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田家英保姆問董邊要100塊錢，曾自：圓滿了我父母一個心愿

好1983年，北京。李佩阿姨拉著我的手，眼神里透著一股我從未見過的鄭重，她突然說：“小自，回去跟你媽說，給阿姨要100塊錢。”我當時正懷著孕，沉浸在重逢的喜悅里，聽到這話，心里咯噔一下，但也沒多想，只當是阿姨家里碰上了急事。可我怎么也料不到，這竟是我最后一次見她，而這100塊錢背后，藏著一個橫跨了三十多年的承諾。

要把這事兒說清楚，得把時間撥回到五十年代初。那時候新中國剛成立，百廢待興，我父親田家英和我母親董邊都在各自的崗位上忙得腳不沾地。1950年，姐姐曾立出生，家里缺人手，經人介紹，李佩阿姨走進了我們家。誰都沒想到，這一來，就是十多年的緣分，她也不再是保姆，而是我們家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李佩阿姨的命，苦。她娘家是普通人家，把她當寶貝疙瘩，養到成了“老姑娘”才嫁人。可這夫家，說來也算顯赫，是清代王爺的近支，一個早就敗落的空殼子。雖沒了往日的榮光，可骨子里那套封建規矩卻根深蒂固，新媳婦進門，沒一天好臉色看。她的丈夫，一個黃埔軍校二期生，本該有大好前程，偏偏一身大少爺脾氣，不務正業，還抽上了大煙，很快就把家底敗光，三十出頭就倒斃街頭。

丈夫一死，李佩的日子更沒法過了。婆家把她當累贅，她一個32歲的寡婦，帶著年幼的女兒，身無分文，只能去齊齊哈爾投奔親戚。直到1949年北京解放，她才回來。可那個家，還是老樣子。我總在想，一個從舊時代走出來的女性，得有多大的勇氣，才能在那個年代毅然決然地抱著行李，走出那個令人窒息的門，再也沒回頭。也正是這一步，讓她和我們家有了交集。

到了我們家，李佩阿姨算是找著了尊重。我父母聽了她的遭遇，打心眼兒里同情她，把她當親人待。孩子交給她，我母親董邊一百個放心，甚至跟我父親說，李佩阿姨教育孩子，該打屁股就打，我們不插手。母親后來常說：“因為有李佩在，我從來沒為孩子的事請過一天假。”這份信任，在那個年代，是何其珍貴。

李佩阿姨也是個極要強的人。她把我們家打理得井井有條，家務活、針線活，樣樣精通。那時候搞“愛國衛生運動”，街道上的人三天兩頭來檢查衛生。可一到我們家門口，領頭的人手一揮，說：“李佩這兒不用查，連床底下都是錚亮的。”她用自己的勤勞和本分，贏得了所有人的敬重。日子久了，我們一家老小都離不開她了。

有一回，她婆家那邊要分什么財產，叫她回去。她正慌張，我父親田家英知道了，直接對她說：“這兒就是你的家，咱們是一家人，我這兒養你老了，以后一起生活。”就這么一句樸實的話，給李佩阿姨吃了一顆定心丸。從那天起，為李佩養老送終，就成了我們全家的一個共識。后來她大女兒上學沒錢，生病沒錢，都是我父親想辦法解決的。

可惜，好景不長。1966年，那場突如其來的運動，像一場巨浪，把我們這個家打得七零八落。父親的離世，讓整個家都蒙上了一層厚厚的陰霾。為了不拖累李佩阿姨，母親董邊含著淚辭退了她。我們幾個孩子哭得撕心裂肺，李佩阿姨也抱著我哭：“我不走，我要等著二英（我的小名）上大學再走。”

她最終還是走了。但這份情誼，在風雨中最見真章。1969年，我得了急性闌尾炎，一個人在北大醫院做手術。那時候母親自顧不暇，姐姐又下鄉了，我交不起住院費，無奈之下，給李佩阿姨寫了封信求助。沒想到，她收到信，立馬就趕到了醫院，風風火火地塞給我5斤糧票和5塊錢。我攥著那點錢和糧票，心里五味雜陳。我知道，她當時全靠女兒接濟，這點東西，是她從牙縫里省下來給我的。

一個月后，我去東北插隊。家里沒人能送我，我一個人拖著行李上了火車。就在火車即將開動時，我看到站臺上一個熟悉的身影，是李佩阿姨！她一個不常出遠門的人，是怎么打聽到我坐哪趟車，又怎么在偌大的北京站找到我的站臺的，我至今都想不明白。那一刻，所有的委屈和孤獨，都化作了熱淚。

時間一晃就到了1983年，也就是我最后一次見她的那次。我去看她，她高興壞了，忙前忙后地給我做飯。可我不知道，她當時已經病得很重了。臨走時，她提出了那個讓我不解的請求——要100塊錢。

沒過多久，我們接到了她女兒的電話，說李佩阿姨走了。她女兒說，母親臨終前把她叫到床邊，告訴她：“鋪蓋底下有董姨給的100塊錢。”第二天，她女兒果然從鋪蓋下摸出了那100塊。不多不少，正好夠租車火化的費用。

聽到這個消息，我瞬間就全明白了。那100塊錢，根本不是她需要錢，而是她要用這種方式，提醒我們家兌現那個承諾。我父親田家英當年說要為她養老送終，她一直記在心里，記了一輩子。她不愿給我們添麻煩，卻又希望這個承諾能夠圓滿。

這100塊錢，不是一筆債，而是一份跨越了動蕩歲月的承諾的兌現。它讓一個善良、堅韌的普通中國婦女，有尊嚴地走完了自己人生的最后一程，也為我父母在風雨飄搖中許下的那個諾言，畫上了一個沉甸甸的、無愧于心的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