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自我建構與異國想象：拉丁美洲文學中的虛構中國書寫

【編者按】上海外國語大學中國話語與世界文學研究中心于2025年11月28日舉辦題為《新世紀阿根廷文學中的虛構中國書寫》的學術講座，本次講座是該研究中心主辦的2025年“文本內外：世界文學的跨界敘事與知識生產”系列讀書會秋季學期的第四場。主講人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國話語與世界文學研究中心博士后張天資，與談嘉賓是外交學院講師吳藝揚。講座梳理了阿根廷文學中“中國形象”的演變，指出這些異國想象并非客觀再現，而是阿根廷社會意識形態與文化身份焦慮的投射，旨在通過書寫他者來建構自我。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

張天資：多數讀者可能對阿根廷文學中的中國書寫較為陌生，為直觀呈現研究對象首先為大家展示部分虛構中國書寫的小說封面：

阿根廷虛構中國書寫的部分作品封面

其共同特點為可直觀辨識其內容與中國的關聯，且表現中國的形式多采用符號化的方式。當中國讀者面對這些封面時往往會產生與自身文化認知的錯位感，所以不禁產生疑問，為什么作品要選取此類圖片作為封面？阿根廷文學創作者對中國的印象是這樣的嗎？和真實的中國相去甚遠。

比較文學形象學為我們解答了這個問題，莫哈稱大多數人往往并不是通過自己的直接接觸感知異國，而是通過閱讀作品或其他傳媒來接觸異國形象的；孟華老師補充，即使他們有機會親赴異國，他們也是社會中之人，與具體的社會、歷史語境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多多少少自覺不自覺地都會在這種文化大背景中來讀解異國。事實上，任何個人都不可能絕對脫離集體無意識的樊籠，無論他有多么強烈的批判意識。形象看似是對于異國的描寫，其實傳達的是作者或觀看者的主觀表現。

作家筆下的形象，并非對異國社會（缺席的客體）的表現，而是對本國社會（在場的主體）的表現。作家主觀的異國想象來源于全社會對一個集體、一個社會文化整體所作的闡釋，在形象學中稱其為社會集體想象物。巴柔稱社會集體想象物的研究，代表了形象學的歷史研究層面，孟華老師將其稱為文學社會學。因此，研究文學形象，必須研究一個民族對異國看法的總和（即由感知、閱讀，加上想象而得到的有關異國和異國人體貌特征及一切人種學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等各個層面的看法總和，是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研究這種看法是如何文學化，同時又是如何社會化的。莫哈總結了社會集體想象物三個層面的構成：輿論層面、精神生活層面、象征描述層面。

文學中的異國形象不再被看成單純對現實的復制式描寫，文學中的異國形象被放在了自我與他者，本土與異域的互動關系中來進行研究。這種關系可以表現出作者的自我以及對自我社會的態度，形象學將作者對異國的不同的書寫，歸類為烏托邦形象和意識形態形象。烏托邦的形象構成與社會集體想象物相悖，具有顛覆群體價值觀的功能，是對群體的象征性模式所作的離心描寫。意識形態的形象構成與社會集體想象物相符，對群體（或社會、文化）起整合的作用，即將群體基本的價值觀投射在他者身上，通過改造他者達到消解他者的目的。

通過以上對理論框架比較文學形象學的簡述，我們可以確定該研究的重點并不是追究作品中中國書寫的真實與否，而是如下三點：

第一，阿根廷社會對中國的社會集體形象物是怎么建構的？第二，阿根廷文學通過哪些敘事策略建構中國形象？這些形象呈現出怎樣的多元性與矛盾性？第三，這些形象背后隱藏著怎樣的阿根廷社會意識形態、文化身份焦慮與跨文化想象邏輯？為解決如上問題，我們將從兩大方面展開論述：中國社會集體想象物的建構及結合社會集體想象物對作品的分析。

從馬尼拉大帆船到早期移民困境

首先研究追溯到了中國與拉美的初遇。中國在拉丁美洲最初的形象構建，得益于當地人通過與馬尼拉大帆船時期跨洋到達拉美的中國人的接觸或貿易來構建他們對中國的想象。因此，與最初歐洲對中國基于傳教士的較為整體化的建構不同，拉美對中國的最初理解是個體普遍化的實踐。中國與拉美地區最早的交往沒有明確的歷史記錄，目前學界公認的是馬尼拉大帆船于16世紀末開啟亞洲和拉丁美洲之間的跨洋貿易時，這兩個大陸就變得密不可分了，該貿易往來不僅涉及貨物的流動，還涉及人員的流動。最終受墨西哥獨立戰爭影響，1815年最后一艘大帆船返回馬尼拉結束了近250年的跨洋貿易。

最初來到拉美的中國人以水手、奴隸、仆人為生，還有部分具備職業技能的中國人在墨西哥城從事裁縫、鞋匠、屠夫、銀匠、刺繡工和馬車夫等工作，最主要的職業是理發師和各類商品小販。然而，他們與從事相同行業的其他群體產生了摩擦，尤其是在墨西哥城的理發行業，這與自16世紀以來主導該行業的西班牙人和其他歐洲人發生了沖突。因此，墨西哥城議會頒布了具有歧視性的法令，限制中國人經商。值得注意的是，馬尼拉帆船時期到達拉美的亞洲人，除中國人外，還包括日本人、菲律賓人、東南亞國家居民和印度人，但所有亞洲人都會被稱為中國人（chinos）或印第安 / 印度中國人（indios chinos）。由此可以看出，拉美對亞洲內部群體的同化從那時便已開始，并且延續至今。

19世紀奴隸制的廢除導致拉丁美洲出現嚴重的勞動力短缺。當時中國正處于內憂外患之中，在這樣的推拉作用下，共有25萬中國苦力抵達拉美取代非洲奴隸或從事其他艱苦工作。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來自中國的移民成為拉美第一批華商。當時在古巴和秘魯的大多數中國商人都來自這一移民群體，而非上一撥幸存的苦力。隨著中國移民經濟活動的發展與擴大，對有限的勞動力和市場資源構成威脅，一系列反華歧視措施與法案隨之頒布。針對這一情況，華人社區成立了互助協會，加深了內部成員的聯系。這些措施起到了保護作用，但同時也促成了其成員的孤立。這些社團最終成為華人社區融入當地社會的障礙，漸漸地，形成了華人社區自我強加的孤立以及外界對其的認知陌生化，并持有華人社區是封閉的觀點。遺憾的是，這種形象直到今天也沒有得到完全改善，我們在后續的小說中仍能頻繁看到此類描寫。總的來說，在現實層面，自中國人踏上美洲大陸以來，其形象就不太積極，且一些偏見與刻板印象持續至今。

文學視角的東方初遇與轉向

文學領域對中國及東方的關注主要源于中國詩歌或哲學，與前文所述的現實層面關聯不多。在現代主義之前，東方對拉丁美洲文學的影響甚微；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現代主義和東方主義盛行，這股浪潮影響了拉美作家對東方的關注，拉美才真正開始從文學角度走近東方。1867年，朱迪特·戈蒂耶（Judith Gautier）翻譯出版的《玉書》（Le livre de Jade）在拉美具有一定知名度，書中收錄了她翻譯的中國唐宋時期著名詩人李白、蘇軾、王維等人的作品。1918年，詹姆斯·惠托爾（James Whitall）節選該書部分作品譯為英語并出版《中國歌詞》（Chinese Lyrics from the Book of Jade）。這些作品讓魯文·達里奧（Rubén Darío）、何塞·胡安·塔布拉達（José Juan Tablada）等部分拉美作家接觸到中國詩歌，他們從東方主題中汲取靈感，造就了東方元素在拉美文學中的一段輝煌時期。

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

阿根廷文學巨匠博爾赫斯的作品中，中國哲學與中國元素頻繁出現，他想象與虛構的中國為其構建了充滿神秘性與復雜性的敘事空間。例如《小徑分叉的花園》《長城和書》《皇宮的寓言》《漆手杖》等作品，均不同程度融入了中國元素想象。此外，在他與阿道夫·比奧伊·卡薩雷斯（Adolfo Bioy Casares）、西爾維婭·奧坎波（Silvia Ocampo）共同編纂的《幻想文學集》（Antología de Literatura Fantástica）中，還收錄了他翻譯的《紅樓夢》選段，彰顯了他對中國文學與哲學的濃厚興趣。1897年，愛德華多·維爾德（Eduardo Wilde）途經中國，成為首位到訪中國的阿根廷作家，其作品《海陸之旅》（Por mares y por tierras）也由此成為阿根廷文學中最早的旅華游記。這部游記中，他記述了中國社會與科學的落后狀態，展現出作者的歐洲中心主義視野。但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大多數西方旅行者僅滿足于印證中國的貧困與落后，并未發現影響中國社會的潛在力量，而維爾德卻觀察到中國社會的變革，預見了中國未來的活力，這一點在當時頗為獨特。

民間外交與烏托邦建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拉美主要國家并未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系。針對當時的實際情況，中國確定了同拉丁美洲國家積極開展民間外交，爭取建立友好聯系、發展文化與經濟往來，逐步走向建交的基本方針。本著這一方針，中國積極推動與拉美之間的民間往來，大力開展民間外交，邀請拉丁美洲各國知識分子、商人、政客等各界人士訪華。民間外交期間的旅行是中國與阿根廷早期聯結的核心紐帶。此前因地理路途遙遠，鮮有阿根廷人士訪華，因此對于阿根廷知識分子而言，這是前所未有的機會。民間外交中的訪華讓他們得以直接接觸中國，并通過書寫建構對“紅色中國”的認知。

這些書寫最鮮明的特點，是從想象到實證的轉向，中國不再是19世紀的浪漫符號想象，而是基于實地考察的社會建構范本。勞爾·岡薩雷斯·圖尼翁（Raúl Gonzalez Tu?ón）1953 年訪華后，于次年出版《全世界人民都是兄弟》（Todos los hombres del mundo son hermanos），書中記錄了北京、上海等地的工業化實踐：他贊揚天津工廠的生產活力，并提及中國的文化政策與文化延續性。1955 年，瑪麗亞·羅薩·奧利弗（María Rosa Oliver）與諾伯特·弗朗蒂尼（Norberto Frontini）合著《見聞錄：見證今日中國》（Lo que Sabemos, Hablamos: Testimonio sobre la China de Hoy），這部作品更像一部新中國參考書，涵蓋中國的地理、教育、藝術等內容，還附有配圖與中國地圖。1958 年，貝爾納多·科爾頓（Bernardo Kordon）出版《六億零一》（600 millones y uno），書中關注中國城市規劃、農村土地改革、工業化建設與傳統戲劇革新等議題。科爾頓還主編了雜志《摩羯座》（Capricornio），該雜志于 1965 年出版三期，匯編了1960—1964年間訪問中國的阿根廷知識分子的旅行紀實與詩作，其中包括：阿根廷哲學家卡洛斯·阿斯特拉達（Carlos Astrada）1960年訪華后撰寫的《與毛澤東對話》，文中頌揚中國將馬克思主義本土化的成功實踐，稱中國是反帝國主義與反殖民主義的典范，是阿根廷左翼可借鑒的范本；亦收錄阿根廷精神病學家格雷戈里奧·貝爾曼（Gregorio Bermann）的《論中國的“洗腦”》，作者以精神病專家的身份，結合中國醫生與居民的證詞，批判了冷戰時期西方對中國的妖魔化敘事。總的來說，彼時的中國是阿根廷知識分子通過書寫建構的社會理想模型，作家們筆下的中國不再是遙遠的他者，而是面向未來的替代選擇。

“上海小組”與作為隱喻的異國

1987年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成立的“上海小組”（El grupo Shangai），是20世紀末最具代表性的文學想象異國的實踐。該文學團體由丹尼爾·格貝爾（Daniel Guebel）、艾倫·保爾斯（Alan Pauls）、馬丁·卡帕羅斯（Martín Caparrós）等十位年輕作家組成，他們當時公眾知名度較低，已發表的作品數量也有限。值得注意的是，該文學團體自誕生便伴隨爭議。

從當時的歷史語境來看，該文學團體的誕生可謂一種自衛。20世紀60—70年代活躍于阿根廷文壇的上一代作家，以鮮明的政治立場對這些年輕作家發起批判，將他們稱為游手好閑、紈绔子弟般的左翼分子。因1976—1983年豪爾赫·拉斐爾·魏地拉（Jorge Rafael Videla）獨裁政權統治前后，阿根廷文學界普遍將政治譴責與社會功能置于首位，文學被視為介入社會現實、反思批判獨裁歷史的核心載體。然而，上海小組對獨裁統治的態度始終模糊，缺乏明確的政治論述，這種非政治化的姿態成為上一代作家攻擊的核心靶點。面對學界與文壇的批判，該團體成員強調，自身創作并非退守象牙塔、脫離現實，而是對文學介入現實路徑的重新探索，即文學無需依賴直白的譴責作用于社會，沉默的敘事策略與隱喻性的文本表達，同樣可實現對現實的反思與歷史記憶的傳遞。

從該團體的名稱中，可看出他們偏好的隱喻選擇：異國。關于命名該文學小組表示，異國對他們而言并非指向某個具體的地理空間，既可以是他們生活的布宜諾斯艾利斯，也可以是完全脫離現實地理坐標的虛構空間。缺少字母h的上海（Shangai）這一名稱的選擇，正是對這種非具象化異國觀的實踐，主要基于兩重考量：其一，通過借用一個與阿根廷本土無直接關聯的異國符號，刻意疏離阿根廷地方色彩文學傳統；其二，越遙遠、越陌生的地點越能激發想象，也越能體現他們對異國情調的理解，多樣、雜糅、混亂。利用上海作為布宜諾斯艾利斯對跖點的地理位置，可反向強化小組創作的阿根廷性。

盡管該團體曇花一現，但其在阿根廷文學史上的影響卻遠超成員自身的預期，無論是成員個人的后續創作，還是小組成員于1988—1991年間出版的文學雜志《巴別塔書刊》（Babel. Revista de Libros），都為后續新敘事文學及異國書寫奠定了基礎。雖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中，除阿爾貝托·拉伊塞卡（Alberto Laiseca）的《城墻上的女人》（La mujer en la muralla）之外，中國元素是缺席的，但中國卻以小組名稱的方式在場。由此亦可看出，在彼時的阿根廷社會中，中國元素仍是標志性的遙遠與異國的代名詞。

日常經驗、唐人街與消費符號

新世紀，中拉兩地關系在經濟、政治方面全面深化，但兩地社會間的相互理解并未同步提升。新世紀阿根廷民眾對中國的認知與印象，主要來源于身邊的中國移民群體。2005年，經布宜諾斯艾利斯市政府推廣，該市的唐人街甚至已作為旅游景點出現在媒體和旅游指南中。除華人社區外，阿根廷還有大量散居華人。阿根廷媒體常報道，每四個街區就有一家中國超市。阿根廷的華人主要分為兩大群體：除前文提及的商人、店主外，還有中國公司外派至阿根廷的企業人員。但事實上，阿根廷人并不能區分這兩類華人，這一現象在如塞薩爾·艾拉（César Aira）的小說《彈子游戲》（El Mármol）中亦有呈現。

新世紀阿根廷文學涌現出一系列以中國為主題的作品，題材與內容豐富多元、古今交織，如：以唐人街為背景的小說《騎自行車的中國人》（Un chino en bicicleta）、聚焦近代中國的小說《想象的國度》（El país imaginado）、旅行紀實《北京》（Pekín），以及超現實主義或科幻題材作品《彈子游戲》（El Mármol）、《無盡》（Sinfín）等。值得一提的是，新世紀的相關作品中，中國人成為故事的主角，華人店主、餐廳老板及唐人街是高頻想象與塑造的對象。作家們對中國的再現，已從純粹想象轉向基于日常經驗的創作，多源于直接觀察與真實互動。在對中國形象的塑造上，作者們表現出搖擺的矛盾態度：既未完全割舍以異國情調塑造異國、保留部分刻板印象的表達，又有意識地與二元對立視角及前幾代作家的異國情調書寫保持距離。此外，以中國為主題的文化產品正作為時尚潮流商品，吸引著人們的關注與興趣，例如新世紀阿根廷相關作品的封面，多選用契合大眾期待的異國情調圖像，此時的異國情調如同商品一般，持續釋放著獨特吸引力。

通過研究，我們大致可把握阿根廷社會對中國的集體想象建構概況，社會集體想象物在不同歷史時期呈現動態變化與疊加特征，具有多層疊加、歷史斷裂與現實雜糅的特質：既是苦力、店主與封閉社群的現實他者，也是詩意異國情調、哲學空間、烏托邦與異國隱喻，最終形成親近與陌生并存的復雜建構。

《騎自行車的中國人》中的建構與解構

下面我們將以《騎自行車的中國人》（Un chino en bicicleta）這部具有代表性與典型性的作品為切入點，分析新世紀阿根廷文學中的中國形象。

《騎自行車的中國人》

2005年，阿根廷新聞報道了一位騎自行車的中國縱火犯在燒毀多家家具店后被捕，且被認為他患有精神疾病。兩年后，阿里埃爾·馬格納斯（Ariel Magnus）以該事件為原型出版了《騎自行車的中國人》（Un chino en bicicleta），這部作品于同年榮獲La Otra Orilla獎。小說始于華人男主李因涉嫌縱火被捕，他在審判法庭上綁架了該案件的證人之一拉米羅·瓦萊斯特拉（Ramiro Valestra），并將其帶到了唐人街，目的是讓拉米羅協助自己調查縱火案的真正兇手。但這部作品并非偵探小說，隨著拉米羅在唐人街的深入，尋找縱火真兇的目標逐漸變得不再重要，這位阿根廷主角漸漸被唐人街吸引，最終留在了這里。

首先，作品中，唐人街最初被建構為邊緣化的神秘地帶：例如主角初入唐人街時，因陌生的食物、家庭結構、生活習慣而感到詫異。即便雙方使用西班牙語交流，仍存在難以逾越的理解鴻溝。拉米羅還將唐人街比作荒島，這里的華人被阿根廷主流社會拋棄，甚至警察都不敢進入，成為法外之地。

其次，文中還展現出唐人街封閉與開放的矛盾特質：唐人街的核心區域需經熟人介紹才能進入，如中國男主帶阿根廷男主前往KTV時，在場華人仿佛從未見過阿根廷人一般注視著他，帶著防備的姿態。然而，唐人街表面上卻呈現出對游客的開放，允許人們參觀、消費、參與節日活動。由此，唐人街表現為作為開放商品式的民族空間，異國情調是經濟資源，游客帶著預設想象而來，所見的東方元素實則是滿足其期待的商品化的表演。同時，文中還將唐人街與廉價商品綁定，反復描寫拉米羅看到的塑料佛像、仿金佛像等物品，強化了中國與小商品生產國的刻板印象與偏見，進一步消解了文化本身的意義。

此外，作品揭示了唐人街存在嚴重的同質化：阿根廷主流社會將所有亞洲人統稱為中國人，混淆了亞洲其他國家的族裔，如文中日本演員利托明（Lito Ming）被迫使用中國名字。但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作品在揭露這種同質化的同時，自身也混淆了亞洲各國的文化：例如日本甜品被當作中國甜品等。這種同質化現象，暴露了主流社會對中國文化的陌生。

作者通過一種大雜燴的方式，堆積了社會中對中國的各類刻板印象與誤讀，這些描寫多數能與前文所述的社會集體想象物一一對應。但刻板建構并非作者的目的，隨著阿根廷白人男性主角拉米羅在唐人街的深入體驗，作者對上述這些意識形態化的形象進行了解構。

馬格納斯在作品中揭示了主流社會對唐人街及居住其中的少數族裔的漠不關心，而與主流社會的冷漠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唐人街是一個保有真情與溫暖的場所，人們能在這里找到在主流社會中已逐漸消失的信任與真情。這個場所對所有人而言，都像是一處庇護所，無論是邊緣人物、從未被允許提及真實日本人身份的人等諸多邊緣群體，還是來自阿根廷主流社會的白人男性，都能在這個庇護所中找到歸宿與自我身份認同。因此，盡管拉米羅最初是被李綁架到唐人街的，但他最終自愿留了下來，這里既是他的自由之地，也是他的庇護所，他渴望在這里獲得全新的、自由的身份，脫離冷漠且被侵蝕的主流社會。

本研究認為，馬格納斯通過對唐人街這一異國空間的塑造，將外部空間轉化為內部空間。無論是作家還是讀者，都完成了一場內心的異國之旅。馬格納斯對這個神秘而富有魅力的唐人街的建構與解構，使其既成為意識形態空間，也成為烏托邦空間。馬格納斯通過這種方式，解構了將唐人街視為原始之惡的偏見，批判了對唐人街的刻板印象。作者強調，唐人街與阿根廷主流社區或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的差距并不大，除了文化差異外并無本質不同，拒絕將唐人街異國化、他者化、特殊化，拒絕二元對立、中心與邊緣的空間劃分。

綜上，本研究結論認為，阿根廷對中國的社會集體想象物是歷經不同歷史階段的動態疊加、歷史斷裂與現實雜糅，始終在可感知的日常與被想象的異域之間搖擺。新世紀阿根廷文學中的中國書寫采用建構與解構的雙重敘事策略，呈現出矛盾的形象特質，徘徊在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的形象之間，作品既未完全割舍契合大眾期待的異國情調的商品化表達，又有意識地批判，體現了新世紀作家對異國書寫的反思。

下面有請外交學院的吳藝揚老師從他的研究出發為我們分享拉美與中國的文學相遇。

拉美對中國烏托邦的想象和其意識形態幻象的糅合

吳藝揚：對許多拉美國家來說，社會不平等、經濟依賴、結構性貧困、民族與階級矛盾等問題長期存在。這種現實的不公催生了一種別樣社會的想象。換句話說，烏托邦敘事對全球南方的民族來說是對現實危機和壓迫的一種回應。很多拉美左翼思潮和社會運動將其政治實踐烏托邦化，把它當作本土歷史變革的一種方向，從而產生了西方烏托邦理論的拉美化變體。這樣的意識形態幻想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中國。在拉美文學的中國書寫中，中國形象常常以一種邊緣化的方式出現。其他者的色彩非常濃厚。這本質上就是拉美作家對其存在境遇的投射，想象的他者映射到了自身。

但要注意的是，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遵循的是兩種不同的邏輯。我認識的很多拉美作家自身創作時其實并沒有考慮到中國圖景在映射拉美內部混雜話語的時候的意識形態功用。他們更多是以一種直覺性、本能性的方式書寫中國，這給我們文學批評家提供了很好的材料。因為他們在創作的時對于中國的一些刻板印象恰恰才是珍貴的。通過這些誤讀，我們才會了解在當今的中國文化海外傳播上還存在一些什么樣的問題，以及我們還需要做一些什么。

警惕東方主義被一種本質主義的邏輯綁架

很多批評家在觀察拉美文學里中國的形象的時候通常會塑造一種靜態的，二元對立的視角。在這種視角下一方面是線性的、發展主義的、“文明”的西方，另一方面是被壓抑的，失語的、同質化同時又神秘的東方。當我們用這種僵化的視角做文學批評的時得到的結論也是固化的。東方主義反映的權力結構不應是固化的，而應該是流動的、雜糅的和對話性的。西方對于中國的書寫不可避免地帶有刻板印象，而作為中國學者，我們不應該以一種受害者化的視角去預設所有的結論。一種真正的跨文化視角會超越“我們—他們”這種本質主義的目光。在文學批評中我們要分清楚哪些作品帶有真正的種族主義視角（在當今的文學作品里其實很少），而哪些作品是社會語境和主導話語形塑下的集體無意識，從而對不同作品進行分類。

本質主義的歷史就是西方發展的歷史。其僵化的視角違背了批評的初衷。而作為東方學者我們恰恰切忌用同樣的視角思考問題。作為中國學者，我們也要反思是否我們的批評話語固化了西方對我們的一些刻板印象。

現象學視角和文學中的他者

我們應該用一種現象學的視角來看文學中的他者。從而不必假設一個預設的、固定不變的文化本質。主體間性的思維能讓我們關注人在其生活世界中對于環境具體的感知和生活經驗。

我在拉美文學批評中觀察到非常有趣的一點是，一些扎根拉美的華裔作家和藝術家，比如古巴的華裔畫家Wilfredo Lam(林飛龍)、秘魯的華裔作家Siu Kam Wen等等，其作品都表達了作為華人獨特的生命體驗和內部張力。有趣的是此類華裔作家的作品反倒不直接將中國作為母題，而是以一種更敏銳、輕巧的方式來表達自身被邊緣化的生命經驗。

而在拉美文學中，對中國的描述恰恰都來自沒有去過中國或者在中國呆了較短時間的作家。比如愛德華多·貝蒂（Eduardo Berti）、費德里科·讓麥爾（Federico Jeanmaire）、塞薩·艾拉 （César Aira）等等。這里我們面臨著的是一個現象學的問題。如果主體只有通過他者才能書寫自身的經驗，那么作品本身就成為主體映射的媒介，而文學中對于他者的書寫其實也就是在書寫自己。

西語文學中的中國形象

早期的拉美文學其實有很多對中國的負面形象。比如墨西哥學者何塞·巴斯孔塞羅斯（José Vasconcelos）的《宇宙種族》(Raza cósmica)。這是一本頗具理想主義，帶有烏托邦想象的著作, 含有濃厚的反社會達爾文主義色彩。這本書里巴斯孔塞羅斯的出發點其實是反對當時流行的種族主義。他認為，那些宣稱某些種族天然優越、以此壓迫他人的理論是偽科學，他希望通過混血(mestizaje)來提升文化精神，構建更加平等和統一的人類共同體。對于Vasconcelos而言，種族融合可以消弭種族歧視、民族沖突、殖民遺產、社會不平等等問題，從而開創一個“美學時代(Aesthetic Era)”—— 人們因愛、美、創造力與文化交流而聯結，而不是因膚色、民族、血統彼此對立。但是很奇怪的是，在一本反西方中心主義的書里面作者恰恰沿用了一些西方中心主義和優生學的觀點。比如在書中他就提到了“遵循儒家道德忠告下的中國人瘋狂繁殖”，而黑人是“丑陋的”，充滿了歧視意味。所以我們要認識到一個新的審美范式的提出往往不可避免受到舊范式的影響。

這種種族主義的視角其實隨著新文學的誕生淡去了，但以一種更加隱蔽的形式存在。西班牙作家諾埃里亞·克亞爾多（Noelia Collado）的小說《尋找消失的紅線》(En busca del hilo rojo)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這部小說描寫了一個西班牙家庭撫養了中國的棄嬰。而拯救者—受害者的對立十分明顯，小說中對中國女棄嬰受害者化的描寫和收養家庭的救世主式般的形象讓我印象深刻。這也讓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主體可能在特定語境里面被壓迫，以一種受害者的形式存在在這個世界上，但一定要為此將主體“受害者化”，進而接受“政治正確”的洗禮嘛？這樣的定位讓我很不舒服。

前面天資也提到了拉美的現代主義，阿根廷先鋒派文學和詩歌里面其實也出現了很多中國&東方的意向，無一不帶有下面的特點：模糊性、雜糅性、神秘主義、異國情調。此類作品的目的并不在于中國本身而是對其本身審美體系的自我革新。比如魯文·達里奧里常常會將中國和印度、日本的符號進行無差別的并列；博爾赫斯的許多小說里對中國的引用比較隨意，會把不同哲學流派的思想混用并佐證自己宇宙主義的世界觀；墨西哥作家薩爾瓦多·艾力佐多（Salvador Elizondo）將漢字作為其文本蒙太奇、試驗性寫作的一部分；古巴作家塞維羅·薩爾都依 (Severo Sarduy)對于中國宗教進行情欲化的挪用；抑或是薩爾瓦多·達利作品中包含的佛教元素……拓展到世界文學和思想史上我們可以看到毛姆《面紗》里遙遠的湘西，抑或是《中國婦女》等后結構主義思潮影響下的作品對于中國革命的理想化和在地化。在這些作品中，對于中國/東方的分析和調研其實是缺席的，取而代之的是拓展自身話語體系的一種激進的實踐。

《想象的國度》

還要提到的就是阿根廷作家愛德華多·貝蒂 (Eduardo Berti)的小說《想象的國度》（The imagined land）。當時有一個文明互鑒論壇的主辦方讓我邀請幾位友華的作家，我第一個就想到了他，因為他是當代西語小說中直接提及到中國的少數幾個作家之一。《想象的國度》譯成了很多語言，并且是他所有作品里面最暢銷的幾本之一。作家本人也非常熱愛中國文化。但當我跟中國的編輯聊天的時候，比較矛盾的是他們更感興趣出版的是貝蒂與中國毫無聯系的作品。這里就揭示出了文明互鑒里面一個不可避免的現象：文明的誤讀。在《想象的國度》里出現了很多刻板印象：遛鳥、民國時期上層女性的穿搭和社交、包辦婚姻、冥婚等等。更有趣的是作家是帶著一種完全好奇、驚嘆的視角去描寫這一類的現象的。從中我們可以看出誤讀構成了文明互鑒無法避免但又非常重要的一環。

剛剛我還提到了另一位阿根廷作家費德里科·讓麥爾（Federico Jeanmaire）。他有一本成長小說叫《高跟鞋》(Tacos altos)。小說描寫布宜諾斯艾利斯China Town里的一個中國女孩和她夢寐以求的高跟鞋的故事。在小說開始，女孩遭受了來自校園、家庭、社會的各種枷鎖。當小說進展到最后，小女孩穿上了自己的高跟鞋，她以一種近乎自然的方式開始拒絕社會的各種壓迫話語。劇情發展到這里的時候，我就產生了疑問。我感覺這本新的小說將幾十年前的敘事模版重新套在了一個嶄新的，之前從未發掘過的人物上。為什么作家預設了在中國城的女孩一定會面臨歧視或來自家庭的枷鎖？為什么高跟鞋就一定代表女性解放？為什么我們只能通過象征物的聯系來獲得自身的解放？這些情節的后面其實都是本質主義的邏輯。但我們應該對這一類的誤讀保持寬容。

智利作家帕布洛·聶魯達

但我們真正要注意到的是那些真的來過中國，在中國呆過很久的作家，或者在書寫前做過認真調研的作家。第一個要提到的肯定是智利作家帕布洛·聶魯達(Pablo Neruda)，聶魯達曾經來過中國很多次，曾經創作過和中國相關的反殖民、民族解放等主題的詩歌。那個時候來中國的很多拉美作家的作品都將其審美取向和其意識形態牢牢綁定。同樣的還有智利畫家何塞·萬徒勒里(José Venturelli)。這些創作者對于中國的描寫都更加中立和公允，少了幾分神秘主義。

最后我要提到的一部作品是墨西哥作家胡利安·赫爾伯特(Julián Herbert)的《他人痛苦之屋》（The house of the pain of others）。之前我們談及大屠殺或者種族清洗，我們會想到二戰的集中營和排猶主義。這部書提及了一個被擱置在 “大寫歷史” 邊緣的種族滅絕的故事：1911年墨西哥革命軍進入托雷翁后，在革命動蕩、排華情緒的交織下，短時間內超過300名華工和商人被殺害。這是拉美歷史上最嚴重的排華事件之一。作家通過檔案、報刊、旅行筆記、口述訪談、自我反思等方式，重新審視這一被墨西哥歷史長期忽略的暴力事件，反思墨西哥“種族融合”國家敘事的脆弱性。在后真相盛行的今天，恰恰是此類誠懇中立的紀實文學，才能打破一種異國情調的，想象的寫作范式，為書寫中國提供一種建設性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