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年前，一個法國人替中國痛斥強盜！從悲慘世界到文明時代！

作者：徐吉軍，新媒體：漢唐智庫！

法國作家雨果的一封信，在中國流傳甚廣！

1860年10月，英法聯軍攻占北京，下令洗劫并焚毀了清朝皇家園林圓明園。這座被譽為萬園之園的東方藝術瑰寶，在三天三夜的大火中化為廢墟，無數珍貴文物被掠奪或毀壞。

當時維克多·雨果因為反對拿破侖三世而居于英屬根西島，他在1861年11月25日寫了一封著名的信《致巴特勒上尉的信》。

一、致巴特勒上尉的信！

雨果尖銳指出：“夏宮（圓明園）是某種幾乎超乎想象的、集世界所有建筑藝術之大成的杰作……它是世間所能見到的最獨一無二的奇跡。我們歐洲人自認為是文明人，而在我們眼中，中國人是野蠻人。可這就是文明對野蠻所干的事情！兩個強盜闖進了這座宮殿。一個動手搶劫，一個把它付諸一炬……

歷史將有一天會審判這兩個強盜：一個叫法蘭西，另一個叫英吉利。

盡管自己是法國人，雨果毫不留情地批判祖國：

“我希望有朝一日，解放了的干干凈凈的法蘭西會把這份戰利品歸還給被掠奪的中國。”

雨果的這封信展現了超越國界的人道主義精神和文明良知，在西方普遍鼓吹殖民優越論的背景下尤為可貴。

他不僅為中國人民發聲，更站在全人類文化遺產保護的高度，譴責一切以武力摧毀文明的行為。

至今，這封信仍被廣泛引用，作為西方有識之士反思殖民罪行的重要文獻，也是中法文化交流中常被提及的正義之聲。

雨果對英法聯軍的批判，不是出于政治立場，而是出于他對人類正義與共同文明價值觀的堅守！

他的聲音穿越160余年，依然振聾發聵。

二、悲慘世界！

除了這封信，雨果的小說《悲慘世界》，讀過的人應該也不少。

當時的法國經歷了大革命后的動蕩，社會貧富差距懸殊，底層人民（窮人、婦女、兒童）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法律嚴苛，對小罪（如偷竊）懲罰極重，真正的社會問題（貧困、愚昧、壓迫）卻被忽視。

雨果曾目睹一位窮人因偷面包養家而被判處重刑，這一事件深深觸動了他，并成為冉阿讓的核心原型。

在小說《悲慘世界》中，雨果通過描述冉阿讓、芳汀、珂賽特、沙威等人物的命運，全景式描繪了19世紀上半葉法國的社會現實。這段時間，正是拿破侖帝國覆滅到1832年巴黎共和黨人起義的一段混亂時期。

雨果認為，嚴酷的法律無法解決社會問題，唯有仁愛、寬恕和道德感化才能真正改造一個人的靈魂，并最終改善社會。

在小說中，冉阿讓因為偷一塊面包給饑餓的外甥而被判處19年苦役。出獄后，他只能帶著黃色身份證（前科犯身份證明）處處受歧視，無人愿意雇傭他。

絕望之際，他遇到了仁慈的米里哀主教。主教不僅收留了他，還在他偷走銀器被警察抓回時，謊稱是自己贈送的，并額外送給他一對銀燭臺，勸他用這筆錢做個誠實的人。

主教的寬恕徹底改變了冉阿讓，他決心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冉阿讓隱姓埋名，憑借勤奮和智慧成為成功的工廠主和受人尊敬的市長（馬德蘭先生）。然而，他的過去始終如同陰影籠罩著他。

警長沙威懷疑市長的真實身份，并對他展開調查。

在此期間，冉阿讓救助了被工廠開除、淪落風塵的女工芳汀，并承諾照顧她年幼的女兒珂賽特。為了履行諾言，他從貪婪的德納第夫婦手中救出珂賽特，并帶著她四處逃亡。

最后，冉阿讓和珂賽特卷入了1832年巴黎共和黨人起義。在街壘戰中，冉阿讓遇到沙威，有機會殺死這個一直追捕自己的對手。

但是，冉阿讓放過了沙威，沙威因為世界觀崩潰而自殺。

最終，冉阿讓向珂賽特聊了自己的一聲。雖然一度遭到誤解，但他的無私贏得了所有人的摯愛。他安詳離世，完成了一生的靈魂救贖。

雨果通過冉阿讓的一生，深刻揭示了社會制度對個體的摧殘，試圖告訴世人寬恕可以戰勝仇恨，仁愛能夠救贖靈魂。

在小說中，雨果，強烈的歷史感和對社會問題的深刻批判。

在小說中，雨果通過哲學思考多次探討“何為真正的正義”“社會如何對待罪人”等根本性問題。

這一部世界文學史中兼具思想深度、情感力量與歷史廣度的不朽經典，值得每個文學愛好者閱讀，品味思考。

三、警長沙威！

警長沙威是冉阿讓人生最大的對手，代表了法國舊制度的力量。

沙威堅信法律的絕對權威，不相信小偷能改好。

這正是《悲慘世界》小說中核心沖突的根源之一。

沙威是一位近乎偏執的警長，他信奉一套絕對化的法律與道德觀：

人性本惡，罪犯永遠是罪犯。在沙威看來，一個人一旦犯罪，尤其是像冉阿讓這樣偷竊入獄的苦役犯，本質就已腐壞，不可能真正悔改。

沙威秉信嚴刑峻法，任何對罪犯的寬恕都是對正義的背叛。

在沙威的世界觀中，前科犯的身份標簽必須伴隨罪犯一生。

即使冉阿讓通過不懈的努力成了市長、慈善家，在沙威眼里依然是那個19號囚犯。

在沙威眼中，法律不是用來救人的工具，而是用來懲罰和隔離罪人的鐵籠。

冉阿讓因主教的寬恕而徹底轉變，隨后用一生行善證明了人可以重生。

沙威代表了法律至上和道德僵化，他無法理解一個曾經的前科犯，竟然變得比體面人更正直、更仁慈。

最后，當冉阿讓以德報怨在街壘戰中救下沙威，沙威的世界觀開始崩塌。他陷入了巨大的精神危機：

“如果法律錯了？如果罪人真的能變好？那我一生所信奉的秩序還有意義嗎？”

最終，沙威無法調和內心的沖突。他在塞納河畔徘徊良久，最終投河自盡。

沙威之死在現實中幾乎不可能發生，但在小說中映射的是法國舊制度的徹底瓦解。沙威的結局揭示出一個道理：一個只相信懲罰、不相信救贖的社會，終將把執法者也逼入絕境。

四、人性的光芒！

最高的法律是良心。

沙威的悲劇，正是因為他從未學會用良心去審視法律。

雨果在《悲慘世界》中寫道：“釋放無限光明的是人心，制造無邊黑暗的也是人心。”

冉阿讓的救贖與沙威的毀滅，構成了人性與制度的雙重鏡像。

當社會用“標簽”永久定義一個人時，相當于否定了人性改變的可能。

真正的正義，應該包含懲戒、改造與回歸，絕非單純的排斥與懲罰。

時值21世紀的今天，我們依然面臨關于社會寬容的文明對話。
人類社會之所以能夠不斷的走向寬容，是因為高壓管控是低智無能的表現。

衡量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一個重要角度就是如何看待曾經犯過錯誤的人群！即使是動物族群，也不會對犯過錯的同伴零容忍！

人類在不斷開化中改善“悲慘世界”，終將進入文明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