一張到廣州機票的代價就行了。”

撤離之路有了著落，王致遠十分高興。過了兩天，張志忠又來了，王致遠就把乘空軍飛機離臺的方案向他報告，張志忠聽了也覺得這個辦法很好，并叫他讓我父親也用同樣的辦法一起走。

得到組織的批準后，王致遠趕緊去找張某某，要他通知機師：可以立即走；同時又通知我父親，隨時作好出發的準備。

1947年8月，徐森源、潘佩卿夫婦與次子基東攝于基隆中學。

（三）

人算不如天算，他們還是遲了一步！10月中上旬，人民解放軍已經逼近廣州，嘉義機場的飛機已經停飛廣州，走不了啦，這可怎么辦？王致遠只好另想他法，幾個人湊在一起冥思苦想，苦無良策。這個時候，張某某的弟弟（中航公司的高級職員，中共地下組織成員）獻策說：“可以改搭中國航空公司的飛機去香港，因為飛機票不貼照片，可找兩個可靠的朋友出面填表，申請乘機到香港（包括填表交三張照片和繳驗證件等）。乘機時，我們幾個人扮作送客的親友，等他倆經過查驗身份證、檢查過磅行李之后，登飛機之前，再悄悄地把機票遞給你們，你們即可憑票進入停機坪登上飛機。”大家聽了，覺得此策雖有一定風險，但在沒有別的更好更穩妥辦法的情況之下，也只能冒這個險了。于是，當下就照計行事，決定由張某某負責去“同情小組”（中共地下組織的外圍組織）找兩個可靠的同情者，出面去購買中航公司的機票。

王致遠回到家里，隨即通知14日已經到達臺北、住在徐白光家里的徐森源（我父親）做好準備，然后又告訴夫人丘應棠說：“有家人從高雄來臺北，告知我母親病危，要我立即回家，我必須立即回去，因值星期六下午，立即要跟他從高雄乘船返汕頭，來不及請準假再走，你代我補辦請假手續。”臨行前，王致遠和我父親騙自己夫人說的話，都差不多。交代完后，王致遠隨即先到張某某家中暫住。

10月17日（星期一）上午，天色陰沉沉的，天空不見一絲陽光。王致遠、我父親徐森源、張某某兄弟倆和兩個代購機票的“同情者”，一行共六人，由張某某親自駕駛一輛“農復會”的美國中型吉普車，直奔松山機場而來。可是沒料想這天飛香港的是一架小飛機，乘客寥寥可數，候機室里冷冷清清，沒有幾個人。等了好一會，還不見通知飛機起飛的時間。走進去查詢，主管的人說，因為乘客中有一位臺灣大學的學生還在接受審查。他們聽了這消息，覺得今天情形不妙，候機室人太少，不好混，現在還在審查名單，恐引發什么問題。于是緊急商量了一下，決定改時間再走，就去辦理退票，改乘19日的航班。因為19日的航班是“空中霸王號”，大飛機，可坐比較多的人，情況會比較理想。

1948年2月18日，中國國民黨臺中縣黨部成立暨首屆執監委就職典禮合影紀念（前排中坐者為徐森源）。

（四）

又捱過了難熬的兩天兩夜。10月19日早上，父親一行六人再次驅車來到松山機場。19日那天情況大不相同，早上由香港開來了兩架大飛機。一架是中航公司的“空中霸王號”，一架是央航公司的“空中行宮號”，每機可坐乘客48人，兩架飛機共有乘客96人，來臺的、往返的合計達192人，加上接旅客和送旅客的親友，整個候機室約有兩三百人，很是熱鬧擁擠。他們按原定計劃行事：兩個“同情者”經過驗身份證和檢查過磅行李后，將飛機票遞給王致遠和我父親。

這一天，父親和王致遠都身著西裝，帶一只皮箱和手提旅行袋一個，皮箱過磅后已經交給了機場人員，旅行袋則自己隨身帶著不用檢查。他倆憑機票進入停機坪，憑查票處交給的登機銅牌，順利登機。王致遠后來回憶說：“挨過了這一短暫卻又漫長無比的瞬間，飛機終于發動起飛了。到這時，一根緊張得快要斷了的心弦才真正松弛下來。‘再見吧，臺灣！’我俯視著飛機下面的海岸線和海洋，在內心暗暗說了一聲，和徐森源會心地相視一笑。”

“空中霸王號”一陣轟鳴，直穿云霄，徑直向臺灣海峽的南端飛去，漸漸消失在蔚藍的天際。父親和王致遠就這樣憑借著他們和地下黨戰友們的集體智慧與膽略，虎口脫險，順利地撤離了臺灣，回到香港。

然而，讓他們感到無比痛心的是：有多少好同志、好戰友，已經血灑刑場，倒在敵人的屠刀之下；又有多少好同志、好戰友，已身陷囹圄，生不如死，慘遭摧殘迫害；還有多少好同志、好戰友，此時正在四處躲藏，過著野人般的悲慘生活！而千千萬萬個骨肉同胞，包括自己和妻兒老小，都將分隔兩岸，不知何時才能得以團聚？（史料審核：中共梅州市委黨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