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一幫盤算著怎么接管城市、建立新政權的人，把自己關進了一個連逃跑都費勁的死胡同。
這事兒聽著就透著一股邪乎勁兒，但它就在1944年的秋天，實實在在地發生了。
地方叫楊家鋪，在河北豐潤。
這村子天生就是個“口袋”，背后是死路，三面被馬頭山、馬蹄山、西城山圈得嚴嚴實實，活口就那么一兩條窄道。
對老百姓來說，這叫“聚寶盆”；可在懂行的人眼里，這就是個“棺材底”。
偏偏，冀熱邊特委、地委、縣委三級的大腦們，差不多八百號人，就在這“棺材底”里開了個長達半個月的會。
會議的主題熱火朝天：等日本人滾蛋了，咱們怎么進城，怎么管事，怎么把日子過好。
大伙兒都覺得，好日子就在眼前了，勝利的酒杯都快端到嘴邊了。
他們不知道，就在他們規劃未來的時候，日本人也在給他們規劃“未來”。
一張巨大的包圍網，正由一個叫竹內安守的日軍指揮官，一針一線地縫合起來。
夜半雞叫與黎明槍響
10月16號的后半夜，楊家鋪的燈油快熬干了，人心也快熬干了。
特委組織部長周文彬盯著桌上那張要命的字條，感覺渾身的血都涼了半截。
字條上沒幾個字，但意思很明白：豐潤、遷安、遵化那邊的鬼子和偽軍，全都跟商量好似的，大半夜地動了起來。
這不是小打小鬧的“掃蕩”，這是沖著咱們來的“掏心窩子”戰術。
周文彬在刀尖上滾了這么多年，這點嗅覺還是有的。
他立刻找來幾個頭頭，開了個短會。
結論只有一個：不等天亮，馬上走，往北邊的大山里鉆！
再多待一個鐘頭，楊家鋪這個“口袋”的口子就要被扎死了。
想法是好的，可腿腳沒跟上人家的算計。
日軍獨立混成第八旅團，一支出了名的狠角色部隊，在竹內安守的指揮下，動作比鬼還快。
三千多人，帶著重機槍和專打山地的小鋼炮，借著夜色和大霧，從四面八方摸了過來。
他們就像一群有耐心的獵人，不聲不響，就等著把這群“獵物”堵死在窩里。
10月17號天蒙蒙亮，霧大得三步外看不見人影。
八路軍的隊伍剛開始集合，準備挪窩，槍聲就響了。
不是一聲兩聲，是東、南、西三個方向的山口，同時響起了日本九二式重機槍那種特有的、讓人心發慌的“咯咯咯”聲。
晚了。
人家已經把門堵死了，就等著甕中捉鱉。
向北是生路，也是死路
“待在村里就是活靶子，得沖出去！”
周文彬和冀東第四地委書記丁振軍，倆人腦子轉得飛快。
往哪沖？
北邊！
北邊的氈帽山是制高點，只要拿下來，就能撕開一道口子活下去。
可通往氈帽山的路，要從馬蹄山的山腰下繞過去。
而馬蹄山，已經被日本人搶先占了。
山頭上架著的兩挺重機槍，像兩條吐著信子的毒蛇，死死地盯著山下那條唯一的活路。
“老周，我帶人去把那兩挺機槍干掉！
你們趕緊組織機關的人跟上！”
丁振軍說話又快又急，根本不給周文彬反駁的機會。
他知道，這會兒多猶豫一秒，就得多死幾十個人。
說完，他帶著一個班的戰士，頭也不回地沖進了那片由子彈編織成的火網里。
丁振軍腿上有舊傷，跑不快，兩個戰士一左一右架著他。
他就這么被架著，一邊往前沖，一邊扯著嗓子喊：“同志們，沖啊！
沖出去就是勝利！”
話音沒落，一顆子彈打中了他的左邊額頭。
他就這么倒下了，連句完整的話都沒能給這個世界留下。
他的死，給后面的人爭取了幾十秒。
就這幾十秒，周文彬領著大部隊沖過了封鎖線，躲進了氈帽山南坡的一個山坳里。
他的計劃是，在這兒撐到天黑，靠夜色掩護再往外突圍。
可日本人不是傻子。
他們看穿了周文彬的心思，立刻分兵搶占了氈帽山周圍所有能站人的高地。
這下好了，剛才還是平地對射，現在變成了人家站房頂上往下打，八路軍連頭都抬不起來。
九挺輕機槍在山坡上跟敵人對吼，每一聲槍響，都可能是一個戰士生命的絕唱。
下午三點，一個又一個壞消息傳了回來，像一盆盆冰水，把所有人的心澆得透涼。
“馬蹄山那邊打光了，丁書記犧牲了！”
“西城山那邊的四連被包圍了，快頂不住了！”
往北的路，算是徹底斷了。
周文彬抬頭看了看南邊，那是一條干涸的河溝，底下是懸崖峭壁，看著是條死路。
可現在，這條死路，反倒是唯一的縫隙。
他咬了咬牙，做出了一個近乎玩命的決定：不往北了，調頭，向南！
從鬼子想不到的干河溝，殺出一條血路！
“把文件都燒了！
所有累贅的東西全扔掉！
輕裝突圍！”
他的聲音已經喊啞了。
那些寫滿了冀東未來規劃的會議記錄，那些凝聚了無數人心血的藍圖，一摞一摞地被扔進火堆，化成了黑色的蝴蝶。
這一刻，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
最后的吶喊
南撤的路，是用命鋪出來的。
宣傳部副部長呂光和他愛人劉喻芬走在最前面。
呂光拿著駁殼槍不停地朝追上來的敵人射擊，一顆子彈打中了他的胸口。
他倒下去之前，只來得及對劉喻芬喊了一聲：“快走！
別管我！”
劉喻芬剛彎下腰想把他背起來，密集的子彈也打中了她，她就倒在了丈夫身邊。
衛生部長王少奇，本來已經沖出去了，可聽說政委卜榮久重傷被困在后面，他又返身沖了回去。
結果，他自己也中彈了。
在倒下的最后一刻，他看見兩個日本兵端著刺刀沖過來，他用盡最后的力氣，抬手打倒了那兩個兵，然后把最后一顆子彈留給了自己。
周文彬在氈帽山西北角的一個山溝口被十幾個日偽軍堵住了，身邊就剩下兩個警衛員。
敵人看他是個大官，想抓活的，怪笑著一步步逼近。
周文彬沒說話，只是冷冷地看著他們，抬起手里的步槍，穩穩地放了兩槍，兩個沖在最前面的敵人應聲倒地。
然后，他倒下了，沒讓敵人占到一點便宜。
特務營二連連長劉景余帶人趕到的時候，周文彬的身體都涼了。
這個在戰場上沒掉過一滴淚的硬漢，“撲通”一聲跪在地上，哭得像個孩子：“周主任，我來晚了…
可戰場上沒有時間悲傷。
他抹了一把臉上的淚和土，站起來對著剩下的三十多個兵吼道：“槍都扔了，子彈集中給機槍手！
兩個機槍手開路，其他人跟老子沖！”
兩挺輕機槍像瘋了一樣，噴吐著最后的子彈，硬是在敵人的包圍圈上燒開了一個口子。
劉景余抱著機槍沖在最前頭，肚子上中了一槍，腸子都流了出來。
他推開要來扶他的戰士，就那么躺在地上，把最后一排子彈射向了敵人。
子彈打光了。
他看著蜂擁而上的敵人，猛地站了起來，把滾燙的機槍狠狠地砸在石頭上，用盡全身的力氣，朝著司令部的方向，喊出了他人生最后一句話：“司令員，我劉景余沒完成任務！”
槍聲把他最后的吶喊淹沒了。
楊家鋪突圍，從天亮打到天黑，八路軍這邊死了四百三十多號人，一百五十多人被俘。
特委組織部長周文彬、地委書記丁振軍、特委秘書長李杉…
一長串名字，永遠地留在了那片土地上。
一個月后，活下來的人在楊家鋪北邊設下埋伏，干掉了日軍獨混第八旅團三百多人，算是給死去的弟兄們燒了份“祭品”。
如今，楊家鋪的山上，草木又長了一輪又一輪，當年的血腥味早就散了，但那段歷史，就像釘子一樣，釘在了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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