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58年5月13日，那板上釘釘的事兒發生了——法蘭西第四共和國徹底涼涼。
這最后一擊，不是外人干的，恰恰是自家養的兵。
那天，駐在阿爾及爾的兩個刺頭將軍，馬絮和薩朗，根本不拿巴黎的命令當回事，直接帶著大兵把總督府給占了，還弄了個“公安委員會”。
緊接著，傘兵部隊沒費一槍一彈就把科西嘉島給拿下了，甚至還憋著個大招叫“復活計劃”，打算把坦克一直開到埃菲爾鐵塔底下，把議會給揚了。
這種事放在現代大國里簡直是聞所未聞：明明是去海外殖民地平事兒，結果反倒把老家搞得要打內戰，政府癱瘓，制度崩塌。
當時的法國老百姓打破腦袋也想不明白：前線那是四十萬武裝到牙齒的正規軍，打仗也沒輸過，怎么國家反倒輸得一干二凈？
說白了，這賬算錯了地方。
阿爾及利亞人贏的不是陣地戰，而是博弈的邏輯。
要想把這事兒捋順，還得看看這就牌桌上的籌碼。
對法國而言，阿爾及利亞可不是一般的地盤。
早從1870年起，法國就把這兒當成了“親兒子”，劃了三個省，歸入本土。
那地界兒，頂得上四個法國本土大。
在法國人心里，丟了阿爾及利亞，那就跟丟了普羅旺斯一樣，根本沒法接受。
可偏偏這個所謂的“本土”里藏著個巨大的邏輯硬傷。
這塊地上百分之九十五都是穆斯林，可他們連投票的資格都沒有；反倒是百分之五的歐洲移民把持著所有的權和錢。
法國人要是真拿穆斯林當自己人，就得給一樣的政治待遇，那到時候法國議會里坐的可全是穆斯林代表，這畫面法國人想都不敢想；要是不給權利，那就是明火執仗的殖民，喊什么“本土”簡直就是個笑話。
1954年11月1日，民族解放陣線（FLN）瞅準了這個死穴，直接掀了桌子。
剛開始，這完全就是不對等的較量。
法軍這邊飛機大炮坦克一條龍，連凝固汽油彈都用上了。
起義軍那邊呢？
才幾千號人，連身像樣的軍裝都沒有，手里拿的是獵槍和二戰淘汰下來的燒火棍。
到了1957年初，起義軍走了步臭棋——非要學正規軍，在阿爾及爾搞“城市攻堅”。
四千五百個游擊隊員想靠癱瘓城市逼法國人低頭。
這一架，法軍那是把戰術玩到了極致。
八萬精銳傘兵把城市圍得跟鐵桶似的，城里還搞隔離區，吃飯得憑票，連牲口都得打記號。
物資流動全在眼皮子底下。
法軍審訊起來也是心狠手辣，甚至搞出了把人雙腳澆水泥沉海里的陰損招數。
結果很慘，不到一個月，城里的起義組織基本被連根拔起，當官的要么死了要么被抓。
光看打仗，法軍是贏麻了。
可要是往長遠了看，這恰恰是法國崩盤的起點。
“阿爾及爾戰役”吃了大虧后，民族解放陣線變聰明了，定了個新路子：不再死磕軍事勝利，轉頭去搞政治崩盤。
他們算是明白了，跟一個有四十萬大軍的工業強國拼刺刀那是找死。
正確的玩兒法是：我不指望打贏你，我就讓你沒法贏我。
起義軍主力全縮回山溝溝和農村，化整為零。
你修你的碉堡，我打我的冷槍。
這下子，給法國人出了道無解的算術題。
法軍為了維持局面，哪哪兒都得派兵。
城市要看，油田要守，莊園要護，路口要卡。
四十萬大軍撒進這片比法國大四倍的沙漠里，就像一把鹽撒進大海，連個泡都冒不出來。
這筆賬是越算越虧：
為了堵住游擊隊，法軍修了一條三百公里長、一公里寬的封鎖線。
為了斷絕老百姓的支持，把兩百多萬人圈進了集中營。
為了撐住這場仗，法國前后動員了兩百萬兵力輪番上陣，軍費一度占到了國家預算的三分之一。
這啥概念？
老百姓每交三塊錢稅，就有一塊錢得扔進阿爾及利亞的戈壁灘里。
更要命的是“傷敵一千，自損八百”的政治代價。
第四共和國那體制本來就是個漏勺。
十二年里換了二十四屆內閣，平均下來一屆政府也就活半年。
議會里吵翻了天，左派喊停火，右派喊鎮壓。
誰敢提“放棄”，那就是法奸，政治生涯當場報銷；誰要喊“接著打”，財政窟窿和征兵令又能讓選民把桌子掀了。
前線的將軍們覺得被巴黎那幫人給賣了。
當年在越南就輸過一次，那是“政客背后捅刀子”。
這回在阿爾及利亞，明明仗打贏了，巴黎那幫穿西裝的還在那兒磨磨唧唧。
于是，馬絮和薩朗決定搞個“清君側”。
他們要把戴高樂這尊大佛請回來。
他們以為，這位二戰硬漢肯定是那個死保帝國的鐵桿。
1958年6月，戴高樂在槍桿子的護送下重回權力巔峰。
第四共和國倒臺，第五共和國開張。
戴高樂把大權獨攬在手。
剛上臺那會兒，他在阿爾及爾對著狂熱的殖民者喊話：“我懂你們！”
“法蘭西的阿爾及利亞萬歲！”
大伙兒都以為，這下要下狠手鎮壓了。
可戴高樂是個莫得感情的戰略家，他關起門來算了筆更長遠的賬。
第一筆是外交賬。
1955年，起義軍搞了次針對平民的襲擊，法軍報復性地殺了幾千人。
這事兒一漏出去，國際上全炸鍋了。
美國參議員肯尼迪跳出來演講，罵艾森豪威爾政府居然支持殖民主義。
在聯合國，美國也從挺法國變成了棄權。
再看東方，1958年9月，阿爾及利亞臨時政府才成立三天，中國就宣布承認，還大方地給了七千多萬人民幣的物資——那是真金白銀的槍炮、毛毯和衣服。
法國眼看著就成了國際孤兒。
盟友美國不幫場子，對手社會主義陣營還在瘋狂“輸血”。
再這么耗下去，法國的大國牌位都得丟。
第二筆是內政賬。
如果死咬著“阿爾及利亞是本土”，那就得給幾百萬穆斯林完全的公民身份。
戴高樂私下說得挺透徹：真要那么干，法蘭西就不叫法蘭西了，咱們的村子以后全得變清真寺。
要是不給身份，那就只能永遠靠槍桿子壓著。
這意味著法國的經濟得被軍費拖死，民主得被軍隊綁架。
戴高樂看得門兒清：為了保個殖民地，把整個法國的未來搭進去，這買賣虧到姥姥家了。
于是，這個被軍隊捧上臺的強人，干了件讓軍隊恨得牙癢癢的事：割肉止損，撤。
1959年9月，戴高樂公開承認阿爾及利亞人有權“自己說了算”。
這下子，原本挺他的右翼和軍隊全瘋了。
極端分子搞了個“秘密軍事組織”（OAS），沒少對戴高樂下黑手。
但戴高樂根本不吃這一套。
他祭出全民公投這個大殺器，繞開軍隊和政客，直接問法國老百姓同不同意。
1961年1月，本土一公投，百分之七十五的人都點頭同意讓阿爾及利亞自決。
理由太簡單了：普通老百姓早受夠了。
誰愿意把自家的兒子丈夫送去非洲流血，換回來的除了沒完沒了的仗，就是全世界的唾沫星子？
1962年3月，埃維昂協議簽了字。
7月1日，阿爾及利亞搞公投，百分之九十九點七二的人選了獨立。
法國人撤得那叫一個狼狽。
一百四十萬被叫作“黑腳”的歐洲移民，把幾代人攢下的莊園房子全扔了，拎著箱子倉皇逃回法國。
這場仗的代價大得嚇人：法軍死了兩萬五，傷殘十一萬。
阿爾及利亞那邊更慘，死的人在三十萬到一百五十萬之間，還有三百萬人流離失所。
回過頭看，阿爾及利亞戰爭那就是個典型的“非對稱勝利”。
FLN在正經戰場上其實一次都沒真正贏過法軍主力，甚至被打得滿地找牙。
但他們成功把戰爭成本拉高到了法國根本扛不住的地步。
他們用了八年時間證明了一個理兒：
哪怕你飛機坦克再多，哪怕你每場仗都打贏了，只要你站在了絕大多數人的對立面，只要你的對手鐵了心跟你死磕到底，帝國的傷口就會一直淌血，直到血流干為止。
1963年12月，周恩來總理訪問阿爾及利亞，首都阿爾及爾那叫一個人山人海，一條大街直接改名叫“北京大街”。
因為阿爾及利亞人心里跟明鏡似的，在他們最絕望、最沒指望的時候，是誰送來了第一口飯、第一桿槍。
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帝國看著嚇人，但勁兒總有用完的時候；而人民想要獨立的念頭，只要給點火星子，就能燒穿最硬的鐵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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