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初婚人數917萬

在人類文明相當長的時期內，組建一個家庭，繁衍下一代，幾乎是刻在基因里的本能行為。

以電機、電力、電子為典型的現代工業文明的出現，迅速擊潰了這一傳統。

當個體的生存不再高度依賴血緣共同體，當生育從家族延續的必然選擇轉變為基于個人意愿的審慎決策，婚姻，特別是作為人生起點的初婚，其時間、意愿乃至必要性，都開始接受前所未有的審視與重塑。

下圖所展示的從1985年至2024年間的結婚登記人口中初婚人數及其占總人口比例的曲線圖，正是這場靜默卻深刻的社會變遷最直觀的量化記錄。

標題所揭示的“2024年，初婚人數917萬”這一數字，若置于近四十年的歷史坐標中觀察，已非一個孤立的統計結果，而是一段長期、結構性下行趨勢的最新注腳，其背后交織著人口結構的剛性制約與經濟社會的柔性選擇。

回望起點，1985年的中國社會，春風初拂大地。圖表顯示，彼時的初婚人數維持在較高水平，約為1600萬左右，雖然相較于其前后幾年并非峰值，但已然顯現出一個傳統社會在婚姻行為上的穩定態勢。

整個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九十年代初，初婚人數曲線呈現出顯著的波動上行態勢，并在1990年達到了一個歷史性的高點，逼近1800萬大關。

這一高峰的出現，與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初期“嬰兒潮”一代在此時集中進入婚育年齡有著直接且強烈的因果關系，是人口年齡結構周期性波動的典型體現。

與此同時，這一時期初婚人數占總人口的比例也維持在相對高位，大約在千分之十至千分之十二的區間內徘徊。這反映出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絕大多數適齡青年最終選擇步入婚姻殿堂，晚婚或不婚尚屬非主流現象，社會整體對于“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傳統規范仍有較高的遵從度。

工業化、城市化的浪潮雖已啟動，但尚未能從根本上撼動婚姻家庭作為社會基本單元的普遍性。

進入九十年代中后期，尤其是新世紀之交，曲線的軌跡開始發生意味深長的轉變。初婚人數從九十年代初的峰值逐步回落，雖有波動，但下行的總體趨勢已悄然確立。

這一方面是由于作為婚育主體人口的“60后”、“70后”規模相對于其前輩有所變化，人口結構的推動力在減弱；另一方面，更深刻的原因在于社會經濟的轉型開始實質性影響個體的生命歷程選擇。高等教育的擴招，使得大批年輕人進入大學校園，客觀上延遲了其進入勞動力市場乃至組建家庭的時間。

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引發了規模空前的人口從農村向城市、從小城市向大城市的遷移流動，個體在陌生的都市環境中面臨更大的經濟壓力和生活不確定性，立業成為成家的前置條件，婚期被迫后移。

盡管在此期間，初婚人數絕對值因人口基數龐大仍維持在千萬量級（例如2000年約為1580萬，2010年約為2200萬），但那條曾經劇烈起伏的曲線逐漸變得平緩，仿佛一股巨大的慣性正在被另一種力量所抵消和牽引。

真正的轉折點發生在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尤其是2013年以后。圖表上的初婚人數曲線猶如失去了最后的支撐，開始了一段幾乎無中斷的陡峭下滑。從2013年的近2386萬，一路降至2024年的917萬，十年間減少了超過1469萬人，降幅接近四分之三。

這條陡峭的下行線，與同期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換擋降速、社會結構深刻變革的宏觀圖景形成了精準的呼應。

初婚人數占總人口的比例也隨之同步下滑，從高峰期的千分之十二左右跌落至2024年的千分之六點五附近，這意味著在社會層面上，選擇進入初婚狀態的人口相對規模縮減了近一半。

這一現象無法再單純用人口結構的周期性波動來解釋，其背后是多重因素疊加形成的“完美風暴”：

其一是人口結構的剛性約束，長期的低生育率導致“90后”、“00后”等適婚年齡人口規模本身就在收縮，這是最基本的人口學背景。

其二是經濟壓力的急劇增大，大中城市高昂的房價、競爭激烈的職場環境、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擔憂，使得婚姻所需的物質基礎門檻被大幅抬高，許多年輕人或主動或被動地選擇了“延遲”甚至“退出”。

其三是社會觀念的根本性變遷，個人主義思潮興起，自我實現的價值取向日益凸顯，婚姻的神圣性和必要性在部分群體中受到質疑，同居非婚、獨身主義等生活方式獲得了更大的社會接納度。

其四是高等教育的進一步普及，尤其是女性受教育水平的顯著提高，不僅推遲了平均初婚年齡，也深刻改變了女性的婚戀觀和家庭觀，對婚姻質量的期待更高，寧缺毋濫的心態更為普遍。

因此，2024年的917萬初婚人數，是一個具有標志性意義的數字。它不僅是人口新常態下的一個統計結果，更是中國社會現代化、個體化進程進入深水區的一個縮影。

它宣告了那個依靠“人口紅利”和傳統規范驅動高結婚率的時代漸行漸遠，一個由個體基于經濟理性、情感需求和個人價值進行復雜權衡的“婚姻市場”新常態已經穩固確立。

這一變化帶來的影響是深遠且多維的。最直接的影響是出生人口的下降，因為初婚是生育的主要前提，初婚規模的萎縮和初婚年齡的推遲必然壓制生育水平，加劇人口老齡化挑戰。

其次，它影響著房地產、母嬰、教育等相關產業的市場需求與發展預期。更深層次上，它對家庭結構、代際關系、社會保障乃至社會凝聚力都構成了長期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