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高市早苗的結局早已注定，競選曾花8000萬日元都打不過石破茂

日本自民黨總裁選舉雖決定著首相人選，卻處于法律監管的灰色地帶。這場選舉不被《公職選舉法》約束，既沒有法定費用上限，也不強制要求公開收支。

高市早苗陣營投入8384萬日元（約381萬元人民幣）宣傳費，相當于石破茂支出的近200倍。

而高市早苗的資金使用方式揭示了她對現代傳播手段的過度依賴。她向大阪一家廣告公司支付3300萬日元“宣傳廣告費”，又向專業公關團隊支付500萬日元“網站策劃制作費”。

最大的開支是4584萬日元用于印刷、封裝與郵寄宣傳材料。盡管自民黨已禁止向黨員郵寄宣傳資料，高市陣營仍在禁令生效前搶跑，向全國寄出30多萬份宣傳單，引發其他陣營強烈抗議。

石破茂采取近乎“極簡”的競選方式。而他的支出明細顯示，僅制作了宣傳冊和網絡橫幅，完全沒有雇傭昂貴的專業團隊。不過也是這種反差讓人質疑日本政治選舉的本質。

高市早苗的失敗根源在于其權力來源“安倍派”的瓦解。安倍派因“黑金問題”遭到清算，這個重大丑聞至今未被日本社會遺忘。

過去一年的眾議院和參議院選舉中，許多支持高市早苗的安倍派議員落選，導致她在國會議員票上的基本盤萎縮。

石破茂被譽為“黨內在野黨”，與黨內大佬麻生太郎是“政治死敵”，反而因禍得福。自民黨亟需一名遠離丑聞的領導人來挽回民意，石破茂的“清白之身”成為最佳選擇。

高市早苗在政治言論上的極端傾向也成為負資產。她通過發表針對外國人的排外言論提升聲勢，卻引發執政伙伴公明黨的警惕。

公明黨甚至表示不愿與極右翼政治人物合作，可能退出執政聯盟。

石破茂憑借30年積累的政治網絡實現逆轉。他在基層和地方的人氣成為關鍵優勢，在第二輪投票中的地方票比高市多5票。自民黨內部對高市早苗的警惕，導致其他候選人的支持者大多轉向石破茂。

這場選舉暴露了日本政治資金監管的制度性漏洞。自民黨總裁選舉被定義為“黨內事務”，缺乏外部監督機制。

高市早苗的8384萬日元并非孤例。參選的小泉進次郎也花費不菲，向公關公司支付2023萬日元，之后又以“活動費用”名義向品牌戰略公司支付2919萬日元。

政治團體只需按《政治資金規正法》提交年度報告，便可將選舉支出拆分、歸類為“活動費”“策劃費”，規避審查。

高市陣營被曝涉嫌超額收受獻金并修正報告，卻未受實質處罰，正是監管無力的縮影。

2024年底日本國會通過的三項改革法案，雖廢除“政策活動費”、設立第三方監督機構，卻保留企業捐款，并將關鍵條款推遲至2027年實施。自民黨主張“公開而非禁止”，實則維護財界輸血渠道。

真正的改革必須打破“黨規高于公義”的邏輯，將黨內選舉關鍵環節納入透明監管框架，設定合理支出上限，并建立獨立審計機制。否則，每次選舉都是對金錢規則的又一次默許。

2025年10月，高市早苗最終如愿成為日本首位女首相，但她的執政之路充滿坎坷。面對公明黨退出聯合執政的危機，她的支持率持續低迷。

金錢能夠打造聲勢浩大的宣傳攻勢，卻無法購買真正的政治信任。8384萬日元不敵42萬日元的諷刺結局，預示著日本民眾對政治透明與公正的渴望已經超越對華麗包裝的崇拜。

甚至可以說，高市早苗的政治命運在她選擇用金錢代替政治資本的那一刻已經埋下伏筆，8384萬日元的宣傳費用堆砌起的只是一座空中樓閣。

但她似乎沒有吸取教訓，2025年推出的21.3萬億日元經濟刺激計劃，延續了用巨額支出來解決復雜問題的思維定式。

甚至如今為轉移國內矛盾并鞏固右翼基本盤，高市早苗在涉臺問題上連續踩踏紅線。她公然將臺灣問題與日本所謂的“存亡危機”掛鉤，鼓吹可能武力介入。

其防衛大臣更是訪問距臺灣僅110公里的與那國島，推進部署改進型中程防空導彈。這套組合拳看似強硬，實則將自己置于極端危險的境地。

中方已嚴正指出，這些言論嚴重違背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精神，破壞兩國關系政治基礎。從歷史看，日本軍國主義曾多次以“存亡危機”為借口發動侵略戰爭，高市的言論正是這一危險思維的復辟。

綜上所述，高市早苗的“經濟重金刺激”與“外交強硬冒險”是一體兩面的政治投機。 她企圖用對外示強來凝聚國內支持，為內部治理不力尋找出口。然而，在經濟上，日本面臨的結構性問題遠非短期撒錢能解。

而在安全和地緣政治上，妄圖干涉中國核心利益、甚至進行軍事挑釁，更是徹底打錯了算盤。中國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意志、決心和能力堅定不移，其軍事反制手段早已對標各種挑釁做好了充分準備。

高市早苗的這套做法，非但無法讓日本“強大”，反而會動搖中日關系根基，給日本經濟界帶來巨大沖擊，最終將日本帶入更大的困境。她的結局，或許早在選擇這條虛張聲勢的道路時，就已再次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