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屆成都國際詩歌周對話現場：鋪出學術的色彩，構筑藝術的精彩

12月3日下午，參加第九屆成都國際詩歌周的部分詩人嘉賓來到詩歌對話現場，就“詩歌的民族性、世界性和人類的共同家園”這一話題展開交流與分享。

對話現場由中國作協詩歌委員會副主任梁平主持。他表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各國各民族的詩歌文化在這樣的對話中相互補充、交流互鑒，由此實現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共振。

中國作協詩歌委員會主任吉狄馬加在發言中提到了文學巨匠歌德——最早提出“世界文學”這一概念的人。歌德的美好愿景是，各個國家和民族的人們通過其文學，學會相互認識、容忍、尊重和理解，共同努力將人類文化提升到更高的階段，“使得一個民族的精神和歷史了解另一個民族的精神和歷史”。

如今，借助交通與訊息的便利，各國詩人們愈加廣泛地進行著文學交流，不變的是，普世性仍需要從詩人們各自的民族性中凸顯出來，才能構筑詩歌共建的精神家園。吉狄馬加認為，世界性一定不能和民族性分開來談，二者也不是簡單的二元對立。“任何一種語言都能創造文學奇跡。”

中國作協詩歌委員會原主任葉延濱在發言中回憶起自己多年前去北馬其頓參加的一場國際詩歌節。“雖然那個國家很小，但幾十個國家都派出了自己的詩人代表團。”令他尤為難忘的，是詩歌節期間舉辦的盛大朗誦晚會，“我從未見過如此輝煌的朗誦晚會，所有詩人都用自己的母語朗誦，似乎所有已知的人類語言都在那晚的夜空下流淌……”葉延濱嘆道，“現場沒有翻譯，陪同我們的人說：詩歌不需要翻譯，心靈可以共振。”

誠然，像今天這樣的對話，不可能不需要翻譯。但那晚的體驗讓葉延濱相信：始終變化的世界和動蕩的生活，需要詩歌這樣的“平衡器”，讓民族與世界保持相通。

俄羅斯詩人格利戈里·邦達連科表示，自己理想中的詩人，應該既是民族英雄——彰顯本民族靈魂深處的特質，又是普世思想家——為人類面臨的終極問題獻上睿智解答。

這樣的理想范例并非不曾在歷史上出現過——荷馬、維吉爾、李白、莎士比亞……這些風格迥異的作家與詩人，能在那么多差異巨大的國家與社會里被閱讀、被翻譯、被敬仰，足以印證詩歌思維的普遍性。“偉大的詩歌杰作中一定藏著某種普遍性的東西。”他表示。

《作家》雜志主編宗仁發在發言中說起了一位對西方文學影響很大的唐代詩人——寒山。這位在中國詩歌史上不甚出名的詩人，其作品卻不僅對上世紀“垮掉的一代”代表作家們影響巨大，對今日的美國文學依然有影響。

在寒山的詩作中，詩意、禪意、靈性渾然一體，與天地宇宙交匯。宗仁發還提到，地球既是人類的共同家園，也是萬物生靈的共同家園，“人類作為地球生命中的一員，與環境和其他種群的關系也應該是和諧的。”

美國女詩人徐貞敏在發言中詩意表達了自己對詩歌和成都的深厚情感與心靈寄托。她將成都國際詩歌周比喻為一個家園和一個“避難所”——“我們可以在這里放松身心，與古代的詩人們交流，在語言的韻律中漂流。”她說，“雖然有時也會因為創作的艱難而感到煩惱，甚至想要逃避，但總會情不自禁地回來。”

徐貞敏的祖先是愛爾蘭移民，她自己從小在亞利桑那州長大，平時經常滿世界跑。“這讓我感覺自己有家，但又沒有固定的家。”她說，“但詩歌是一個長存的、不會失落的家園，讓我的心靈永遠有棲息之所。”

關于既有鮮明的“地方性”又同時具備“世界性”的當代詩人，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張清華舉了女詩人余秀華為例。“如果她的詩歌被翻譯為外語，在那個對應的語言環境里也一定仍極具沖擊力，因為她的詩歌飽滿地反映出個人的處境，袒露自己真實的情感、思想和無意識。”張清華說，“這樣的寫作堪稱現今中國詩人寫作的范例——當我們真實面對自己的現實處境，面對個人孤絕的存在時。”

張清華

英國詩人杜慕康（Edward Ragg）對詩歌跨文化的“超能力”做了自己的描述：難以精確定義，卻往往一眼可認。詩歌的譯本在不同的語言中也能重新煥生詩意，使“母語中的詩歌”在另一種語言中獲得新生。

《新華文摘》文藝作品主編梁彬提到了17世紀初由明代著名學者徐光啟和傳教士利瑪竇合譯的《幾何原本》前六卷。她告訴大家，徐光啟所用的“幾何”一詞源自曹操的《短歌行》。一個慨嘆人生的古詩詞匯被巧妙化用為西方數學理論名詞，從中亦可窺見詩歌的影響力遠超文學本身。

烏茲別克斯坦詩人庫爾卡爾·拉西多娃和哈薩克斯坦詩人阿曼卓·阿克贊·阿斯卡爾基茲，分別向現場的詩人們介紹了本國本民族詩歌文學歷史與當下創作現狀。

對話活動結束后，作為現場主持人的梁平在接受采訪時也表達了自己的感動：“來自世界各地、國內各地的詩人朋友聚在一起探討這個外延寬廣、內涵深厚的話題，大家都做了非常用心的準備，提前寫了很好的文章，準備了發言稿。滿滿一下午豐富的討論，為成都國際詩歌周鋪出了學術的色彩，構筑了藝術的精彩。我們非常珍惜，接下來會將相關文章集結成冊，作為本屆國際詩歌周的重要成果留存。”

紅星新聞記者 喬雪陽 編輯 袁詩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