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邊主義不可逆轉，全球治理需要更大戰略耐心

環球圓桌對話

編者按：由人類命運共同體研究中心主辦，中國國際關系學會、中國國際法學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學會共同承辦的“維護多邊主義、完善全球治理”國際研討會日前在外交部藍廳舉行。在國際形勢變亂交織、全球性挑戰更加突出的背景下，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愈發認識到，必須維護國際法治權威，積極推動全球治理改革完善。本版選取此次研討會中的部分精彩內容，以饗讀者。

做好對三個全球性問題的應對

劉振民（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二戰結束后的80年，世界相對穩定，也取得了一定的發展，最大的標志就是全球人口從聯合國成立時的22億，增長到現在的80多億。此外，全球的極端貧困從60%左右降到約10%，這是很大的進步，得益于聯合國的創立，也帶來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完整的國際秩序。這個國際秩序有四個標志：一是幾乎全世界所有的主權國家都參與到這一秩序當中，取得了歷史性的全球普遍性。二是構建了一個完整的國際體系，即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三是逐步建成了一個國際法治體系，數萬項國際公約幾乎覆蓋人類生活的每一個領域。四是國際格局在這80年間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沒有被顛覆。美國政府不久前宣布退出66個國際條約、國際機構，不要把這看作好像是國際秩序馬上要被顛覆了。當前國際秩序能不能生存、能不能發展，取決于世界各國，取決于世界各個區域，特別是全球南方國家和歐盟能不能繼續堅持多邊主義。

所以，就全球范圍而言，我們要看到三個趨勢沒有變。第一，國際化進程沒有變，美國是重要的一極，缺了這一極，世界多極化還會繼續發展。第二，經濟全球化不可逆轉。冷戰結束以來全球化的進程已經實現了全球市場的普遍性、全球供應鏈的多樣性，這是不可逆轉的。第三，多邊主義不可能逆轉。美國也沒有完全退出多邊主義，華盛頓退出的是應對氣候變化環境等其不喜歡的一些領域，有一些多邊組織美國會繼續堅持下去。因為美國還是要繼續利用這些機制維持它對世界的治理。

我們還是要冷靜地觀察美國未來的變化，當前華盛頓這種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的政策也引發美國國內的關切，所以不要過早地下結論，說什么現在國際秩序被顛覆了。我認為國際秩序過去80年是基本有效的，未來還會繼續生存下去。

當然，大國以及所有國家都要認真做好對三個全球性問題的應對。第一是防止戰爭，防止世界大戰，特別是防止核大戰；第二是要應對好氣候變化；第三是要管理好人工智能。這三個問題是非常關鍵的，如果管理不好，人類可能會進入自我毀滅的時代。

羅瑞·奧爾塔（東帝汶駐華大使）：現在這個階段，包括未來五年，是關鍵時刻，特別是對國際組織來說。美國的“離開”肯定是暫時的，因為歷史上美國有過多次這樣的經歷，他們總是在搖擺。所以我認為這對更多國家來說都是一個好的機會，就是不再依賴美國，不再完全依賴任何一個大國。

今天的世界已經有許多區域崛起，比如說巴西，非洲的尼日利亞、塞內加爾，他們已經肩負起自己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我們看到土耳其和中東一些國家，如卡塔爾、沙特，都在努力解決本地區的問題。因此，盡管我們面臨保護主義等不少挑戰，但中國和東盟之間去年的貿易額是震驚世界的。所以，今天廣大國家在面臨這種挑戰時，其實可以更多地進步。

國際秩序是在不斷演進的，80年來很多事情已經發生改變，我們應當與時俱進。當然，如果想要改變現有國際秩序應當以合理的方式，而不是通過增加關稅或引發沖突的方式。

阿布·巴爾卡·卡里姆（塞拉利昂駐華大使）：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秩序上面臨著許多挑戰，當前更應當攜手合作，確保比以前更強。美國退出了一些國際組織和機構，我們反而應仔細思考該如何規劃好自己發展的內生動力，而不是僅僅依靠一到兩個大國。

在氣候變化這個領域，非洲國家受到很大的影響，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們看到了氣候變化帶來的后果，包括干旱或其他極端的天氣，所以我們得好好地思考怎么去進行相關的應對、緩解，來確保氣候變化的負面影響不會持續下去。

麗奈·瑪雯德（肯尼亞駐華使館臨時代辦）：如今全球地緣政治有兩個關鍵詞：各國分化以及碎片化。這是比較明確的局面。該如何應對？我認為是改革，目前這個階段可以看成是一個改革的階段。而改革有兩個重點。第一，推動全球金融架構的改革。氣候變化帶來的后果對非洲的影響是最大的。從非洲視角來看，應對氣候變化的資源是非常少的，相關的融資機制應快速適應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因此需要改革全球金融架構，這樣才能推動全球治理的改革。第二，如果認為聯合國已不適合應對現存的各種危機和問題，那我們作為發揮積極作用的各方力量，有什么辦法讓聯合國能夠更好地適應現在的形勢？面對現實挑戰，如何根據具體情況找出針對性的解決方案？

面對復雜多變格局，應主動構建多維策略

黃進（中國國際法學會會長）：在此歷史的十字路口，中國秉承負責任大國的擔當，提出了旨在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治理倡議。全球治理倡議是繼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之后，中國為進一步應對全球性挑戰、破解全球治理難題而提出的系統性方案。我認為全球治理倡議至少有五個方面的重要意義：

一是指明全球治理變革改革或建設的方向；二是超越了零和博弈的舊思維，倡導構建一個更加公平、公正、包容的國際秩序；三是作為面向全球的公共產品，為所有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參與治理、表達訴求的新平臺、新機遇；四是特別強調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國家，盡可能反映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全球治理不能少數國家說了算，不能誰的拳頭大就聽誰的，全球治理改革和建設應該由世界上大多數國家說了算，反映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利益，特別是世界各個國家人民的利益；五是全球治理倡議把全球治理和國際法治聯系在一起，堅持國際法治是實現全球治理這一目標的根本保障，所以國際社會必須堅定維護以《聯合國憲章》宗旨為基礎的國際法基本原則及國際關系基本準則。這個世界如果沒有國際法，沒有規則，再次回到叢林時代，那人類就進入了災難的時代。

王帆（外交學院原院長）：當前國際格局在經歷深刻調整，怎樣認識這一深刻調整，同時進行把握和加以應對、引導就變得非常關鍵。

第一，未來格局最鮮明的特征就是多極世界的形成。不光是發展中國家有這一認知，實際上美國也是如此，美國總統特朗普、副總統萬斯都在不同場合談到過這個話題。我們希望推動形成的是平等有序的多極化。

第二，在這個格局下，霸權國家為維護既有利益，會通過技術封鎖、規則綁架、聯盟施壓等方式，扼制新興力量的崛起；而新興力量則在經濟重建、安全自主、規則話語權等方面主動破局，所以這兩支力量形成了一個長期競爭、階段性合作的模式。這種競爭或者說博弈不是零和對抗，而是圍繞全球秩序的主導權、發展紅利分配權的重塑過程。在此期間，會出現談判、妥協、合作的窗口期，但長期競爭的態勢難以改變。

第三，經濟全球化與區域一體化的分割發展。全球化并沒有終結，但是當今的全球化實際上在一些國家的阻撓下變得碎片化。同時，在這一過程中我們看到區域一體化進程的加速，就形成了碎片化的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相互關聯又相對獨立的經濟態勢。

面對這種復雜多變的格局，我們不能被動應對，而應主動構建多維策略，在動態平衡中筑牢發展根基。一是在經濟維度上，核心是構建動態平衡和發展韌性；推動貨幣的多元化，加快本幣結算與數字貨幣基礎設施建設，降低單一貨幣主導的不合理的結算體系；創建市場準入模式，采用模塊化的貿易規則，針對不同區域市場，實施差異化的標準適配。

二是在政治維度上，關鍵是駕馭非對稱博弈和制度競爭，要打造彈性化的發展聯盟，這與西方傳統聯盟是不一樣的，主要是通過議題來形成更深的協作。同時，把握規則的話語權，尤其是在一些新興技術、人工智能等領域。

三是建立危機的緩沖機制。要設立跨越平行市場的溝通管控通道，避免因科技“脫鉤”、認知偏差引發更大的意外沖突，為競爭劃定安全的邊界。

復雜格局背后也孕育著新的機遇，我們要善于捕捉機遇之窗。同時，危機帶來創新窗口，壓力往往是技術突破的催化劑，通過一些新技術的創新，避免傳統技術帶來的束縛和限制。

中國肩負多邊主義維護者、建設者角色

楊伯江（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多邊主義和單邊主義的斗爭從來沒有停止過，只是在有的時候會表現得尤其激烈，就像當前。我認為單邊主義可能是在特定條件下，關于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一種特殊體現方式。

回顧戰后的國際關系歷史，特別是在東亞，作為強權政治、霸權主義體現的單邊主義，其表現是非常突出的，從戰后東亞秩序就可以看到單邊主義的危害。關于戰后東亞國際秩序，應該說在二戰后期規定得已經非常清楚，從價值取向來說，是建立在同盟國擊敗并對軸心國懲處的價值基礎之上。對一些重大問題，比如戰后東亞地區的領土問題也做了明確的規定。所以這一秩序是以聯合國為制度核心，以《聯合國憲章》為理念基礎，以當時發表的一系列重大文件為國際法依據。如著名的《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1945年9月2日簽署的《日本投降書》。

但在當時美蘇矛盾激化、冷戰爆發的背景下，美國拉著日本一起搞了兩個重要的“小動作”，對戰后東亞秩序造成損害。第一個是1951年9月8日的《舊金山合約》，第二個是1971年日美在《舊金山合約》這個非法合約的延長線上又搞了一個雙邊協定（同樣是非法的），把琉球（沖繩）的施政權由美國移交給日本，這給戰后東亞秩序帶來嚴重破壞。所以，單邊主義的危害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對后世，都是非常嚴重而深遠的，導致了地區的對立和對抗。

王逸舟（中國國際關系學會副會長）：在中國學術界，“多邊主義”這個詞實際上是上世紀90年代后期才出現的。隨著加入WTO后，中國和世界經濟的緊密接軌讓我們切身地感受到多邊主義給中國及世界帶來的增量，對全球的穩定、和平、發展等方面帶來巨大推動作用。

如今，近30年過去了，中國現在肩負著多邊主義重要維護者、建設者的角色。今天，中國繳納的會費已占到聯合國會費的五分之一；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中派出維和部隊最多的國家；中國已成為全球經濟增長最主要動能之一，占到世界經濟每年增量的三分之一以上；而且我們也在制度等關鍵層面，越來越多地為了維護、推動和加強多邊主義，繼續為人類謀福利，作出中國自己的貢獻。今年是“十五五”開局之年，從“十五五”規劃建議可以看到，中國在努力推動經濟全球化、推動多邊主義，與更大的期許掛鉤。

中國本身并非完美，我們正朝著中國式現代化的方向前行，相信隨著中國與世界合作的擴展，我們將為鞏固全球多邊主義，鞏固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多邊主義框架，進一步付出我們應有的努力。

茍海波（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伴隨著國際格局的深刻調整，全球治理進入轉型期。多邊主義不可逆轉，西方主導的傳統全球治理代表性不足,難以為繼。從長遠看，全球治理需要適應全球南方群體性崛起和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形成更加包容、有效、公正、合理的治理格局。

但相較世界經濟基礎的變化，國際政策的調整具有滯后性、曲折性。全球南方目前還無法完全填補所有的治理空白，美國等西方國家也不會主動讓權，全球治理的改革完善不會一蹴而就。轉型期將是一種全球機制與區域機制并存、碎片化風險和菜單式合作并存的治理格局。

在轉型期階段，全球治理需要更大的政治智慧和戰略耐心。有三組關系要處理好：一是協調運籌全球性與區域性治理機制，二是兼顧全球治理改革與創新，三是統籌發展治理與安全問題。很多國家希望與中國進行合作，但有時合作面臨一個問題，就是怎樣來應對傳統大國美國的破壞性力量。美國采取了所謂的戰略收縮，但是在全球治理領域，其方式是卸責不讓權、退群不退場，即便有的時候是真的退場，它也會在場外搞破壞。因此，統籌發展治理與安全問題非常重要，一方面可以通過可持續發展來增強南方國家的安全韌性，繼續為主權、國際法治發出正義的聲音，另一方面還需要探索增強發展中國家維護領土主權、經濟主權和資源的能力，使得他們能夠真正地、不受干擾地推進國際發展和國際合作。

?怎樣應對破壞性力量需要我們進一步思考和探索，可能更多的答案會在國際力量調整的過程中進一步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