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本該頤養天年的年紀,美國“軟實力”這詞兒的發明人,約瑟夫·奈,卻坐不住了。他沒去白宮拍桌子,也沒在電視上跟人吵架,就在一場不大的線上聊天里,扔下了一句讓整個美國外交圈心驚肉跳的話。
他說,美國現在對付中國這套打法,是條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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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話不是隨便說的。約瑟夫·奈這輩子都在研究國家怎么玩轉影響力。他給好幾任美國總統當過顧問,當年美蘇掰手腕,他看著;后來中國一步步起來,他也看著。可以說,過去半個世紀,地球上國家之間的那點事,沒幾件能逃過他的眼睛。
戰略困局
約瑟夫·奈用“戰略災難”定義美國當前的對華姿態,核心指向一種矛盾的政策困境:一方面將中國定位為系統性競爭對手,動用技術、經濟、外交等多重手段實施遏制;另一方面又刻意規避直接沖突,試圖在“不戰”前提下實現壓制目標,這種矛盾讓所有舉措都陷入“雷聲大雨點小”的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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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困境在政策執行中體現得尤為明顯。2022年10月以來,美國商務部工業安全局多次升級對華半導體出口管制,從先進計算芯片到制造設備層層設限,還推動日本、荷蘭等盟友同步跟進。2024年第四輪修訂中,更是試圖拉攏德國、韓國將管制范圍擴大至材料領域。
但每次管制升級都預留“后門”,如允許企業申請臨時許可,對部分成熟制程設備網開一面。這種“既要又要”的操作,既未能達到徹底封鎖的目的,反而讓企業對政策穩定性失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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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封鎖
美國對華戰略的核心抓手之一是技術封鎖,試圖通過切斷高端技術供給延緩中國產業升級。在半導體領域,美國嚴禁向中國出口7納米以下工藝所需的EUV光刻機,限制中國留學生進入敏感技術專業,甚至施壓盟友企業停止對華合作。但這一策略的實際效果,與決策者的預期完全相悖。
封鎖反而激發了中國產業自主化的緊迫感。2023年下半年,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追加數百億元資金,重點扶持設備與材料國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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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微電子研發的氟化氪光刻機進入測試階段,瞄準28納米成熟制程;華虹集團將月產能從5萬片提升至8萬片,國產蝕刻機在2024年底實現10%的市場滲透率。專利數據顯示,2023年第三季度中國半導體領域專利申請量同比增長25%,核心集中在封裝、材料等曾受制約的環節。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封鎖對美國盟友企業造成的沖擊遠超中國。荷蘭ASML公司2023年中國市場銷售額占比達39%,EUV禁運后只能通過交付DUV設備維持合作,2024年前三季度中國市場營收占比反而升至47%。該公司CFO戴厚杰在財報會議上坦言,成熟制程的強勁需求讓中國成為關鍵市場。日本東京電子因光刻膠出口管制,2024年對華銷售額下降18%,被迫調整全球產能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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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圍堵
技術封鎖之外,美國將關稅作為經濟圍堵的主要工具,試圖通過加征高額關稅削弱中國出口競爭力。但中國超大規模市場的韌性與供應鏈的靈活性,讓這一策略迅速失效,反倒使美國國內承受了顯著的經濟代價。
中國通過內需市場消化與出口市場多元化,成功對沖關稅影響。2024年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同比增長2.1%,其中對東盟、非洲等新興市場出口增幅均超過8%,有效彌補了對美出口的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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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美國勞工統計局數據顯示,2024年美國消費者價格指數(CPI)中,“中國關稅相關商品”分項漲幅達4.3%,服裝、電子產品等民生用品價格上漲直接增加了家庭開支。美聯儲報告指出,對華關稅每年給美國每個家庭增加約831美元的生活成本。
美國農業領域遭受的沖擊更為直接。中國曾是美國大豆最大進口國,關稅措施實施后,中國轉向巴西、阿根廷采購。2024年美國大豆對華出口量同比下降22%,庫存積壓導致農場主收入減少15%。即便中國在2025年重啟部分采購,首批79.2萬噸訂單量也僅為2017年峰值的三分之一,美國農業界已明確表達對貿易戰的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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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實力流失
約瑟夫·奈在1990年提出的“軟實力”概念,強調文化、教育、制度等非強制因素的影響力,這曾是美國全球領導力的核心支柱。但當前的零和策略,正系統性侵蝕美國積累數十年的軟實力優勢。
高等教育領域的變化頗具代表性。美國收緊對華留學生簽證后,2024年申請美國理工科研究生的中國學生數量下降32%,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頂尖高校的實驗室出現技術崗位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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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中國高校國際排名穩步提升,2024年QS世界大學排名中,有7所中國高校進入前50,吸引了更多發展中國家學生前往深造。文化領域,好萊塢電影在中國市場的票房占比從2019年的18%降至2024年的9%,本土電影與韓劇、印度電影共同填補了市場空白。
盟友體系的松動更凸顯軟實力的流失。美國試圖拉攏盟友構建“去中國化”供應鏈,但盟友的經濟利益訴求使其難以同步。日本汽車產業對華依賴度超過40%,2024年豐田、本田在華銷量占比均超過全球銷量的25%,面對美國的孤立提議始終含糊其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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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三星電子2024年對華半導體出口額達420億美元,占其全球出口的31%,明確表示不會退出中國市場。澳大利亞鐵礦石出口中,中國采購占比常年維持在80%以上,即便在政治摩擦最激烈的時期,也未中斷對華供應。
認知偏差
約瑟夫·奈強調,美國對華策略的根源性問題在于認知偏差。他指出,基辛格、傅高義等熟悉中國的資深外交官與學者逐漸退出決策圈,而當前華盛頓的核心決策群體中,超過60%的人從未到訪中國,對中國的認知主要依賴媒體片面報道與意識形態化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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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認知偏差導致政策制定脫離實際。例如,美國決策者認為中國會因技術封鎖陷入停滯,卻忽視了中國在集中力量辦大事體制下的攻關能力;認為盟友會無條件追隨,卻低估了經濟相互依存的約束力;將中國的發展視為“威脅”,卻未能看到中美在氣候治理、公共衛生等領域的合作空間。
2024年中美在新能源領域的貿易額同比增長19%,說明競爭性領域之外仍有廣闊合作空間,但零和思維讓這些合作潛力難以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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