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為啥不怕中國？美國撐腰只是表面，千年“賊心不死”才是關鍵

前幾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又在臺海問題上大放厥詞，聲稱“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這已經不是日本第一次公然挑釁中國的底線了。很多人可能想不通，中國的GDP已經是日本的四倍多，軍事實力也遠超日本，為什么日本就是不害怕中國，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試探我們的紅線？

表面上看，日本是仗著有美國這個靠山。確實，美日安保條約像一把保護傘，讓日本有了挑釁的“底氣”。但往深處看，這種“不怕”背后藏著更深層、更悠久的歷史根源，是一種千年不變的“賊心不死”。

日本對中國的這種態度，很大程度上源于歷史上幾次關鍵的“賭博”帶來的經驗教訓。1894年的甲午戰爭，是日本對中國的第一次豪賭。當時日本傾盡國力對抗看似龐然大物的大清帝國，結果意外大獲全勝。通過《馬關條約》，日本不僅割占了臺灣、澎湖，還獲得了2.3億兩白銀的巨額賠款，這筆錢相當于日本當時四年多的財政收入，直接推動了日本的工業化進程。這次賭博的成功，在日本民族心理上刻下了一個危險的信念：挑戰中國是一本萬利的買賣。

更關鍵的是二戰后的結局。日本雖然戰敗，但卻未受到徹底清算。美國出于冷戰需要，對日本軍國主義勢力進行了包庇，大量戰犯不僅沒有受到懲罰，反而重返政壇核心位置。像安倍晉三的外祖父岸信介這樣的甲級戰犯，居然還能擔任日本首相。

與中國戰后“以德報怨”的態度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用原子彈和東京大轟炸告訴日本什么是“疼”，蘇聯用西伯利亞勞改營讓日本嘗到了“苦”。唯獨中國，將境內近400萬日本僑民和戰俘幾乎毫發無傷地遣返回國。

這三種不同的處理方式，給日本上了一堂生動的“慕強”課：對徹底征服它的美國，它唯命是從；對手段強硬的俄羅斯，它不敢造次；而對寬宏大量的中國，它在“畏威而不懷德”的文化基因驅動下，非但沒有感激，反而將中國的仁慈誤判為軟弱。

日本的不怕，還源于其獨特的島國心態。日本國土狹長破碎，資源匱乏，自然災害頻發。這種“地理的詛咒”塑造了日本民族極大的不安全感和生存焦慮。在日本統治階層的歷史記憶中，生存與發展所需的資源與空間，總是需要從海外、特別是隔海相望的歐亞大陸獲取。

回望歷史，日本對中華文明的態度經歷了從仰視到俯視的轉變。在隋唐時期，日本大規模派遣遣唐使，如饑似渴地學習中國的典章制度、文化藝術。然而，19世紀明治維新后，日本對中國的態度發生根本性逆轉，昔日的文化母國在它眼中變成了“落后的支那”，敬畏之心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蔑視與貪婪。

這種心態轉變后，日本一次次將中國視為擴張和掠奪的對象。明朝時倭寇肆虐中國東南沿海，萬歷年間日本更是出兵朝鮮意圖為入侵中國做準備。到了近代，甲午戰爭、全面侵華戰爭，都是這種心態的集中體現。

2010年，中國GDP超越日本，中日國力發生了“大逆轉”。這一歷史性變化導致日本對中國產生了強烈的疑懼和戒備心理。曾經習慣了“亞洲老大”地位的日本，面對中國的全面崛起，表現出極大的不適應和不甘心。

日本的“不怕”和挑釁，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不甘心的掙扎。日本右翼勢力的終極目標是實現所謂的“國家正常化”，即掙脫和平憲法束縛，擁有對外作戰的正式軍隊。而挑釁中國，正是他們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通過配合美國遏制中國、阻撓中國統一，換取美國默許其擴軍備戰。

同時，日本借助美日同盟，把自己牢牢綁在美國的戰車上。美國將中國作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日本便順水推舟，積極扮演美國印太戰略“馬前卒”的角色。這種“借來的勇氣”，讓日本覺得即使挑釁中國，最壞的后果也有美國兜底。

面對日本的不斷挑釁，中國一方面保持戰略定力，另一方面也在必要時堅決反制。2023年，中國因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問題，全面禁止進口日本水產品，讓日本水產行業遭受重創。中國海警在釣魚島海域的常態化巡航，也有效維護了國家主權。

日本的這種“不怕”，本質上是一種戰略誤判。中國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卻被日本誤讀為“軟弱”；中國的克制是出于維護地區和平的大國擔當，卻被日本視為可乘之機。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日本應當認識到，中國的克制不是無限的，任何挑戰中國底線的行為都將遭到堅決反擊。今日之中國，早已不是晚清時期的中國，也不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中國不惹事，也不怕事。

中華民族歷來熱愛和平，但也絕不懼怕任何強權。對于日本而言，最好的選擇是正視歷史，放棄對抗思維，學會與一個強大的中國和平共處。如果日本繼續執迷不悟，企圖依靠外部勢力遏制中國，最終只會自食其果，被時代潮流所拋棄。

中國的和平發展不可阻擋，中國的統一大業必將實現。這是歷史的必然，也是任何勢力都無法改變的大勢。日本應當清醒認識到這一點，早日回到與中國相向而行的正確軌道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