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王室面臨挑戰(zhàn)，君主制何去何從？

BBC：大衛(wèi)·丁布利比（David Dimbleby）談英國君主制下的王室為何面臨挑戰(zhàn)

• 2025年12月1日

我職業(yè)生涯的大半時光，都投入于皇家盛事的評論與解說。而在過去兩年，我更為一部個人視角的紀錄片系列工作，深入剖析這個君主制，訪談過往的私人秘書與媒體顧問，還有皇家歷史學者、查爾斯三世國王（King Charles III）的摯友，以及堅定的反君主制人士，試圖探究其運作之機理，以及何以它對英國擁有如此深遠的羈絆。

如今，民調顯示公眾對王室的認可度正悄然衰退。

事實上，在1983年首屆英國社會態(tài)度調查中，當受訪者被問及維持君主制的重要性時，高達86%的英國人認為這“極其重要”或“頗為重要”。但在2024年的調查中，僅有51%的人持相同看法。至于年輕世代對君主制的贊同比例，更顯低落。

但這并非意味著人們轉而渴望一位民選元首——事實上，多數(shù)人并無此意。更何況，若要尋覓一位能凝聚蘇格蘭、英格蘭、威爾斯與北愛爾蘭的民選領袖，我懷疑這將遠比某些共和派所想像的要棘手得多。

然而，這股支持度的下滑，無疑標志著一樁隱憂。

“君主制之所以能運作，唯一之道在于人人皆或漠不關心，或對之一往情深，”倫敦城市大學君主制歷史學教授安娜·懷特洛克（Anna Whitelock）論道。“倘若這些紐帶斷裂，君主制便再無目的或意義，”她補充說。

事實上，許多人或許會急于將這些紐帶的最新威脅歸咎于丑聞。

安德魯·蒙巴頓-溫莎（Andrew Mountbatten-Windsor）——如今他以此名行走于世——卻與英國公眾之間已無絲毫情誼可言。在今年十月的YouGov民調中，僅有4%的人對他抱持“正面”看法（同月他被剝奪頭銜）；緊隨其后的是薩塞克斯公爵和公爵夫人（Duke and Duchess of Sussex；哈里和梅根），分別獲得30%與21%的支持率。

然而，我所有受訪者無人將當前公眾對君主制的看法，單獨歸因于任何一位個人。我因此懷疑，皇室家族面臨的真正挑戰(zhàn)，乃是其在當代世界中究竟代表什么——一個與伊麗莎白二世（Elizabeth II）于1952年登基時迥異的時代。因為盡管有跡象顯示，變革已列上了議程，正如威爾斯親王（Prince of Wales；威廉）上月所承認。但是，作為王位繼承人，他該如何作為？而查爾斯國王作為在位君主，又該如何——以重振大眾對這座制度的更多支持？

贏得“公眾支持的氧氣”

在我的一生中，已有三位君主登基，每一位皆深諳其要義：在臣民心中留下的印象即是其形象。正如我在紀錄片系列《君主制何用？》（What's The Monarchy For?）中訪談那位記者兼編輯伊恩·希斯洛普（Ian Hislop）時，他所言：“他們的茁壯成長，是仰賴公眾支持的氧氣。”

這終究是其存續(xù)之鑰。而在王室成員周遭，簇擁他們的皆是洞悉此理之人。

譬如，賈恩弗林勛爵（Lord Janvrin）曾任已故女王至2007年的私人秘書。“若將公眾支持視為理所當然，那將是極其糟糕的一天，”他對我說。

懷特洛克教授更將此論述推演一步：“皇室家族即是一座品牌，”她解釋道。

“總有一種迫切感，需維持品牌的受歡迎度。”皇室家族最為大膽的嘗試之一——重新定義其公眾形象，并維系品牌熱度——發(fā)生于1969年，當時他們首度邀請攝影機，深入家族生活之核心。

這部名為《皇室家族》（Royal Family）的影片，在BBC與ITV播出，乃是試圖將他們人性化的努力。

已故女王彼時被彩色鏡頭捕捉，在商店為四歲的愛德華王子（Prince Edward）購買糖果，她從錢包中取出鈔票。“你要什么？棒棒糖？”她被錄下如此爽朗說道。“冰淇淋，”小王子回應。

當他坐進車子前座時，她笑言他或許會弄得“一團糟”。安妮公主（Princess Anne）對此錄影自是毫不留情。“我從不喜歡皇室家族影片的想法，”她據(jù)報曾說。“我總覺得那是個糟糕的主意。”

但這卻是皇室家族如何努力呈現(xiàn)自身、如其所愿被視見的絕佳例證。

10月份的一項民意調查中，只有4%的人對安德魯持“正面”看法

“控制程度令人震驚”

2022年9月，我親赴溫莎報導伊麗莎白二世（Elizabeth II）喪禮的最后階段。宮廷向廣播機構發(fā)出指示，關于某些直播畫面，一旦播出便永不得再現(xiàn)。

其中許多細節(jié)頗為瑣碎，例如皇冠被觸碰的瞬間、某人顯露悲傷神情、喬治王子摸鼻子的動作、愛丁堡公爵與公爵夫人的手帕，以及在靈柩停靈期間，皇室家族默念主禱文的鏡頭。

這些對現(xiàn)實的細微刪除——或稱“永恒剪輯”，一種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式的語言——讓他們從世間抹除任何不悅之物。

一方面，他們有權私下哀悼。但另一方面，已故女王乃國之元首，此乃其公眾葬禮。因此，我們是否有權盡睹全貌，抑或他們有權掌控我們所見？“我認為那種控制程度令人震驚，”懷特洛克教授告訴我說。

她又強調，“若唐寧街試圖操控廣播內容，那必將引發(fā)報導；但若宮廷介入某些畫面的呈現(xiàn)，為何這卻不被視為應該報導的事情？”

白金漢宮發(fā)言人則回應稱：“已故陛下喪禮周邊事件，既是國事盛典，亦是親屬深沉哀痛之刻。

在兩者間尋求適當平衡時是基本的為人道義，指向一種敏感而體諒的作法，以免侵擾個人悲傷或宗教儀式：“特別是，我們相信，在哀悼之時，聚焦家族中較年幼成員，實非公平或合適。”

威廉王子與王妃帶著子女在西敏斯特教堂參加圣誕頌歌儀式

威廉王子與電動滑板車

近日，威廉王子聯(lián)手加拿大演員兼喜劇家尤金·李維（Eugene Levy），參與其上月播出的旅行喜劇系列其中一集。

李維先生見到威廉王子以電動滑板車穿梭于溫莎城堡的入場方式，顯得格外忍俊不禁。

“它滑行得頗為順暢，”王子解釋道，隨后補充：“我總是遲到，因此想這或許是讓會議準時的方法。”他還聊起自己喜愛李維的哪些電影。（“所有的《美國派》！”

這是個明亮的構想——傳達出的形象，乃威廉王子不過是個尋常人。而他及其家人分享給1710萬追隨者的社群媒體貼文，亦采類似手法。他多以休閑模樣示人：影片拍攝于林間、沙丘之上。其中一則，顯示威爾斯王妃分享完成癌癥化療后的寬慰，并反思“單純去愛與被愛”之重要。

英國廣告人羅里·薩瑟蘭（Rory Sutherland）——這位浸潤廣告界37載、現(xiàn)任奧美集團（Ogilvy）副主席的行家——全然贊同威爾斯夫婦營造更現(xiàn)代化氛圍的作法：“我認為威廉王子走得極巧妙，這是一條極其狹窄的線，介于現(xiàn)代性（modernity）與某種荒謔之間; 這是一條極其細膩的道路，需小心翼翼。”

他又補充，這遠比前一代的某次難忘嘗試，要雅致得多——1987年，愛德華王子、安妮公主與安德魯參與慈善賽事《皇家淘汰賽》（It's a Royal Knockout），主持名人團隊身著戲服，進行諸如互拋火腿等肢體挑戰(zhàn)。

此舉似已奏效。威廉王子與凱瑟琳（Catherine）的公眾支持率，分別為76%與73%——高于上月YouGov調查中所有其他家族成員。

懷特洛克教授對威廉王子及其資深皇室同儕試圖顯得更親民的努力頗為肯定，卻對此是否足以全面現(xiàn)代化這個君主制度存有疑慮：“若君主制真要以顯著方式現(xiàn)代化，我們需見到更多透明度、更多問責，”她強調。

1969年BBC的紀錄片為英國王室重塑其公眾形象而大膽嘗試

稅務、政治與皇室生活方式

事實上，在我為紀錄片蒐集資料時并與眾人交談后，我察覺尚有其他因素，或許是阻礙公眾更全面支持的潛在絆腳石。

首先，君主無法律義務就其個人收入繳納所得稅或資本利得稅，因相關法規(guī)不適用于王室，且僅自愿繳納——而查爾斯國王自其母親過世后，亦無法律義務繳納遺產(chǎn)稅。

“我認為，最佳的讓步之道，乃自愿而非迫于壓力。這無疑是更好的表象，”羅里·薩瑟蘭（Rory Sutherland）說。

肯辛頓宮發(fā)言人亦說明，威爾斯親王自愿就其所有個人收入——包括來自公國的收益——繳納最高稅率之所得稅與資本利得稅。

然而，當紀錄片團隊詢問，為何威爾斯親王自繼承職位后，未循其父腳步公開稅務申報時，并未獲得解釋。其次，君主享有就可能影響王室的擬議立法，獲咨詢之權，并可要求豁免其適用。

君主是否行使此權，或其影響程度為何，是另一個議題——有人主張，這個權利本身其實就賦予任何君主潛在的影響力。

再者，便是其生活方式——尤其當國內許多人正面臨生活成本危機之際。對此，薩瑟蘭先生不信公眾特別在意皇室居于宮殿一事。但他補充：“我總覺得滑雪度假頗為不妥。”

當然，尚有經(jīng)濟論據(jù)：皇室家族為英國帶來龐大旅游收益——但薩瑟蘭先生主張，雖然“你能強有力地提出經(jīng)濟理由”，這卻非辯護皇室存續(xù)的正途。

1972年英國王室在白金漢宮一家人的合影

歐洲君主制如何運作

威廉王子已直言不諱表示他心懷變革:“我想可以放心說，變革已列入我的議程……并非過度激進，而是那些我認為必須發(fā)生的改變，”他對李維先生說。

他還表示：“有時你會審視傳統(tǒng)，思索：這在今日是否仍合宜？這是否仍是正確之道？我們是否仍在發(fā)揮最大影響力？所以，我喜歡質疑諸事，這才是我的真意。”

他究竟意指何事，仍不明朗。是否僅是削減宮廷侍從、略減儀式繁文、不再有人稱他“閣下”或行屈膝禮？抑或，威廉王子是否構想更深刻的反思？

事實上，關于王室是否值得進行更大轉變的辯論多年來從未止息：讓英國皇室家族，更貼近荷蘭王室，或斯堪地那維亞諸王室——那些風格更為隨和、樸素的典范。

懷特洛克教授深信，此中某些元素或許頗能吸引王子:“我不認為，為加冕大典而盛裝華服的構想，會是他所喜好。”

但此舉伴隨風險。

“因為，那些真正支持君主制者，喜愛這一切的華美；若我們走到一途，看似斯堪地那維亞君主制那般，無宏大加冕儀式……有些人或許會說：‘如今又有何意義？’”懷特洛克教授補充說。

“若問人們，何者定義英國？我相信，不消多久，你便會觸及君主。”她說。

不過，格雷厄姆·史密斯（Graham Smith），來自壓力團體“共和”（Republic）的執(zhí)行長，便持那些（盡管在英國屬少數(shù)）主張。他們認為王室無論何種改革，皆不足以贏得對其認可：“你不該讓那家族，居于如此特權與地位，”他對我說。

“他們不過是一群極其平凡之人，僅因數(shù)世紀前，與那些筑起宏偉城堡、贏得幾場戰(zhàn)役的先人沾親，便得此位。本質上，這是一座荒謔的制度，……全無正當性。”他強調。

但是，我向他指出，英國國內逾半數(shù)人并不視其為荒謔——許多人視之為慰藉，代表大不列顛，抑或勝過政客之物。此外，各大報章亦充斥君主制的論述。“是的，確有聽眾，”他尖銳地回應我說。“但卡戴珊家族與大衛(wèi)·貝克漢（David Beckham 碧咸）亦有其粉絲。”

荷蘭王室－威廉-亞歷山大國王中學畢業(yè)于威爾斯的大西洋學院

蛻變的絕佳范例

我至今對皇室家族的一大低谷仍歷歷在目。

那是1997年的一個主日，我接獲黛安娜王妃（Diana, Princess of Wales）于巴黎車禍喪生的噩耗。當時我在BBC任職，我們奉命報導此事。彼時，我們絲毫不知公眾反應將如何——但不久，便明瞭有件驚人之事正在醞釀。

民間悲痛如潮水涌現(xiàn)。媒體開始報導，倫敦數(shù)千人涌向肯辛頓宮獻花，然皇室家族卻遁隱巴爾莫勒（Balmoral），未有絲毫回應。

賈恩弗林勛爵（Lord Janvrin）當時與已故女王同在巴爾莫勒。“她必須須在照料兩位年輕王子與返回倫敦之間抉擇。”

然公眾譴責卻如刀鋒般銳利。

這乃一大教訓，教誨君主制對其成員的殘酷要求；也是一個重要課題，千萬不要再躲在新聞故事后頭。

對君主制支持度早已衰退。

戴安娜王妃去世后，肯辛頓宮花園里擺滿了鮮花和氣球以示悼念。

黛安娜逝世次年，根據(jù)英國態(tài)度調查（British Attitudes Survey），僅63.5%的人認為英國保有君主制至關重要。君主制支持率于2012年攀升至75%。這表示此制度能從不滿中復原。“它極具文化適應性，極其強韌，”薩瑟蘭先生說。

“顯而易見，十八世紀的君主制，在今日或顯荒誕，當時它不斷有效適應變遷，這正是其至今猶存、而諸多君主制早已凋零之因。”他補充說。

或許，無論威廉王子作何變革——抑或其后的喬治王子——君主制未來之歸屬，非他們所能定奪。

君主制的存續(xù)，仰賴“公眾支持的氧氣”，故公眾自身支持，將決定此類元首是否仍合國之所需。

大衛(wèi)·丁布利比（David Dimbleby）主持的紀錄片系列《君主制何用？》（What's the Monarchy F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