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他被調任北京市委書記，對華老抱怨道：我到天津屁股還沒坐穩

1978年10月，北京已經入秋。天氣轉涼，寒風開始吹過街頭。在中南海的一間會議室里，氣氛很嚴肅。中國當時的最高領導人華國鋒坐在那里。他正在和一位官員談話。

這位官員叫林乎加。他剛剛從天津趕來。他走得很急，身上的衣服皺皺巴巴，甚至沾著塵土。他看起來很疲憊。面對國家的最高領導人，他沒有說好聽的話。他沒有感謝領導的提拔。他開口就拒絕了新的任命。

“主席，這個任務我接不了，”林乎加說，“我到天津屁股還沒坐穩呢。”

這不僅是一句抱怨。這是一句大實話。如果你看一看他在過去十個月里的經歷，你就會明白他為什么這么說。那一年的年初，他在上海。他在那里負責一件大事，就是建設寶山鋼鐵廠。他每天都在和人談判。到了6月，中央發了一份命令。他必須離開上海，去天津。

天津當時有很多問題。地震過后，城市需要重建。高考剛剛恢復，學校需要招生。林乎加在天津忙得團團轉。現在是10月，他剛剛熟悉了天津的街道。新的命令又來了。中央讓他去北京。他在天津的辦公室里，行李箱還沒來得及打開。箱子里的衣服還是折疊好的。

華國鋒看著林乎加。他看出了這位干部的急躁。他理解林乎加的心情。但是，華國鋒沒有改變主意。

那個時候，中國正處在一個巨大的轉折點上。北京是首都。北京面臨著很多困難。老百姓的生活很苦。人們的思想也很亂。中央需要一個人。這個人要懂經濟。這個人要敢干事。這個人要能打破僵局。華國鋒告訴林乎加，這是組織的決定。北京的工作必須有人去干。

林乎加沉默了。他最終接受了命令。他這種“屁股坐不穩”的狀態，正是那個時代最需要的。國家需要這樣不停奔跑的人。

林乎加不想離開天津，是有具體原因的。他在那里做了一件大事。這件事剛剛開始，還沒有結束。他擔心自己一走，這件事就黃了。

1978年的夏天，高考進入了第二年。那一年，天津的考生考得很好。很多年輕人的分數都很高。他們過了錄取線。他們應該上大學。但是，天津的教育部門遇到了一個大難題。

大學裝不下這么多人。

那個年代的規矩很死。學生上大學，必須住在學校里。這是鐵律。可是，天津在兩年前剛剛經歷了大地震。那是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波及了天津。很多大學的宿舍樓震壞了。有的墻倒了，有的房頂塌了。學校沒有錢修，也沒有時間修。

宿舍不夠，就意味著不能招生。按照老規矩，這些學生不能入學。幾千名優秀的年輕人，眼看就要失去上大學的機會。教育部門也沒有辦法。他們只能建議，減少招生名額。

林乎加看到了這份報告。他非常生氣。他不同意減少名額。他也不想等待國家撥款蓋樓。蓋樓需要審批。蓋樓需要施工。這至少要等兩三年。學生們的青春等不起。

他把天津大學的校長找來。他把南開大學的校長找來。他開了一個會。在會上，他提出了一個新方案。這個方案很大膽。

“走讀，”林乎加說。

大家都很吃驚。林乎加接著問：“誰規定上大學必須住校？你們看看國外。國外的大學生很多都是走讀。天津的學生，家就在本地。他們為什么不能晚上回家住？”

這個提議打破了所有的傳統。在場的人有顧慮。有人擔心不好管理。有人擔心教學質量會下降。林乎加打斷了他們。他不想聽困難。他只想解決問題。

他做了一個決定。利用現有的資源，馬上辦學。

他派人去市區里找空房子。他們找到了中學的空教室。他們找到了工廠的閑置禮堂。他們甚至找到了倉庫。工人們把倉庫打掃干凈，擺上桌椅。

林乎加把這些地方改造成了大學的“分校”。

硬件解決了，軟件怎么辦？林乎加讓名校負責。南開大學的老師來了。天津大學的老師來了。那些白發蒼蒼的老教授，沒有抱怨條件苦。他們騎著自行車，穿過大街小巷。他們去居民區上課。他們去工廠旁邊上課。

這些分校的學生，用的是一樣的教材。他們考的是一樣的試卷。他們畢業后，拿的是一樣的文憑。唯一的區別是，他們白天來上課，晚上回自己家睡覺。

這個決定改變了一切。

那一年，天津多招了將近一萬名大學生。這些年輕人本來會被大學拒之門外。因為林乎加的“走讀”政策，他們走進了課堂。他們改變了自己的命運。

這就是林乎加不想走的原因。這些分校剛剛掛牌。教學秩序剛剛建立。他擔心自己一走，政策會變。他擔心這些臨時學校會關門。他擔心那些剛看到希望的學生會再次失望。這就是他對華國鋒說“屁股沒坐穩”的真實含義。

帶著這份遺憾，林乎加來到了北京。

他很快發現，北京的問題更難。北京的問題更急。1978年的北京，老百姓的日子過得很緊巴。最大的問題是“吃”。

當時，蔬菜供應由國家統一管理。這叫統購統銷。國營菜店壟斷了一切。但是，他們的服務很差。

一到冬天，北京就更難熬了。市民的餐桌上只有三樣東西：大白菜、蘿卜、土豆。你想吃一塊豆腐嗎？你需要在寒風中排隊。你可能要排幾個小時。如果你想買一點綠葉菜，那簡直是做夢。

是因為沒有菜嗎？不是。

在京郊的農村，地里有很多菜。農民種了菠菜，種了韭菜。但是，體制有限制。農民不能進城賣菜。城里的國營商店也收不過來。

這就造成了一個荒唐的景象。一邊是城外的蔬菜爛在地里。農民把菜當肥料。一邊是城里的市民拿著錢買不到菜。大人小孩都吃不上新鮮蔬菜。

林乎加看到了這一切。他去了崇文門菜市場。他看到了排隊的長龍。他看到了空蕩蕩的貨架。他聽到了市民的罵聲。他意識到，這不是簡單的買賣問題。這是政治問題。讓老百姓吃飽，就是最大的政治。

他決定打破這堵墻。

在市委會議上，林乎加提了一個建議：允許農民進城賣菜。

這在今天看來很正常。但在當時，這是大事。有人說這是“資本主義尾巴”。有人說這會破壞計劃經濟。有人反對。

林乎加的態度很堅決。他說，如果國營商店解決不了，就讓農民來解決。誰能讓老百姓吃上菜，誰就是好樣的。

他下了一道命令。開放市場。誰也不許阻攔農民。

如果你在1978年冬天的北京街頭，你會看到從未有過的景象。

一輛輛手扶拖拉機開進了城。一輛輛馬車開進了城。車上裝滿了綠油油的蔬菜。農民們在路邊擺起了攤位。他們把新鮮的菠菜賣給市民。他們把新鮮的韭菜賣給市民。

北京人的餐桌變了。冬天不再只有白菜和土豆了。國營商店的壟斷被打破了。市場活了。老百姓笑了。

這種模式后來有了一個名字，叫“菜籃子工程”。它成為了全國城市改革的樣板。

林乎加在北京也沒有“坐穩”太久。他在北京工作了兩年多。后來，他又被調到了農業部。

回顧1978年，林乎加像是一個不停旋轉的陀螺。從上海到天津，從天津到北京。他在每個地方停留的時間都很短。他沒有時間去建立自己的關系網。他沒有時間去享受權力的安穩。

他總是在解決最棘手的問題。在天津，他解決了年輕人的讀書問題。在北京，他解決了老百姓的吃飯問題。

那句“屁股還沒坐穩”的抱怨，現在聽來，有了新的意思。它證明了那個時代的干部是如何工作的。他們不屬于自己。他們屬于國家。他們屬于那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林乎加用他個人的“不穩定”，換來了社會的“穩定”。

那些在簡陋分校里讀書的天津學生，可能不知道林乎加是誰。那些在冬天買到新鮮蔬菜的北京市民，可能也不知道他在中南海里的那句抱怨。

但是，他們的生活變好了。因為這位匆匆過客的一個決定，他們的命運改變了。這就是歷史對一位實干家最好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