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蔣介石下令槍斃抗日名將李玉堂，為何在判決書上寫下恥字

1950年，蔣介石掀起“整肅運動”，臺灣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到處風聲鶴唳。

這年年底，蔣介石下令毛人鳳逮捕李玉堂，理由是“掩護匪諜”。

李玉堂是黃埔一期生，抗戰時期戰功顯赫，他率第十軍南征北戰，曾在牛斗山戰斗后被蔣介石授予“泰山軍”稱號，三次長沙會戰使他揚名立萬，尤其是第三次長沙會戰，他率部堅守長沙不退，打退日軍多次進攻，最終配合第九戰區取得殲敵5.6萬人的成績，被授予代表最高榮耀的“青天白日勛章”。

李玉堂還是個硬骨頭，第三次長沙會戰時，他正在軍部吃飯，幾顆子彈打進來，把桌子上的一碗蒸肉打碎，還打斷了他的筷子，參謀長蔡雨時見狀，連忙讓人警戒，他卻說，“參謀長，別急！”說完繼續吃飯。

這件事傳開后，大家都說李玉堂有大將風范，甭管外面打成什么樣，他臨危不亂，穩如磐石。

解放戰爭時期，貴為中將軍長的李玉堂因為在兗州戰役中吃了敗仗，一度坐了冷板凳，直到1949年渡江戰役后才被重新起用。

而李玉堂的此次復出，也為他的悲慘命運埋下了伏筆。

這年九十月間，解放軍二野、四野各一部進軍廣東，解放了廣東門戶曲江。

此時，薛岳正率三個軍駐扎在海南島，其中第21兵團司令劉安祺率32軍和50軍駐扎在海口和瓊海一帶，64軍軍長容有略則駐扎在澄邁、臨高一帶。

不久，解放軍向廣西北部進軍，薛岳為了保護廣州安全，下令劉安祺派可靠兵力增援廣州，劉安祺便讓32軍軍長趙琳率一個師渡海到廣東。

趙琳見大軍壓境，唯恐部隊被全殲，便只派出一個團，但該團還沒登陸，廣州就解放了，無奈只得折返。

這件事讓薛岳十分惱怒，當即以“不服從調度，圖謀不軌”為由，向臺灣統帥部控訴趙琳，蔣介石便派人將趙琳押送到臺灣。

劉安祺也受此事影響，被調到其他部隊任職，李玉堂得以起復，調任海南防衛副司令、第12兵團司令兼32軍軍長，同時帶去了他之前的一些部下，兵團人數有所增長。

李玉堂到海南后，大陸戰局進一步惡化，國民黨軍節節敗退，不少親朋故友勸他起義，這一時期李玉堂的思想波動很大。

1950年初，解放軍準備渡海解放海南，但沒有海軍，還缺少船只，便在軍事準備的同時，對海南島守將實施政治攻勢。

在葉帥的統一領導下，我黨派遣被俘的紅軍叛將龔處去做同鄉人薛岳的工作，又派遣地下黨員李剛去勸說李玉堂。

李玉堂作為握有實權的重要人物，是我黨重點策反的對象，為了確保成功，我黨動用在香港的組織關系，讓李玉堂的妻子陳伯蘭及內弟陳石清到海南生活，陳石清實為地下黨員。

在李剛、陳伯蘭等人的勸說下，李玉堂最終答應起義，并讓陳伯蘭攜帶親筆信到廣州與葉帥談妥了起義條件。

為了確保起義成功，李玉堂任命陳石清為司令部副官處處長，負責與我黨聯系，任命李剛為司令部副官處上尉副官，負責統籌起義事宜。

3月，海南戰役爆發，李玉堂為了得到行動指示，派遣少將副主任李云濤前往廣州，與葉帥進行了深入交談，葉帥審時度勢，認為起義時機已到，便果斷決策：“李玉堂急速行動，起義后可委以海南島軍政委員會副主任之職”。

帶著寫有葉帥指示的機密文件，李云濤從廣州出發，打算回海南將消息告知李玉堂。

但天有不測風云，隨著解放軍登島作戰，國民黨守軍一觸即潰，兵敗如山倒，開始一窩蜂向海南南部逃竄，一切都亂了套。

由于交通受阻，李云濤沒能帶著機密文件找到李玉堂。

此時，本該是李玉堂起義的好機會，一旦他起義成功，守軍的退路可能被掐斷，解放軍將全殲島上之敵，而不是讓其逃走。

由于李玉堂沒有接到指示，又不知道是否有解放軍接應，所以不敢貿然行事，直至被裹挾登船到臺灣，他都沒能起義。

現在史學界有個說法，認為李玉堂之所以沒能起義，不僅僅因為他沒有接到葉帥指示，還在于他擔心部隊不是嫡系，將士如果不服從命令，可能會導致起義失敗，自己也將遭遇不測，畢竟類似的教訓幾乎每天都在發生，他不得不謹慎從事。

不管怎么說，李玉堂沒能起義，成為他余生最大的遺憾，也是他命運的轉折點。

李玉堂帶著32軍撤退到臺灣，駐扎在新竹一帶進行整編，同去臺灣的還有李剛，而陳伯蘭和陳石清則因故在撤退前去了香港。

自從撤退到臺灣，李玉堂便與我黨失去聯絡。

經過一段時間觀察，我黨發現蔣介石并未察覺李玉堂曾謀劃起義之事，便派遣陳伯蘭和陳石清以探親的名義赴臺，繼續對李玉堂實施策反，打算讓其從事情報工作，就如同吳石那樣，當然李玉堂并不知道吳石的真實身份。

陳伯蘭及陳石清到臺灣后，很快便確認李玉堂是因為沒有接到命令，才沒有發動起義的，便交代了潛伏任務。

此后一段時間，臺灣便存在了一個以李玉堂為核心，陳伯蘭、陳石清和李剛為成員的潛伏小組。

當時，像這樣的潛伏小組有很多，他們將大量軍事情報源源不斷地送回大陸。

不過，陳伯蘭、陳石清到臺灣的時候，臺灣的形勢很緊張，隨著蔡孝乾叛變，大量臺灣地下黨成員被逮捕，這些人掌握的秘密都被毛人鳳領導的保密局知曉，所以李玉堂小組的行動，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此后半年，一切相安無事。

但在1950年底，還是出事了，由于叛徒出賣，李剛被逮捕了。

李玉堂得知李剛被抓，唯恐牽扯到陳石清和陳伯蘭，便打算設法通知陳石清離開臺灣。

當時，陳石清為了更好地搜集情報，已經調到高雄要塞任職，不在李玉堂身邊。

李玉堂一直在領軍打仗，政治工作嗅覺不算太靈敏，地下工作經驗更是欠缺，他竟然選擇寫信來通知陳石清，他將信投擲到郵筒，人剛走，特務就取走了信件。

一個問題是，李玉堂身邊為何有特務跟蹤？

主要有兩個原因，首先，那時候臺灣局勢緊張，原本被蔣介石信任的將領，紛紛背叛他，這讓他變得疑神疑鬼，為了防止此類事件再發生，便授意保密局對一些重要將領進行監視；其次，李剛曾是李玉堂部下，隨著李剛遭出賣被捕，李玉堂自然成為重點監視對象。

不久，李剛也在嚴刑拷打下招供，供出了李玉堂、陳伯蘭夫婦，再加上李玉堂的親筆信牽扯到了陳石清，三人隨即遭到逮捕。

李玉堂雖然被捕，但沒有證據證明他是地下黨，保密局也沒有找到他出賣情報的線索，只能證明他的妻子陳伯蘭與地下黨有聯系，他有可能與地下黨存在某種關系。

雖然證據如此不充分，但蔣介石依然十分震怒，因為自他敗退臺灣以來，此類事件實在太多，給國民黨造成了巨大損失。

遠的不說，就說1950年6月被處決的吳石，送出去的情報讓蔣介石觸目驚心，如果繼續下去，臺灣都可能保不住。

所以，蔣介石對叛徒深惡痛絕，只要跟共產黨沾上邊，不管有沒有證據，不死也得脫層皮。

李玉堂被捕時，蔣介石給的罪名是“掩護匪諜”，也可見保密局沒有找到太多線索，要不然就是“私通匪諜”了。

蔣介石很重視李玉堂案，下令軍中元老、李玉堂的老上級錢大鈞當審判長，錢大鈞認為李玉堂抗日有功，且沒有實質損害國民黨利益，有意加以庇護，便對蔣介石說，李玉堂并不知道陳伯蘭“通共”一事，給陳石清謝寫信也情有可原，畢竟是內兄，建議判處七年有期徒刑，蔣介石不置可否。

后來，錢大鈞將李玉堂的刑期追加到15年，并將判決書提交給蔣介石，認為蔣介石應該會滿意。

但讓錢大鈞感到震驚的是，蔣介石在判決書上什么也沒說，只寫了個“恥”字，錢大鈞看完，只得改判李玉堂等四人死刑。

蔣介石為何如此，錢大鈞又為何改判？

蔣介石為何要在判決書上寫下“恥”字，我們已經無從知曉，但筆者認為原因有三：

首先，李玉堂作為黃埔一期生，是蔣介石的得意門生，也被外界認為是“天子門生”，一直得到照顧和提拔，抗戰時期李玉堂沒有給他丟臉，卻在解放戰爭中一敗涂地，靠喬裝打扮、東躲西藏才逃出戰場，讓他深以為恥；

其次，抗戰結束后，李玉堂曾說，“國共若再戰，國家必亡，不如劃黃河而治”，與蔣介石堅持發動內戰的態度不一致，使他感到不悅，李玉堂現在又跟共產黨扯上關系，讓他深以為恥；

最后，盡管沒有證據證明李玉堂與共產黨有直接關系，但其妻陳伯蘭、內兄陳石清與共產黨有千絲萬縷的關系，讓蔣介石認為治家失敗，對黨國危害極大，讓他深以為恥。

正是因為蔣介石覺得恥辱，所以才決定殺掉李玉堂，但畢竟證據不足，便只寫下一個“恥”字，然后讓錢大鈞去領會，錢大鈞當時處境微妙，豈敢違逆，只得判決李玉堂等四人死刑。

1951年2月5日，在蔣介石的授意下，李玉堂、李剛、陳石清、陳伯蘭在臺北碧潭刑場執行死刑。

李玉堂死前留下遺言：

國家如此對我，于國家何益?……和平后，葬我于徐州云龍山……

李玉堂從逮捕到處死，都是秘密進行的，蔣介石對外封鎖消息，直到后來才被人知曉，但這一事件也因此變得撲朔迷離，說法很多。

有人說，李玉堂在海南之所以不起義，是因為臨時變卦了，不想起義了。

持這種說法的人很多，但國務院還是在1983年追認他為烈士，給出的理由是：

1949年，李玉堂任海南防衛副總司令期間，中共通過關系策反李玉堂，李接受中共的條件舉行起義。因交通中斷，李玉堂未及時接到中共關于起義的指示，即隨國民黨軍隊撤往臺灣。

實際上，不管李玉堂是否真的打算起義，他犧牲的根源都在于我黨對他的策反，如果我黨不對他進行策反，他可能最終不會有事。

鑒于李玉堂在抗戰時期的功勞，以及起義及潛伏之事，所以追認烈士是沒有問題的。

讓人奇怪的是，臺灣當局在2004年發布消息，對李玉堂夫婦進行平反，并頒發“恢復名譽證書”。

這其實是混淆視聽，為了掩蓋真相，李玉堂作為烈士，是無可爭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