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世錦：從終端需求入手推動高質量發展

劉世錦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以下觀點整理自劉世錦在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年度論壇（2025-2026）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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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了“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這些目標包括：“高質量發展取得顯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強水平大幅提高、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社會文明程度明顯提升、人民生活品質不斷提高、美麗中國建設取得新的重大進展，國家安全屏障更加鞏固。”可以說，其中的每一條都至關重要。我今天想要探討的問題是：從經濟增長的角度來看，我們需要遵循什么樣的邏輯，才能有效地實現上述這些目標。

一、中國經濟基本面：宏觀增長與微觀感受的“溫差”

首先，我們需要審視中國經濟的基本面。經過30多年的高速增長，我國經濟自2010年一季度開始逐步由高速轉向中速增長。從數據走勢圖來看，雖然疫情期間有所波動，但整體增長速度是呈下行趨勢的。出現這一變化的深層背景是，中國經濟面臨的主要挑戰，已經由過去的“供給約束”轉變為“需求約束”。這種“需求約束”最直觀的指標，就是CMF報告中經常引用的“GDP平減指數”。截至今年三季度，該指數已經連續10個季度出現負增長。今年前兩個季度，我國經濟實際增長分別為5.4%和5.2%，但名義增長僅為4.6%和3.9%，且四季度名義增速似乎還會有所降低。

這里就涉及我們經常討論的“宏觀與微觀的溫差”問題。宏觀上公布的實際增速看起來還不錯，但在微觀層面，無論是企業的現金流、利潤，還是老百姓拿到手的工資，市場主體實實在在感受到的是名義增長。因此，我想強調的是，在中國經濟當前的階段，名義增長顯得相當重要。從經濟學角度來講，名義增長才是被市場真正認可的增長。我們的實際增長是通過計算得出的，這二者之間存在顯著的差別。

二、結構性偏差：消費不足的本質與成因

當前中國經濟的問題主要是需求不足。而需求不足主要不是投資和出口不足，核心在于消費不足。關于消費不足，我們有一個基本的判斷：與全球平均水平相比，我國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低約20個百分點。即便與OECD國家在與中國大體相同發展階段的國家相比，用購買力平價計算，仍然存在這樣一個差距。需要指出的是，當前我國的商品消費占比差距并不大，主要缺口在于服務消費。因此，我們現在講的“消費不足”或“消費占GDP比重低”，并非只差了1—2個或3—4個百分點，而是差了近20個百分點。我將這種現象表述為“結構性偏差”。

造成這一偏差的原因比較復雜，我列了一個清單，主要包括以下五點：一是基本公共服務總體水平較低，且內部差距較大；二是城市化水平和質量相對滯后；三是不同階層和群體收入差距較大；四是政府資產占全社會凈資產比重偏高；五是長期以來重投資、輕消費的體制機制與政策導向。

所以，討論消費不足不能泛泛而論，要明確重點和痛點。消費不足，主要不是商品消費不足，而是服務消費不足；重點是住房、醫療、社保、養老等與基本公共服務相關的發展型消費不足。從人群上看，城市居民面臨著教育、醫療、住房“三座大山”的壓力，但缺口最大的群體還是農村居民，重點是近3億農民工，特別是近2億進城農民工。從體制機制上看，問題的根源主要還是由來已久的城鄉二元結構。

三、 “終端需求”：揭示經濟減速的源頭

中國消費占GDP的比重比國際平均水平低近20個百分點，這并不是新問題，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就是如此。既然中國這么多年經濟發展得還不錯，那該如何解釋當下的困境呢？

從研究角度出發，我想引入一個概念，叫“終端需求”（GFP）。所謂“終端需求”，就是從GDP中把生產性投資減掉。GDP中包含的生產性投資要再次回到生產過程，并不能代表最終產品，只有“終端需求”才是從自然流程上看的真正意義上的最終產品。它主要由兩部分構成：一是全部消費；二是非生產性投資，主要是與民生密切相關的房地產、基礎設施建設和部分服務業投資。

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房地產和基建保持了高速增長。事后來看，這種增長確實存在超前或透支的問題。但近年來，情況發生了變化，房地產大幅度下跌，基建也在減速。這導致原來被房地產和基建高增長所掩蓋的消費結構偏差問題，現在掩蓋不住了，可謂“水落石出”。因此，當前終端需求的增長放緩或者說相對收縮，是導致宏觀經濟減速、產能過剩加劇、名義增長低于實際增長的主要原因。這并不是抽象的理論，從數據圖表上可以清晰地看到：過去一段時間，終端需求（GFP）占GDP的比重一直上行，在2018年達到高點，隨后開始明顯回落。回落的原因就在于與民生相關的非生產性投資（房地產、基建）從那個時點開始大幅度下降。此外，終端需求的下降過程帶動了產能利用率的下降，進而導致GDP平減指數的回落。

由此引出的結論是，我們現在討論的中國經濟問題很多，包括價格低迷、名義增長低于實際增長、地方債務負擔重、城市白領消費降級、產能過剩嚴重等，這些確實都是問題，但它們都是由“終端需求不足”這一源頭性問題派生出來的。只有把終端需求調整到合理的水平，經濟運行才有了源頭活水，其他的派生性問題才能迎刃而解。我認為，這是解決需求不足的“第一性原理”。因此，我們的刺激政策資金，重點要用于解決這個源頭性問題，好鋼要用在刀刃上，才能事半功倍。

四、 經濟增長的“高度”與“寬度”

最近一段時間，中國的創新勢頭不錯，有些地方甚至可以說是“熱氣騰騰”，新產業發展也很好，但為什么宏觀經濟依然感覺疲軟？經濟增長為何承受如此大的壓力？這里我想提出一對概念，即經濟增長的“高度”和“寬度”。

高度：我們平常進行技術創新、體制改革、對外開放、加強管理等，旨在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即提升整個經濟增長的潛在能力，這決定了經濟增長的“高度”。

寬度：在橫軸上，還有一個“寬度”問題，即消費需求的問題。如果我們把社會全體居民分為10組，這10組人的需求實際上是不一樣的。這10個組別合成的總需求，到底能支撐多少經濟增長產出？這非常重要。簡單來說，高度決定了我們“可能”達到的增長速度，但寬度決定了我們“實際”能夠實現的增長速度。

最近一兩年，創新領域確實出現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新氣象，比如DeepSeek和人形機器人的出現，這提升了經濟增長的“高度”。但這并不能自動解決“寬度”問題，有時甚至會加劇寬度問題。我經常舉的一個例子是：前段時間，某城市推廣網約車、出租車自動駕駛。科技創新重不重要？重要，這是硬道理。但是，對于一批網約車和出租車司機來說，這大概是他們最后一個工作機會，如果丟掉這個工作，他們可能沒有其他技能，馬上就會面臨失業和生計問題。那么，這批人的就業問題是不是硬道理？它同樣是硬道理。

科技創新是硬道理，就業也是硬道理。當兩個“硬道理”碰到一起時，實質上就是“高度”和“寬度”的關系問題。如果我們不解決寬度的問題，不解決需求和就業的問題，單講科技自立自強、講發展新質生產力，實際上其發展空間會受到很大的限制。

如何理解現在的“擴大消費”？特別是中低收入階層的消費，我們平常將其看作改善民生、社會公平正義的問題，這沒錯。但在目前，它更是緊迫的短期經濟增長速度問題。正如我剛才所分析的，房地產和基建增速下來了，終端需求中非生產性投資大幅收縮。為了對沖這一塊下降帶來的空間，防止終端需求滑坡過快，我們必須把過去差了20個百分點的消費往上提，特別是要把終端需求中的中低收入階層發展型消費在短期內有一個較大幅度的提升。

這就面臨一個選擇：過去我們增長放緩時是抓投資，力度很大；現在面臨同樣穩增長的問題，能不能用過去抓投資的力度和資金，轉而用來抓消費？目前看來，這個認識并不統一。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居民消費率要顯著提高”。我認為，“十五五”期間，應將消費占GDP的比重每年提高不低于1個百分點，作為穩增長的一項硬任務。

五、“十五五”經濟增長的邏輯與對策

基于上述分析，我認為，“十五五”期間經濟增長的邏輯需要轉變。要由以往重視產業和物質資本投資的供給側導向，轉為重視消費和人力資本投資的需求側導向。大概的邏輯順序應該是：

第一，算需求：首先穩定和擴大終端需求，把終端需求先算清楚。

第二，定產能：以終端需求為基準，評估當前的產能狀況，是“過剩”“差不多”還是“不足”？

第三，搞投資：在產能不足的領域進行投資，才是有需求有效益的投資，或者說是有效投資。由此出發決定投什么，投多大規模，有什么樣的速度，要在投資中增加技術含量，體現科技自立自強，實現創新驅動和轉型升級。

當前要特別注意防止是，在終端需求不足、產能已經嚴重過剩的領域，以諸多新名目大上新投資、新項目。此類投資當期是可以增加GDP，但下一期就會形成新的過剩產能和債務負擔。有些城市把基礎設施項目搞出來了，當期GDP是增長了，但下一期連運營費用都沒有，因為地方財政太困難了，導致新的基礎設施建成后無法運營。

我們經常爭論中國現在到底是要搞消費還是要搞投資。最新的統計數據顯示，今年1-10月份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同比下降1.7%。為什么會出現負增長，數據圖表表明，它和產能利用率顯著相關。現在產能已經嚴重過剩了，在這種情況下，不投資對很多市場主體來說反而是比較理性的選擇。為什么產能利用率下降？因為終端需求下來了。只有把終端需求提上去，投資才會隨之增加。所以，到底抓投資還是抓消費，結論是：你抓了消費，最后才能真正把投資帶上去。必須把這個邏輯講清楚。

具體對策建議：

第一，穩增長、穩就業，提高中低收入階層收入。擴大消費的前提增加收入。穩定宏觀經濟基本盤，持續推進城市化和城鄉融合發展，穩定和擴大城鄉居民就業，提升中低收入階層工資性、經營性收入比重。

第二，縮小城鄉居民基本公共服務差距。增加城鄉低收入階層的轉移性收入。部分滯銷住房轉為保障性住房向農民工為主的中低收入者提供。擴張性財政政策，每年規模不小，但重點要轉向提高中低收入階層收入，實際上就是用這筆資金來解決中低收入階層的發展型消費不足問題，以此對沖房地產等非生產性投資下降后留下的空間。

第三，“兩個10萬億”計劃。“十五五”期間，可以通過將“兩個10萬億”國有權益資本劃撥社保基金并進入資本市場運作、短期財政補貼和完善長期繳費制度等多措并舉的方式，使城鄉居民養老保險覆蓋人群的人均養老收入，從目前的每月246元，提高到“十五五”末期每月1000元。同時，要推動形成城鄉統一的土地管理和居民財產權利制度，增加農村居民的財產性收入。

六、實施“消費強國”戰略

消費對中國經濟至關重要。我們要提出建設“消費強國”的目標，將其與“制造強國”“金融強國”并列，建設“三個強國”。目前中國距離消費強國還有比較大的差距。我們現在是消費大國嗎？目前還不完全是，首先要把消費占GDP比重20個百分點的缺口補上，才能成為真正的消費大國。

實施消費強國戰略，還有兩個關鍵性特征。

第一，做全球最大的“甲方”。由消費大國轉向消費強國的一個重要方向，是國內消費者也能分享全球范圍物美價廉的商品和服務,形成全球最大規模的消費市場。這個市場的優勢不僅體現在消費者的數量，更重要的是購買力，而支撐購買力的是較高的居民收入水平和有全球競爭力的人民幣幣值。美國常說自己是全球最大的“甲方”，事實上，這個位置應該也完全有條件屬于中國。我們應當逐步轉向對外貿易平衡戰略。如果我們通過大量進口并使用人民幣支付，這將成為未來推動人民幣升值的重要渠道。

第二，消費也是投資，而且是更重要的投資。現階段重點發展的服務消費，特別是其中的發展型消費，既可以看成是消費，也可以看成是投資，是“投資于人”，是人力資本投資。教育培訓提高智力水平和工作技能，醫療衛生提高健康水平，社會保障提升勞動者的職業穩定性和社會流動性，這些都從不同方面有助于提升人力資本，與創新驅動社會對人力資本的需求相適應。

文章僅作為學術交流，不代表CMF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