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奮力邁向“十五五”的中國宏觀經濟，CMF年度報告（2025-2026）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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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年度論壇（2025-2026）在中國人民大學隆重舉行。

本期論壇第一單元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一級教授、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聯合創始人、聯席主席楊瑞龍主持。論壇第一單元，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鄭新業為本次年度論壇致辭。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副所長、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副主席，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閆衍主持論壇第二單元，聚焦“奮力邁向‘十五五’的中國宏觀經濟”，來自政界、學界、企業界的知名經濟學家李揚、劉世錦、蔡昉、毛振華、楊瑞龍聯合解析。

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鄭新業表示，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創立于2006年，始終聚焦宏觀經濟前沿與重大問題研究。回顧 “十四五”收官之年，我國經濟運行穩中有進，為“十五五”時期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面對“十五五”時期復雜的內外環境，期待各位嘉賓學者提出真知灼見，凝聚廣泛共識，匯聚強大合力，為中國宏觀經濟決策貢獻寶貴智慧，為奮力推進“十五五”時期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力量。

論壇第一單元，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主要成員劉曉光代表論壇發布CMF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報告（2025-2026）。

本期報告正值“十四五”規劃收官與“十五五”規劃即將開局的關鍵節點，報告不僅對2025—2026年的宏觀經濟形勢進行了分析預測，還回顧了“十四五”時期的經濟發展成就與問題，并對“十五五”時期的發展趨勢進行了展望。報告主要圍繞以下五個方面展開：

一、2025年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及突出特征

二、回顧“十四五”時期的中國宏觀經濟

三、展望“十五五”時期的中國宏觀經濟

四、2026年中國經濟面臨的機遇與風險挑戰

五、基本結論、分情景預測與政策建議

一、2025年中國經濟形勢分析

對2025年中國經濟形勢的研判，主要從宏觀經濟、微觀基礎、中觀層面三個維度展開。

1、宏觀經濟：完成增長目標難度較小，扭轉下行趨勢壓力較大

第一，實際GDP增速較快但呈現“前高后低”，名義增速偏低的雙重壓力。2025年實際GDP增速總體較快，各季度增速均高于去年同期，但呈現明顯的“前高后低”走勢。前三季度實際GDP增長5.2%，其中一季度增長5.4%，二季度增長5.2%，三季度回落至4.8%。與此同時，名義GDP增速放緩，前三季度同比增長4.1%，其中二季度增長3.9%，三季度進一步降至3.7%。名義增速的放緩更能反映市場主體的直觀感受，構成了經濟增長的雙重壓力。

第二，供給面表現強勁，工業生產保持強勁態勢。服務業生產實現顯著回升。前三季度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6.2%，較去年同期提升0.4個百分點。前三季度服務業增加值同比增長5.4%，較去年同期提升0.7個百分點；服務業生產指數增長5.9%，較去年同期提升1個百分點。工業與服務業生產均比去年更加強勁，顯示出在新一輪關稅不確定性沖擊下，中國供應鏈與產業鏈具有極強韌性。

第三，出口增長表現大超預期，但內需不足問題更加突出。在中美博弈背景下，通過多元化國際市場布局以及積極改善貿易伙伴關系，出口實現了超預期增長，有效抵消了對美出口的不利影響。前三季度以美元計價出口增長6.1%，凈出口增長26%；以人民幣計價出口增長7.1%，進出口增長27.2%。其中，對美出口下降16.9%，收縮效應明顯；但對東盟出口增長14.7%，對歐盟出口增長8.2%，對世界其他地區出口增長9%，相比去年均實現顯著回升。出口強勁帶來外匯儲備增加和人民幣匯率溫和升值。外匯儲備從去年底的3.2萬億美元增至3.3萬億美元，美元兌人民幣從7.2下降至7.1。

第四，物價運行持續處于低位，實際利率攀升抵消貨幣政策寬松效果。前三季度CPI同比下降0.1%，PPI同比下降2.8%，GDP平減指數同比下降1.1%，連續10個季度保持負增長。盡管名義利率溫和下調，2022年至今1年期LPR從3.65%下降到3%，累計下調65個基點，其中2023年下調20個基點，2024年下調25個基點，2025年下調10個基點。但由于物價跌幅更大，導致實際利率整體偏高。以PPI為差值計算，實際利率年中一度達到6.6%，截至9月平均值為5.87%，對消費和投資產生了不利影響。

第五，經濟周期底部延長，走出承壓狀態仍需幾個季度。本輪經濟周期最顯著的特征之一是GDP平減指數在負值區間運行時間過長，以往周期中多是1—2個季度，此次已持續10個季度。歷史經驗表明，實際GDP增速先回升，才能帶動GDP平減指數回升。若無強效的調控手段，預計走出經濟周期底部至少需至2026年底。積極信號在于，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已開始緩慢回升，9月上漲1%，10月上漲1.2%，具備了“保1爭2”的基礎條件。

2、微觀基礎：表觀修復持續有效推進，深層次活力仍有待激發

第一，居民部門就業收入狀況總體穩定，但消費者信心與預期持續低迷。部分指標走勢存在分化。從失業率來看，城鎮調查失業率前三季度平均為5.2%，各月保持在5%—5.5%的合理區間內運行，但從就業增長來看，城鎮就業機會不足。外出務工農村勞動力同比增長僅0.9%，比去年同期增速回落4個百分點；16-24歲（不含在校生）青年失業率仍處高位，前三季度均值16.6%，較去年同期提高1個百分點；峰值水平為8月份的18.9%，較去年峰值提高0.1個百分點。

收入方面，前三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義增長5.1%，比名義GDP增速高1個百分點，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5.2%。從可支配收入結構來看，工資性收入、經營凈收入、轉移凈收入名義增速處于5.4%、5.3%、5.3%的較高水平，高于總體收入增速，但財產凈收入僅增長1.7%，已連續兩年不足2%，顯示出持續的財富收縮效應。

盡管疫后中國經濟實現恢復性增長，居民就業和收入狀態有所改善，但居民信心和對未來預期持續低迷。截至2025年9月，消費者的信心指數、滿意指數和預期指數相比2022年2月前常態水平仍有25%—30%的缺口。其中就業信心缺口達40%，收入信心缺口達20%，消費意愿缺口為10%，表明消費積極性仍有激發基礎。

第二，企業部門績效在曲折中改善，但產能利用率不足制約投資擴張動力。前三季度企業利潤總體實現好轉，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同比增長3.2%，除基數因素外，主要得益于年中以來持續加強“反內卷”，8-9月份工業企業利潤顯著增長，扭轉了之前的下滑局面。此外，虧損面呈現縮小趨勢，包括虧損企業家數和虧損額，特別是企業虧損額同比下降8.1%，比去年同期有明顯改善。清理拖欠企業賬款取得一定成效，產成品存貨積壓問題得到緩解，拖欠企業賬款余額增速得到一定有效控制，但絕對水平仍處于上升趨勢，效果體現存在滯后性。因此產能利用率和產銷率仍在下滑，制約投資擴張動力。前三季度，全國工業產能利用率為74.2%，較去年同期回落0.4個百分點，處于歷史同期較低水平其中，三季度為74.6%，較去年同期回落0.5個百分點。

第三，政府部門財政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改善，政府支出由收縮轉向擴張。前三季度，全國公共財政收入同比增長0.5%，實現由負轉正，增速較去年同期回升2.7個百分點，全國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下降0.5%，跌幅較去年同期縮小19.7個百分點，兩項收入合計，同比增長0.35%，增速由負轉正，較去年同期回升5.93個百分點。政府支出由收縮轉向擴張，積極財政政策發力。前三季度，公共財政支出累計同比增長3.1%，政府性基金支出累計同比增長23.9%，兩項合計同比增長7.9%，比去年同期增速大幅提升8.9個百分點。因此今年財政在收入好轉后，支出有加速趨勢。

3、中觀層面：結構轉型造成下行壓力，結構失衡構成下行風險

相較于去年，2025年中國經濟的新變化在中觀層面表現得更為明顯。雖然宏觀與微觀層面的問題依舊存在，但房地產等產業結構轉型帶來的巨大下行壓力，疊加內外需求失衡構成的下行風險，使得三季度以來經濟下行的趨勢感更加明顯。當前經濟下行的核心驅動因素是中國經濟當前面臨消費、投資及出口預期三重因素的疊加沖擊。盡管出口數據表現良好，但出口預期一直處于高壓狀態。這三重沖擊顯示出經濟已出現內生性緊縮的苗頭。尤其是東部地區及投資大省投資大幅弱化，成為當前經濟下行的主因。需要明確的是，當前的下行是新舊動能轉換期的過渡性表現，并非增長的極限，經濟中仍有未充分釋放的潛能與潛力。許多延續自去年的問題在今年出現了蔓延與擴張，導致經濟下行涉及的面更廣、層次與維度更多，集中表現為短期壓力的加大。

在中短期內，建議從以下三個方向尋求突破應對當前經濟下行壓力：

第一， 需正視當前地方政府財力與產業政策能力坍塌限制了宏觀調控效果，部分地區在執行中央政策時存在不達標情況。應避免陷入“債務拖累增長”的簡單話語陷阱，在政策執行上仍需積極有所作為。

第二，創造“中高收入就業崗位”的投資驅動模式對當下至關重要。簡單認為“投資過剩應轉向消費”的觀點并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中國正處于新舊動能轉換期，培育高新產業必須依賴大規模資金投入。消費不足的本質是收入不足，即高收入、中高收入崗位匱乏。因此，必須通過投資打破“崗位不足導致消費疲軟”的惡性循環。

第三， 在當前階段，應優先激活東部及重點城市的潛力，而非強求區域平衡與絕對均衡。中國經濟需要“領頭羊”和“領頭矩陣”來真正走出目前的壓力狀態。

總之，2025年全年5%的增長目標能夠實現，但扭轉下行趨勢更為重要。前三季度經濟增長5.2%，受高基數和供需影響呈現逐季回落態勢，預計四季度增速可能回落至4.5%左右，全年增速依然在4.9%—5.0%區間。為確保“十四五”圓滿收官，需警惕以下嚴峻挑戰：

第一，內需加速回落，四季度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尤其是對累計指標拆解后發現，三季度下滑幅度較大。

第二，產業結構轉型構成下行壓力，內外需求失衡構成了四季度和明年的下行風險。

第三，若四季度經濟增速回落幅度過大，可能引發國際國內市場的預期震蕩，導致對中國資產價值的重估。

第四，名義GDP增速創歷史新低，經濟運行將產生質變風險。前三季度名義GDP增長4.1%，其中三季度降至3.7%，創歷史新低。若四季度進一步下滑，可能會出現“水落石出”效應，導致經濟運行中存在的風險隱患集中暴露。

二、“十四五”時期中國經濟發展

1、“十四五”時期的主要發展成就

第一，經濟實力穩步回升，全球影響力持續增強。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規模連續突破110萬億元、120萬億元和130萬億元大關，年均增速達到5.5%。回顧這一歷程，盡管每年都面臨諸多挑戰，但5.5%的平均增速仍遠高于同期全球3.9%的平均水平。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連續兩年邁上9萬元臺階，體現了我國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擴大這一新優勢。同時，產業結構和供給能力進一步增強，特別是制造業總體規模連續15年位居全球首位，進一步夯實了我國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中的關鍵地位。

第二，創新驅動深入實施，科技動能顯著增強。投入方面，2024年我國研發投入已達到3.6萬億元，較“十三五”末期增加1.2萬億元，五年增幅接近50%；研發投入強度提升至2.68%，較上一輪規劃末期提高0.27個百分點；研發人員規模不斷增長，增速保持較高水平，目前總量已超過700萬人/年，穩居全球首位；人力基礎不斷夯實，創新產出成果豐碩。截至2025年6月，每萬人發明專利擁有量達到15.3件，較2020年實現翻番，表明我國創新發展和專利質量取得顯著進步。在關鍵技術和新興產業方面，實現了由點及面的突破與擴展，比如2024年國產芯片產量大增，C919邁向產業化，DeepSeek引發全球關注，航天、核電等領域持續推進，中國芯片和中國裝備的國際競爭力顯著增強；新質生產力加速培育。高技術制造業和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分別較“十三五”末期增長42%和73.8%，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占GDP比重提高至10.4%。無論是投入端還是產出端，我國在創新領域均實現了質的飛躍。

第三，民生福祉不斷增進，共享發展全面推進。城鎮調查失業率持續穩定在合理區間，就業局勢總體穩定。其中，新就業形態和靈活就業在申請量與招聘量上均出現快速增長，占比持續大幅提高。相關崗位的擴張吸納了大量轉移就業，平臺經濟、零工經濟和生活性服務業在吸納就業方面的作用顯著增強。但也需注意，從中長期來看，這可能構成潛在風險，即這種持續的積累雖然容納了就業數量，但就業質量可能會有所下降。居民收入方面，“十四五”時期，居民收入增長與國民經濟增速基本保持一致，實現了規劃預期目標。民生保障方面，教育鞏固率、養老保險參保率、醫療保險參保率均穩定在95%以上；每千人口執業醫師數由2.9人提高至3.6人，持續提升國民健康的保障能力。

第四，綠色轉型成效顯著，生態環境持續改善。“十四五”時期，盡管穩經濟壓力較大，但我國依然實現了環境與生態質量的改善。單位GDP能耗前四年累計下降11.6%，2024年降幅達3.8%，優于年度目標；，能源結構持續改善，可再生能源裝機占比提升至約60%，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達19.8%；增綠擴容持續推進，生態系統質量穩步提升。從空氣、水等社會關注的質量指標，到綠色生產力發展及綠色金融支持，綠色低碳轉型已從政策引導邁向系統性重塑，成為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并為邁入“十五五”奠定了更加堅實的生態與發展基礎。

第五，安全基礎持續夯實，風險防線不斷筑牢。糧食安全和能源安全兩大指標較“十四五”初期均得到切實加強，并提前完成目標。特別是在能源安全方面，2022年我國綜合能源生產能力已達到46.6億噸標準煤，提前三年完成目標；2024年達到49.8億噸，預計2025年將達到50億噸以上。裝備制造、關鍵材料、高端裝備等領域“補短板、鍛長板”取得突破，為應對外部沖擊提供了堅強支撐。

第六，對外開放縱深推進，新發展格局穩步構建。在逆全球化潮流涌動、貿易摩擦不斷加劇的背景下，我國貨物貿易依然保持了持續較快增長，從32.2萬億元增至43.8萬億元，連續八年穩居全球第一。同時，制度型開放不斷推進，金融領域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程度顯著增強。外資準入負面清單持續壓縮，制造業準入全面放開，自貿試驗區形成近200項制度創新成果，2024年跨境人民幣收付規模達到64萬億元，較2019年顯著增加44萬億元，增幅明顯，人民幣在全球貨幣支付體系中的占比穩步提升。

2、“十四五”時期面臨的突出問題

第一，經濟結構矛盾突出，內需動能仍顯不足。這一矛盾主要體現在四個層面：第一，宏觀數據與微觀感受存在“溫差”。近年來，社會各界普遍感受到宏觀經濟指標的回升與微觀主體實際獲得感之間存在持續的差距。第二，消費與投資持續受房地產拖累。房地產市場的調整不僅直接抑制了投資需求，其引致的風險也在持續延伸和蔓延，對消費形成了拖累。第三，深層次結構性因素抑制需求釋放。消費和投資需求不足，既源于需求側本身的問題，也受制于供給側的限制，導致潛在需求無法得到充分釋放。第四，供需錯配為治理帶來新挑戰。盡管國內大循環確立，但內生增長機制尚不牢固，宏觀“內需主導”與微觀“謹慎收縮”之間存在巨大張力。因此，“十五五”治理的關鍵在于如何在推動結構優化的同時有效修復信心，構建更具可持續性的內需擴張機制以化解這一矛盾。

第二，原始創新能力偏弱，關鍵技術受制仍存。這一矛盾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基礎研究薄弱與創新結構失衡。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仍是最大短板，經費占比相對較低，實現“從0到1”的突破能力依然不足。第二，關鍵核心技術依然受制于人。在高端產業層面仍需進一步突破，隨著外部封鎖壓力日益增加，技術攻關的緊迫度也在不斷提升。第三，創新產出呈現“量多質次”且轉化不暢。科技成果轉化率依然較低，特別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發專利轉化率與國際同行相比仍有差距。“十四五”時期科技創新總體特征可以概括為“總量不弱但基礎偏薄、長板突出但結構失衡”。這是研發結構、制度環境與外部約束交織的結果。進入“十五五”，必須在基礎研究布局、激勵機制及關鍵攻關上進行更有力度的系統性調整，否則現有格局可能固化，難以有效支撐高質量發展與國家安全。

第三，財政運行約束趨緊，收支結構有待優化。第一，財政收入放緩與結構被動調整。收入結構在減稅降費和經濟承壓的雙重作用下出現“稅收降非稅升”的被動調整，經濟運行呈現出收入放緩特征，財政整體約束趨緊。第二，支出剛性增強導致赤字率被動抬升。隨著人口老齡化加劇、義務教育普及以及社會保障加強，財政支出呈現剛性增長趨勢。如果強行控制赤字目標，可能導致經濟內生性收縮，因為優先滿足剛性支出后，留給逆周期調節和改善長期增長動力的空間將十分有限。因此，建議應優化支出結構，提升資金效益；深化體制改革，保障財政長期可持續。一方面要規范非稅收入，提高收入質量和公正性；另一方面要完善央地財權與事權匹配，健全轉移支付制度。通過“保基本、優結構、提效率”，為中長期財政運行創造更可持續的制度空間，確保積極財政政策在約束趨緊條件下依然能發揮定力和韌性。邁入“十五五”，關鍵在于以更可持續的方式重塑財政空間，通過結構性改革提升資金配置效率，否則將難以為穩增長、促轉型與防風險提供足夠韌性支撐。

第四，金融服務實體依然偏弱，風險隱患交織積累。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總量充裕與結構性錯配并存。今年以來，金融運行呈現出“賬面充裕、實體緊張”的新矛盾。第二，資源配置分化與“脫實向虛”風險增加。資金流向與實體經濟需求之間存在偏差。第三，存量風險顯性化與增量風險隱性化交織。在處置存量風險的過程中，由于部分支出具有剛性，導致新的隱性風險不斷增加。調研發現，一些增量風險正以非常隱性的方式推進，這將導致風險傳導機制更加復雜，并可能過渡到“十五五”時期。進入“十五五”，如何在保持金融穩定底線的同時重構資源配置機制、強化服務實體功能，并以更前瞻的制度安排阻斷風險累積鏈條，將成為關系金融體系長遠安全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考驗。

第五，外部環境復雜嚴峻，開放發展面臨挑戰。全球經濟復蘇乏力，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制度性約束激增。IMF預計2024—2025年全球經濟增速徘徊在3.2%左右，明顯低于歷史均值，WTO預測2025年全球貨物貿易量或將小幅負增長。保護主義蔓延至關稅、出口管制、投資審查等多個領域，全球產業鏈穩定性受到沖擊。盡管中國外貿展現出強勁韌性，出口實現增長，但引資和穩外資的壓力依然在增加。未來需要統籌開放與安全，重塑競爭優勢。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戰略思維的轉變：隨著中國經濟國際影響力的提升，在談及外部環境復雜性和全球增速放緩時，應認識到中國不僅是外部環境的接受者，更是外部環境的塑造者。過去幾年，中國經濟對全球增長的貢獻率持續高達30%，中國經濟的走勢本身就是影響全球經濟復蘇的關鍵變量，國際機構做全球增長預測時往往首先關注中美增長率。展望“十五五”，我們不能簡單地將經濟發展問題歸咎于外部環境，未來在局部市場和領域，中國將是外部環境的主導者。這是大國在日益開放格局下必須具備的戰略思維。

3、對“十五五”規劃制定實施的啟示

第一，以內需拉動為本，構建高效增長機制。確立內需戰略支點，著力提升消費能力。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升對內需的適配度。最近新一輪消費促進政策，已從原來的擴消費轉向促進消費和供給的匹配。構建政策協同框架，建立長效評估機制。

第二，完善規劃實施機制，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十四五”時期我國開始探索建立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十五五”規劃建議和四中全會公報進一步提出，要完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

第三，推動財權事權協同，構筑可持續財政體系。通過在稅制結構優化、支出責任重塑和債務風險約束三個維度協同用力，在“十五五”時期逐步形成一個既有足夠發展彈性、又具長期可持續性的財政體制，為宏觀經濟治理提供更加堅實、更加可預期的制度支撐。

第四，推進金融體制改革，完善風險防控體系。一方面提升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和服務實體經濟能力，另一方面織密多層次金融安全網，為“十五五”時期乃至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提供堅實、可靠的金融支撐。

第五，深化對外開放，提升戰略外部韌性。“十五五”時期的制度型開放將從“規模擴張”加快轉向“質量提升”，在增強我國國際競爭新優勢的同時，有效提升面對外部沖擊時的自我修復能力和戰略回旋空間，為新發展格局構建和高質量發展提供更加堅實、更加可靠的制度支撐。

三、“十五五”時期的中國經濟展望

在系統回顧“十四五”發展歷程的基礎上，依據“十五五”規劃建議的重大舉措與戰略安排，本報告主要對“十五五”時期的宏觀經濟核心指標和對外開放核心指標進行趨勢展望。

1、核心發展預期研判：新發展理念指引下的量化與定性目標

第一，經濟增長保持中高速區間，規模持續擴大。 經過對潛在增速測算及主流機構預測值的梳理與對比分析，預計“十五五”時期我國經濟仍將保持中高速增長，經濟總量規模將進一步擴大。第二，國民產業結構持續優化。 結合最新的產業結構變化趨勢分析，“十五五”時期國民經濟結構將呈現規律性演變，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將繼續作為支撐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動力。 第三，投資率保持在合理水平。根據對國內投資趨勢的估算，預計“十五五”時期綜合投資率將依然保持在接近40%的合理水平。第四，財政赤字率呈擴大趨勢。受剛性支出不斷增加與收入增長放緩的雙重擠壓，“十五五”時期財政支出規模和赤字率預計呈現擴大的趨勢。

基于上述四點研判，建議“十五五”時期重點把握以下四個方向：一是合理錨定增速目標，構建與之相匹配的宏觀治理體系；二是以新質生產力優化產業結構，推動制造業和服務業深度融合；三是提升投資效率，切實服務于高質量發展；四是統籌發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經濟與金融風險。

2、開放格局與外貿韌性：“十五五”時期對外貿易數據研判

在“十五五”期間，我國國際收支總差額預計總體呈現先降后升、波動回升的趨勢。經常項目方面， 預計將延續“貨物項目順差、服務項目逆差”的總體結構特征。資本與金融項目方面，預計可能面臨一定的下行風險。

基于對國際收支趨勢的研判，提出以下四點政策建議：

第一，構建與國際收支相適應的動態宏觀治理框架。

第二，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核心，加快實現外向型經濟的轉型升級。

第三，完善國際收支統計，提升宏觀經濟決策的精準性。

第四，深入推進市場化改革和高水平對外開放。

四、2026年中國經濟面臨的機遇與風險挑戰

在回顧“十四五”并展望“十五五”的基礎上，再次回歸短期視角，重點對2026年中國經濟的運行邏輯進行分析。總體來看，2026年中國經濟將面臨三大上行機遇與六大風險挑戰。

1、2026年中國經濟面臨的三大上行機遇

第一，“十五五”規劃適度超前布局將打開全新增長空間。尤其在投資領域，“十五五”規劃的超前布局有望扭轉經濟下行趨勢。具體涵蓋以下主要方面：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強大國內市場、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科技創新和發展新質生產力、促進人口高質量發展以及加快建設“健康中國”。其邏輯在于，上述領域在“十五五”規劃中均有具體的投資規模測算（包含顯性與隱性測算）。目前的測算結果顯示，“十五五”期間這些領域的投資規模極為可觀。若能實現適度超前布局或前置實施，將對2026年經濟產生顯著的提振作用。

第二，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蓄勢待發。第一，從“十五五”規劃導向及近期各部門表態來看，2026年財政政策將更加積極，貨幣政策將更加寬松。第二，財政政策空間擴大。 隨著化債工作的持續推進和財政收入回升，政策空間得到拓展。經過過去兩年的化債努力，地方資產負債表結構已得到優化。第三，全球寬松周期提供有利環境。全球已步入貨幣寬松周期，美聯儲和歐洲央行雖降息節奏不同，但均呈持續降息態勢。目前歐央行政策利率已降至2%，美國雖相對較高但也已降至4%。這不僅有助于提振外部需求，也為我國提供了寬松的貨幣政策環境。第四，國內貨幣政策儲備充足。2025年截至目前，LPR僅下調了10個基點，這種保持定力的做法實際上為2026年的貨幣寬松積累了寶貴的政策空間。

第三，微觀市場主體資產負債表修復與行業“反內卷”初見成效。在宏觀經濟回暖的基礎上，微觀層面的積極因素正在積累，有望迸發新的活力： 第一，微觀市場主體資產負債表持續修復，財富效應初顯。 10月份核心CPI回升至1.2%，開始具備了持續回穩并“保1爭2”的條件。第二，就業形勢總體穩定。第三，資本市場財富效應顯現。A股市場反彈后，市值較年初增長了10萬億元，財富效應有所體現。第四，房地產拖累減輕。雖然房地產市場尚未完全止跌，但其對經濟的拖累已大幅減輕。經濟正逐漸走出財富收縮周期，若經濟持續鞏固走向財富擴張，內生動力將顯著增強。第五，地方政府債務壓力緩解。2024年底啟動的新一輪大規模債務置換，使得地方政府債務流動性壓力大幅減輕，債務對經濟的擠出效應顯著縮小。雖然置換效應存在一定滯后期，但預計其積極作用將在2026年顯現。

2、2026年中國經濟運行面臨的六點風險挑戰

盡管機遇顯現，但2026年經濟運行依然面臨突出的風險挑戰，主要需關注以下六個風險點：

第一，出口增速顯著回落的風險。今年出口保持強勁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支撐了總需求的穩定。但展望明年，預計出口規模雖仍將保持高位，但出口增速將出現顯著回落，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可能減弱。

第二，投資深度下滑失速的風險。對比過去兩年，今年以來投資下滑的速度、波及的范圍以及涉及的行業均值得高度警惕。 一些東部大省動能快速衰減，由增長拉動者轉變為拖累者。民間投資和外資投資持續低迷，呈現長期化趨勢。前三季度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已降至0.9個百分點，明顯跌出合理區間。

第三，房地產市場調整外溢風險。2026年房地產市場預計仍將持續調整。當前的風險關鍵不在于價格持續下跌本身，而在于經過五年的累積，風險開始明顯外溢。 過去幾年房價跌幅已超過部分購房者的首付比例，“法拍房”數量激增。 這種情況往往意味著市場風險開始從單純的經濟風險向社會風險轉化，這是一個值得警惕的信號。

第四，就業質量持續下降的風險。這是2026年最大的隱憂。盡管失業率總體穩定，但需關注結構性與質量問題：平臺就業發揮了巨大的緩沖作用，掩蓋了青年就業難等困難群體問題。房地產業對經濟的拖累減輕，但建筑業拖累作用在加大。三季度建筑業增加值同比下跌2.6%（去年同期為增長3%），這對農民工群體的就業穩定性造成較大沖擊。此外就業市場呈現“能找到工作，但收入降低”的特征，關稅影響也存在滯后性，整體就業質量面臨持續下降的風險。

第五，財政效能發揮受限的風險。盡管化債取得積極成效，但將其轉化為下一步增長擴張動力仍面臨諸多約束。例如，雖然清理企業拖欠賬款初顯成效，但形勢依然嚴峻，拖欠款項的絕對水平仍在提高，制約財政政策發揮作用。

第六，中小金融機構信用風險。目前房地產和地方融資平臺的風險已得到一定控制，但金融機構整體風險敞口依然較大，風險點可能主要轉向中小金融機構。

五、結論、預測與政策建議

基于前文的深入分析，本報告對2026年的中國經濟走勢作出如下核心研判，并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1、主要結論與形勢研判

2025年是“十四五”規劃收官之年。面對新一輪高強度關稅沖擊等外部環境劇變帶來的巨大不確定性，中國經濟通過積極財政政策和寬松貨幣政策的托底，以及“兩新兩重”政策的集中發力，依托工業服務業生產的強勁韌性和出口增長的超預期表現，總體承受住了壓力，實現了5%左右的中高速增長。然而，隨著政策前置效應衰減，下半年以來消費增長勢頭回落，投資需求陷入收縮區間，導致經濟下行壓力顯著加大，全年呈現明顯的“前高后低”走勢。

2026年是“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一方面，經濟運行將延續2025年下半年以來的基本態勢，繼續受到消費需求不足、投資需求收縮、房地產市場調整、物價低位運行以及外部風險沖擊等核心下行力量的影響。但另一方面，受益于前述的三大全新機遇，經濟下行趨勢將逐步扭轉。預計全年走勢將與2025年截然相反，呈現出“前低后高”的特征。

基于上述判斷，若不考慮規模性增量政策，預計2026年經濟增長預期將較2025年小幅回落0.1至0.2個百分點。其中，上半年增速回落幅度較大，可能達到0.8個百分點，需做好充分應對準備；下半年增速則有望顯著回升，并可能反超0.4個百分點。 分情景預測如下：

樂觀情景： 預計2025年與2026年均將增長5%左右。

基準情景： 預計2025年增長4.9%—5%，2026年增長4.8%。

不利情景： 預計2025年增長4.9%，2026年增長4.6%。

2、十大政策建議

建議一：科學研判形勢，設定跨周期組合性目標。建議以2026年開啟“十五五”規劃為契機，確立“4.5%—5%的實際GDP增長目標 + 1%—3%的CPI通脹目標 + 5%以上名義GDP增長目標”的組合指標，將其作為整個“十五五”時期長期堅持的發展目標和宏觀政策實施的總綱領。以此實現逆周期調節與跨周期調控的有效結合，以及加大宏觀調控力度與深化改革開放的有機結合，從而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同步實現擴大內需、推動物價回升、優化改革等多重目標，為高質量發展預留空間。

建議二：著力擴大內需，促進宏觀經濟企穩回升。在內需偏弱、外需走低和預期不穩的背景下，需要通過更有力的逆周期與跨周期調節穩定經濟。優化宏觀政策組合，穩住總需求并提升政策傳導效果；增強消費能力和意愿，推動民間投資回升；保持偏寬松貨幣政策，避免低增長+低通脹；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優化支出結構，投向民生短板、基礎設施等領域；開展營商環境專項整治，穩定制度預期，提振企業與居民信心，為擴大內需奠定基礎。

建議三：擴大財政空間，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建議將2026年的赤字率目標提高至5%，以此大幅擴大公共財政支出空間，充分發揮財政政策的逆周期調節功能。優化支出結構，聚焦民生短板、綠色低碳和新型生產力，推動消費與投資增長。同時，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提升公共服務均等化。財政擴張需與債務治理并重，通過債務置換和市場化重組化解風險。

建議四：兌現貨幣政策承諾，落實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特別是通過進一步降準打開降息空間，并加大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使用力度。

建議五：精準促進消費，夯實內需增長基礎。

建議六：擴大有效投資，鞏固實體經濟發展支撐。

建議七：穩定外貿基本盤，培育開放合作新優勢。

建議八：穩定重點就業，增強勞動力市場韌性。

建議九：創新政策工具，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

建議十：激發主體活力，進一步增強發展動能。

論壇第二單元，結合CMF年度報告（2025-2026），各位嘉賓就當前宏觀經濟形勢展開聯合研討。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聚焦中長期問題，指出影響2026年及以后經濟運行的四大金融因素。一是社會融資結構發生深刻變化，資金“脫媒”趨勢再現，流向資本市場和非銀機構，M1增速接近M2釋放出積極信號。二是利率下行趨勢確立，受全球低利率環境、人口結構及實體經濟金融化影響，低利率雖降低實體融資成本，但也擠壓銀行凈息差，增加信貸傳導難度。

在資本市場方面，李揚認為“十五五”期間面臨新機遇，應從融資導向轉向投資與融資相結合，強化市值管理與現金分紅，并通過并購重組解決民企代際傳承問題。在政策層面，中國貨幣政策正向關注資產價格的新范式轉型，央行通過創設互換便利等工具及在二級市場買賣國債，逐步實現建設強大中央銀行的目標。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指出，中國經濟已由“供給約束”轉向“需求約束”，宏觀數據與微觀感受的“溫差”源于名義增長滯后及終端需求不足。他提出“終端需求”概念，認為房地產與基建等非生產性投資的收縮，暴露了中國消費占GDP比重長期低于國際平均水平約20個百分點的結構性偏差。針對經濟增長，他以“高度”與“寬度”為喻，強調若不解決代表消費需求的“寬度”，僅靠提升代表技術創新的“高度”將限制發展空間，甚至加劇就業矛盾。

展望“十五五”，建議轉變增長邏輯，確立“算需求、定產能、搞投資”的思路，并將消費占GDP比重每年提高1個百分點設定為硬任務。具體對策上，應實施“兩個10萬億”計劃，通過劃撥國有權益資本充實社保，力爭將城鄉居民養老金提升至每月1000元，以此解決中低收入階層發展型消費不足的問題。最終目標是建設與制造強國并列的“消費強國”，做全球最大的“甲方”，通過“投資于人”實現人力資本與經濟的良性循環。

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蔡昉在分析“促就業、增收入、穩預期”這一核心命題時指出，應以“五個結合”構建宏觀經濟學新范式，統籌應對周期性沖擊與長期增長、供給與需求等關系。在就業方面，當前勞動力市場出現崗位空缺率與失業率并存的結構性矛盾，“貝弗里奇曲線”右移。就業增量呈“新形態化”，非正規就業占比攀升，需加強權益保障；勞動力流動出現減速與本地化的“內卷化”趨勢；且面臨青年與大齡勞動力就業困難的“兩端化”挑戰。在收入方面，僅靠初次分配難以縮小差距，必須強化再分配機制。建議通過優化稅收結構及擴大轉移支付，提升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以調節收入分配。針對穩預期，面對技術沖擊與老齡化挑戰，關鍵在于制度建設 。雖然勞動生產率增速有望跑贏老齡化速度，但必須建立完善的制度體系，確保全社會公平分享生產率提升帶來的紅利，從而消除焦慮。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教授、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聯合創始人、聯席主席，中誠信國際首席經濟學家毛振華指出，科技創新是“十五五”時期的重要抓手。科技不僅能破解關鍵技術“卡脖子”問題，筑牢安全根基，還能通過搶占芯片、人工智能等新賽道塑造國際競爭力，并作為核心引擎推動高質量發展。

他強調，中國科技優勢正從人口紅利向“工程師紅利”轉型。然而，中國缺乏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大型科技企業”，且存在嚴重的同質化“內卷”現象。大型科技企業是創新主體，特別是基礎研究需要其巨額資金支持，且企業主導的轉化效率優于單純依靠科研院所。因此，要把科技搞上去，必須將培養、造就和保護“大型科技企業家”作為國家未來競爭的重要政策，以此帶動產業成長。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一級教授、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聯合創始人、聯席主席楊瑞龍指出，分析宏觀經濟應秉持“從中長期看短期”的原則 。當前經濟下行壓力依然較大，面臨五大風險點：一是通縮壓力，需通過穩企業、穩就業來提振內需；二是就業壓力，特別是零工經濟吸納能力趨于飽和，青年就業問題難解；三是地方財權事權不匹配問題日趨嚴重；四是宏觀數據與微觀感受存在背離；五是企業出海安全風險顯著上升。

盡管支撐增長的傳統紅利衰減，但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趨勢未變。技術前沿創新、深度城市化、消費提質擴容、改革紅利及“工程師紅利”等新動能正在孕育。若能激發這些新動能，“十五五”期間實現5%—6%的增長率是完全可能的。為此，必須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推動創新與產業、數字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并以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制度創新作為根本動力，確保2035年現代化目標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