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真的有人砸錢打工，而且是那些高學歷的大學教授。

原來真的有人砸錢打工，而且是那些高學歷的大學教授。他們有的賣房，有的貸款，就為了保住飯碗。

今年5月，西安一所民辦二本高校的教師群里炸了鍋，學校新出臺的科研教研工作量認定及考核管理辦法讓老師們坐立難安。該辦法根據教師職稱的不同，制定了不同的考核任務：助教要完成4.5萬，講師6萬，副教授8萬，教授則要達到10萬。

這“橫向經費”到底是啥呢？學校要搞科研，會有政府部門給經費，這樣的經費叫做縱向經費，比如大家常聽說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社會科學基金就屬于縱向經費；而那些不是來自政府部門，而是企業、社會組織給的經費，就相應地叫做橫向經費，比如企業要研發一款新產品，找高校合作，給的錢就是橫向經費。學校提出這個指標，就是要讓老師跟拉贊助一樣，去各企業求經費。

這事兒對搞機械、電子、材料等工科的老師來說，或許還能靠以前的項目資源搭個橋，但對于漢語言文學系、歷史系、哲學系這些文科教師而言，就很難拉到了——畢竟哪個企業會花幾萬去研究文學？

為此，文學院的院長提供了一個思路：說他家要裝修房子，就跟裝修公司談好合作，找個“社區環境文化主題策劃”的橫向課題，報價10萬，到時候裝修公司把錢打到學校賬戶，算他的橫向經費業績，等經費到賬后，再用裝修的材料票、人工票找財務報銷，相當于沒花額外的錢就達成了指標。簡單說，這就是靠造假來完成任務。

有的人發現了問題：院長有裝修的大額發票就能報銷，可普通老師哪有這待遇？而且增值稅、管理費、服務費等算下來，大半年工資就虧沒了，怎么看都是虧錢。最后有6名教師硬著頭皮拒簽協議，結果全被學校解雇。

別以為這只是西安這所民辦高校的特例，在小紅書上搜“橫向課題”，就能看到很多其他高校的老師也在哭訴這事兒。天津一位大學老師發文稱，為了孩子能進附屬幼兒園，把老家的房賣了，拿到了一張40萬的銀行轉賬憑證，備注“橫向經費預付款”。

除了自掏腰包，有人分享了一個方法：找中介申請國家青年科學基金。不過這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2024年度，國家青年科學基金共收到申請21.3萬項，最終資助3.3萬項，資助率只有15.54%，而且這筆錢不是光靠申請書寫得好就能拿到，得有前期的研究基礎、核心期刊論文，更得有業內大佬的推薦。對那些師門不硬、人脈不廣的普通教師來說，難度堪比中彩票頭獎，很多人也不敢抱這希望，只能貸款上班。

有老師自嘲：以前說教書育人是天職，現在得先學會拉錢辦事才能保住飯碗，感覺自己不是大學老師，是穿著白襯衫的保險公司業務員。

這些高校教師不僅背債打工，而且“鐵飯碗”也越來越貶值了。10年前，博士學歷是進高校編制的硬通貨，只要有博士學位，那是被當香餑餑捧上天；可現在，博士已經是入門標配，甚至是低配。

某地方師范學院今年招聘輔導員，就要求博士學歷、35歲以下、有學生工作經驗，最終收到127份簡歷，其中還有三位海歸博士。隨著更高學歷的競爭者不斷涌入，博士的學歷優勢被稀釋得一干二凈。

以前，副教授、教授是學術地位的象征，拿到手就相當于鐵飯碗加身，退休前都不用愁；如今，職稱評定越來越內卷，考核機制僵化。像某理工高校的職稱評定細則有28條，從論文數量、期刊級別到經費額度、獲獎情況，甚至連指導學生競賽的獎項都有明確要求。

就算評上了副教授，還要面臨“非升即走”的考核，每三年要完成一篇SCI論文以及10萬橫向經費的任務，完不成就降為講師。說來說去，有才華不夠，還得有錢搞定這些橫向經費才行。

高校教師這種困境并非咱們獨有的現象。在日本，學術界的寒冬已經持續了30年。上世紀90年代泡沫經濟破裂后，日本政府大幅削減教育經費，大學的終身職位越來越少，非正式聘用的短期講師、研究助理大幅增加。

東京大學一項調查顯示，日本40歲以下的大學教師中，68%是契約社員，也就是臨時工，沒有編制，沒有社會保障，薪資只有正式教師的一半。今年，38歲的佐藤是東京某私立大學的中文講師，博士畢業10年換了5所學校，每次合同期只有一年，月薪有一半要付房租。

像他這樣的“流浪講師”在日本有十幾萬人，很多人熬到50歲還沒拿到正式職位，只能被迫轉行。這種學術非正規化的現象，讓日本不少年輕學者陷入了高學歷和低收入劃等號的怪圈，一輩子困在臨時工的身份里。

我們應該吸取日本的前車之鑒，讓教師們不用再為生計疲于奔命，讓人才真正能發揮人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