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30得與失：《巴黎協定》十周年，氣候多邊主義仍在危機中跋涉

文/ 陳鈺什

封面圖源：新華社

2025年11月10日至22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三十次締約方大會（COP30）在巴西亞馬孫雨林地區的帕拉州首府貝倫市舉辦。（本次）貝倫大會在分歧中落幕，全球氣候治理體系正在裂變與重構，而清潔能源與氣候投融資的現實正在把這套體系推向一個更“算賬”的時代。

今年是《巴黎協定》達成十周年。全球氣候界把目光投向巴西亞馬孫雨林深處的貝倫市，希望在第30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找到“1.5℃目標”新的抓手。但現實情況是，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據最新的《排放缺口報告2025》判斷，在各國現有政策路徑下，本世紀全球升溫仍顯著高于1.5℃，即便疊加目前已宣布但尚未完全落實的新增國家自主貢獻（NDC），“溫升”也難以被完全壓制在安全區間內。

在這樣的物理現實和政治疲勞之下，美國30年來首次缺席氣候談判，地緣政治緊張和化石燃料利益集團的反對，使會議進程處處受限。大會延期一天后，最終達成的《全球動員：團結協作應對氣候變化挑戰》協議（下稱“最終協議”），更像是一份帶有較強自愿色彩的政治性文件。談判一度陷入僵局，多國部長級代表在空曠的會議大廳里連續鏖戰十余小時，本身就是當下氣候多邊主義困境的寫照。

在貝倫，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在科學壓力與政治現實之間艱難尋找平衡的國際社會：文本中仍然強調“堅持1.5℃目標”，但財政與投資安排已經在事實上為一個氣候風險更高的世界做準備了。

COP30閉幕式，圖源：COP30官方，Ueslei Marcelino/攝

陳鈺什 博士

玲瓏計劃三期伙伴

ISO可持續金融科技工作組專家

中國環境科學學會碳達峰碳中和專委會委員

美國缺席下的領導力真空

特朗普政府上臺后，美國再次宣布退出《巴黎協定》，并在COP30上留下了30年來首次“國家代表團空缺”的位置。這一變化，并不只是會議現場少了一面旗幟，而是最大發達經濟體在《公約》框架內的制度性退場。

美國的缺席削弱了傳統的領導結構，也動搖了發達國家在氣候問題上的集體雄心。過去十余年間，無論是《哥本哈根協議》《巴黎協定》，還是格拉斯哥“氣候協定”，美國在規則設計、議程設置和資金承諾上都扮演關鍵角色。如今這一角色突然“缺席”，使得原本就不牢固的信任基礎進一步被侵蝕。

正如美國前氣候特使斯特恩所說：“雖然美國民間力量仍在支撐氣候行動，但在國家層面沒有領導力，這很嚴重，也造成很大問題。”美國無法像以前那樣在國際上參與、領導或協調，也讓西方發達國家失去了“領頭羊”。

需要強調的是，美國聯邦政府的缺席，并不意味著美國社會整體退出氣候議程。加州、新墨西哥州等通過“美國氣候聯盟”聯合組團出席COP30，重申其此前提出的減排目標，并繼續在可再生能源、電動車、建筑節能等領域與其他國家和城市開展合作。這種“聯邦層面空席”與“地方與市場不缺席”的組合，反映的是全球氣候治理主體的多元化：國家不再是唯一的行動單元，地方政府、企業和金融機構正主動尋找參與路徑。

問題在于，這樣的參與更多是基于自身發展和競爭考量，而不是基于《公約》框架下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美國資本愿意為清潔能源和氣候適應投資，是因為這里存在穩定的需求和可觀的回報，而不是為了完成某個多年未兌現的資金承諾。這一邏輯，正在重新塑造多邊談判的議題邊界與權重。

脆弱共識下的有限成果

盡管矛盾突出，貝倫會議并非一無所獲。首先，在最終協議中，發達國家承諾到2030年將對發展中國家的適應資金較當前水平翻倍，以支持脆弱國家應對氣候風險。這一安排，是對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小島嶼國家的一項重要政治回應，也是貝倫能夠明確寫入文本的少數具體承諾之一。

森林議題是另一處相對清晰的進展。大會宣布成立“熱帶森林永續基金”（TFFF），擬通過發行債券的方式籌集1250億美元，其中約250億美元為公共資金提供的風險擔保，以撬動私人資本進入森林保護領域。各國政府和多邊機構合計承諾約95億美元的森林保護資金，其中近70億美元流向巴西，用于亞馬孫流域的森林恢復和防止非法砍伐。

但如果把這些數字放在全球需求的尺度下審視，其局限非常明顯。以氣候適應為例，《氣候適應缺口報告2025》估算，到2035年，發展中國家的氣候適應資金需求每年約為3100億至3650億美元，而目前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的公共適應資金，每年只有約260億美元，且2023年較2022年的280億美元有所下降。現有資金與需求相比，缺口在12至14倍之間。

更具雄心的減排方案則遭遇更大阻力。以英國、法國和哥倫比亞為代表的80多個國家曾在會場內推動，將化石燃料“逐步退出”的路線圖寫入文本，明確提出時間表與階段性目標，但在沙特、俄羅斯等化石能源出口國的堅決反對下，最終決議僅保留了原則性、非約束性的表述，沒有形成新的政策硬約束。

哥倫比亞代表直言，最終協議“距離應有的雄心仍有差距”，不愿接受一份“沒有跟上科學要求”的氣候文件。對于許多發展中國家而言，這并不只是象征性的措辭之爭，而是切實關乎未來幾十年氣候風險、財政支出和發展空間的分配問題。

氣候融資：從“翻倍”到“缺口結構性擴大”

貝倫文本最值得檢視之處，在于氣候資金的“量”和“質”。

從資金總量看，問題最突出的仍然是適應領域。根據《氣候適應缺口報告2025》，發展中國家到2035年的適應資金需求估計為每年3100億至3650億美元，而2023年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的公共適應資金只有260億美元，比2022年的280億美元略有下降。即使貝倫承諾在當前基礎上“翻倍”，也難以接近實際需求，更難以彌補過去多年承諾與落實之間的缺口。

從資金結構看，債務工具占比過高。報告顯示，近年來發展中國家獲得的適應資金中，約一半以上以債務形式提供，非優惠貸款占比上升明顯。對于已經處在高債務壓力、又高度暴露于氣候風險的國家而言，這意味著“為適應而加杠桿”。每一次極端天氣導致基礎設施損毀、農田減產，不僅增加財政壓力，還可能推高主權利差、抬升未來借貸成本。

從制度安排看，新的“集體目標”與需求之間存在明顯差距。巴庫COP29上通過的新集體量化目標（NCQG）提出，到2035年，每年至少向發展中國家提供3000億美元氣候資金，由發達國家“發揮主導作用”。這一數字相較于此前“每年1000億美元”的目標有所提高，但既沒有單獨設定適應資金的最低比例，也未充分考慮通脹因素。按照《適應缺口報告》的測算，到2035年，考慮通脹后的發展中國家適應資金需求將升至每年約4400億至5200億美元，明顯高于NCQG所能覆蓋的水平。

在公共資金明顯不足的背景下，談判方寄希望于撬動私人資本。《氣候適應缺口報告2025》認為，在國家適應計劃（NAP）和NDC中優先排序的公共適應項目中，大約15%至20%有望通過私人投資方式落地，理論上每年可撬動約500億美元的私人資金；與此同時，企業為了保護自身資產和供應鏈進行的“自我適應投資”，規模有可能遠高于這一數字。

但資本市場給出的反饋并不樂觀。摩根士丹利《Sustainable Reality 2025》報告顯示，截至2025年6月底，全球可持續基金資產約占全部公募基金資產的6.7%，這一占比低于2023年同期的7.2%。2025年上半年，可持續基金整體維持正收益，但凈流入規模明顯低于前幾年，部分地區甚至出現季度性的資金凈流出。利率高企、地緣風險上升和國內政治爭論，使得部分投資者對“氣候”與“可持續”主題持更謹慎態度。

總體而言，多邊進程一方面在不斷呼吁“提高氣候資金的數量和質量”，另一方面，在財力受限和債務壓力加大的現實下，能夠落實到項目和預算中的新增資金卻十分有限。對于已經頻繁遭遇極端天氣沖擊的發展中國家來說，這種“口頭翻倍、賬面停滯”的狀態，很難支撐其提高NDC雄心。

清潔能源產業的現實與新的氣候政治

與資金端的遲緩相比，清潔能源產業的變化更為直接。國際能源機構最新版數據表明，按照各國現有政策和項目推進情況測算，2025年前后，可再生能源發電有望首次超過煤電，成為全球最主要的發電來源。這一趨勢并非某一個國家政策的勝利，而是中國、歐盟及多個新興經濟體在技術創新、成本下降和規模化部署方面長期積累的綜合結果。

中國在光伏組件、電池和電動車等領域的制造能力，已經在全球供應鏈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歐盟和美國則通過產業政策、補貼與關稅組合，試圖在本土培育完整的新能源產業鏈，以應對供應鏈安全和就業壓力。

貝倫最終文本中增加了“氣候政策不應成為隱性貿易壁壘，并鼓勵與世界貿易組織建立對話機制”的表述，反映了各方對“氣候—貿易—產業”關系的現實擔憂。一方面，發達經濟體在談判中強調“供應鏈多元化”和“去風險”，會場之外則通過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本地補貼條款等手段，重塑全球清潔能源產業分工；另一方面，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強調開放市場和技術擴散，希望利用自身的成本優勢推動全球減排。

從全球排放看，清潔能源擴張的同時，化石燃料并未出現決定性的絕對下降。《排放缺口報告2025》指出，2024年全球化石燃料相關二氧化碳排放仍在小幅增長，石油、天然氣和煤炭的直接和間接排放合計，仍占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絕大部分。在缺乏針對化石燃料產量和新項目投資的硬性約束時，“新增綠電”在許多國家更多是滿足增長的能源需求，而不是替代存量化石能源。

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圍繞清潔能源產業的討論，在貝倫會議上既熱鬧又敏感——它同時關系到減排、產業競爭、就業與安全議程。氣候談判越來越難以脫離這一復雜背景進行，僅靠技術樂觀主義，難以掩蓋結構性矛盾。

多邊主義在危機中跋涉

從參與度看，COP30的“出席率”仍然很高。198個《公約》締約方中，僅美國、阿富汗、緬甸和圣馬力諾4國缺席，約98%的主權國家仍然把聯合國氣候大會視作重要的溝通平臺。這一點，在當前多邊體系普遍承壓的背景下，并不容易。

從制度建設看，適應議程提供了一個觀察多邊韌性的窗口。據《氣候適應缺口報告2025》統計，已有約172個國家制定了某種形式的國家適應政策、戰略或計劃，相比前一年略有增加；但仍有一些國家尚未啟動相關工作，還有36個國家的適應文件已超過10年未更新，其現實指導意義值得打問號。

在首輪透明度報告中，提交了較為完整氣候影響與適應信息的國家，累計上報了1600多項適應行動，其中大部分是風險評估、預警系統建設和能力建設等“過程性舉措”。真正可以清晰衡量“適應效果”的成果性指標仍然比較缺乏，這意味著即便在下一輪全球盤點中，國際社會對“哪些行動真正降低了脆弱性”的認識仍將是不完整的。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大會前強調，“現在的重點不再是談判，而是執行”。從貝倫的實際情況看，執行本身也受到多個層面的制約：一是大國之間在地緣政治和安全議題上的分歧，使得氣候議題在政治議程中的優先級下降；二是高利率和債務壓力，讓許多發展中國家連維持基本公共服務都感到吃力，更難為長期的適應投資騰挪空間；三是私營部門雖在減排和適應討論中越來越活躍，但實際資金投入明顯受宏觀環境影響。

即便如此，貝倫會議仍然體現出多邊進程殘存的韌性。多數締約方選擇在一個困難年份繼續坐在一起，哪怕成果有限，也試圖在資金、適應和清潔能源等具體議題上維持合作框架。城市、地方政府、企業和民間社會的參與度不斷提高，通過各類聯盟、倡議和自愿承諾，把氣候議題嵌入金融監管、供應鏈管理和城市規劃等更具操作性的領域。

貝倫會議傳遞出的一個關鍵信號是：在大國領導力明顯不足的情況下，氣候多邊主義不會立刻崩塌，但會被迫調整角色。新興經濟體、次國家主體和市場力量正在形成新的推動力，它們之間并不總是協調，有時甚至相互掣肘，卻在客觀上共同塑造著新的全球氣候治理格局。

真正的考驗在于，面對不斷擴大的減排與適應缺口，這些自下而上的力量能否在有限的資金和政策空間內，避免出現“表面合規、實質拖延”的局面。

2026年的COP31將由土耳其主辦，屆時世界將再次檢驗幾個問題：氣候議題能否在復雜的地緣政治環境中保持足夠優先級；《巴黎協定》確立的1.5℃目標是否仍然被視為共同基準；適應資金“缺口不斷拉大”的趨勢能否得到扭轉，而不是繼續依賴災后救助來被動應對。

貝倫會議表明：

氣候多邊主義依然存在，但已經失去了早期的樂觀預期。下一階段，它能否在更嚴格的科學約束、更有限的財政空間與更復雜的政治環境中找到可行路徑，將直接決定全球氣候治理在未來十年的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