簽署中日聯合聲明，田中角榮建議用毛筆，周總理不同意：被將一軍

“1972年9月28日20點30分，北京人民大會堂東大廳的燈剛亮起——’周首相，明天咱們用什么筆？’田中角榮壓低聲音問。”這句不起眼的試探，成了第二天聯合聲明簽字現場的小插曲，也讓兩位老練的政治家彼此心照不宣。周恩來并未立即回答，他只是微微一笑，舉起茶杯示意：“明天再說。”氣氛輕松，卻暗藏機關。

時間往前撥回三十年。1945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后，盟軍占領、美國援助、冷戰格局，一層層繩索把東京牢牢拴在華盛頓腰間。中國這邊，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對外政策“向蘇聯一邊倒”，北京與東京幾乎沒有正式往來。國家之間雖隔著東海，但民間往來并未完全枯竭。日本勞工團體、學術界人士頻頻組織“友好訪華團”，船票、簽證和口號里都透著一句話：不想再打仗，想做生意。

1954年，鳩山一郎取代吉田茂。新首相對赴華持開放態度，周恩來隨即拋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給了日方一個可以轉身的臺階。中國寬大處理在押日軍戰犯，更像一劑強心針，東京市民從報紙上看到一行小字：“戰犯回家。”很多人第一次覺得，和中國重新握手或許并不遙遠。

然而，政治風向說變就變。1957年岸信介上臺，高調跟隨美國遠東戰略，拒簽貿易備忘錄、禁止文化交流。彼時的北京對此并不驚慌，周恩來在一次內部談話中提醒工作人員：“日本的對華態度是鐘擺，總有回擺的時候。”果不其然，1960年岸信介因安保條約引發的大規模示威黯然下野。接替者池田勇人放低姿態，中日貿易額從幾千萬美元升至數億美元，民間往來更是翻倍增長。

進入六十年代末，國際舞臺瞬息萬變。1969年尼克松登上白宮的同時，中國的聯合國席位問題加速發酵。1971年10月，第26屆聯合國大會通過2758號決議，北京代表團取代臺北代表團，這一票不僅改變了中美，也震動了日本。外交圈流傳一句玩笑：“聯合國那一錘，東京先聽見了回音。”

佐藤榮作仍舊選擇觀望。可就在他猶豫時，田中角榮迅速崛起。田中出身農家，渾身帶著“泥腿子敢闖勁”。他敏銳察覺到，如果讓美國在北京搶占先機，日本將被動太久。1972年7月，田中角榮就任首相，三個星期后就對外放出風聲：“東海的風，變了。”緊接著，他讓外相大平正芳秘密擬草一份對華關系正常化方案，要求用語“簡潔、務實、不拐彎”。這份文件后來演變為《中日聯合聲明》的雛形。

中國方面同樣保持節奏。周恩來會見多批訪華的日本政界、工商界人士時，總在茶幾上擺三本簿子：貿易統計、往來名單、新聞剪報。周恩來隨手翻頁，向客人點數兩國間“人流、貨流、信息流”每年的變化曲線，“數據不會說謊”，這句激將法常常讓對方面露尷尬，隨即開誠布公。

9月25日傍晚，田中的專機落地北京南苑機場。走下舷梯的一瞬間，他清楚自己肩負的，是戰后27年來中日關系的第一張“復原處方”。周恩來親自到機坪迎接，兩人握手時間長達57秒，媒體捕捉到田中略顯緊張地抖了一下肩。當天夜里，雙方工作人員馬拉松式地核對措辭，“殖民侵略”“戰爭責任”“臺灣歸屬”三處最難啃的字眼在文件上圈圈劃劃，折返三次才敲定。

9月28日下午第三輪首腦會談中，田中忽然提出：次日簽字能否使用毛筆？他聲稱：“毛筆才體現東方傳統，傳給后世留紀念。”此言一出，日本記者團大感欣慰，以為首相抓住了禮儀高地。周恩來沉吟幾秒，表面平靜，心里卻敏銳意識到一個細節——自己因延安摔馬留下的右臂舊傷，提筆寫大字已十分吃力。一旦現場使用毛筆，勢必暴露行動不便，影響儀式流暢，更給外媒制造話題空間。他當即笑答：“被將一軍”，話鋒一轉，提出雙方各自保留習慣，“我用鋼筆，你隨意”。田中見好就收，沒有堅持。

29日上午十時，人民大會堂北大廳紅地毯延伸到簽字桌前，兩國國旗并列。周恩來穩坐左側，姬鵬飛、大平正芳分列兩端。田中角榮選擇了粗桿毛筆；周恩來則拿起黑色鋼筆，墨水裝得滿滿當當。文件兩端的簽名一橫一豎，對比強烈，卻又相映成趣。按攝影記者后來的回憶：“鋼筆劃過紙面輕響，毛筆擦過宣紙沙沙作答，仿佛兩個時代在同一張紙上對話。”

文件簽完的瞬間，現場雖未奏樂，但長時間的掌聲足以掩蓋所有語言。聯合聲明的關鍵條款清晰寫明：日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并尊重中方關于臺灣是中國領土一部分的立場；兩國放棄對戰爭賠償的要求；雙方建立和平友好關系。條文不多，卻為此后五十年的中日交往畫出根本坐標。

簽字儀式結束，周恩來略帶調侃地對田中說：“首相的字寫得很好，看來年輕時下過功夫。”田中謙遜回禮：“鋼筆也不差，周首相的行書一氣呵成，后生佩服。”一句玩笑讓緊繃三天的神經瞬間松弛，雙方在會見廳里共進午宴，隨口聊到各自故鄉的稻田、茶園。那頓飯沒有排場菜，只是四道川菜、兩道日式小食，簡單卻象征新的起點。

至此，中日邦交正常化塵埃落定。此后兩國貿易額在短短三年內沖破百億美元大關，日本企業掀起“對華建設元年”，中國也獲得了急需的資金、技術與市場。盡管之后波折不斷，但1972年的那支鋼筆與那桿毛筆，仍被視為戰后東亞格局的一次精密校準。

回看整個過程，一個小細節透露出周恩來和田中角榮截然不同卻又互補的政治手腕：一方借禮儀試探底線，一方以幽默化解難題；一支筆表面微不足道，背后卻是國家利益與個人能力的同步博弈。正因如此，這段插曲才格外耐人尋味，也讓歷史在嚴肅的硬殼里多了幾分人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