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朱德正開會，卻收到頭等戰犯來信，速報毛主席：他日子不好過

1949年2月18日下午，北平西郊一間簡陋會議室里氣氛正緊張。朱德、周恩來等正在研究接收北平防務細節，一名通信員推門而入，遞上一封香港寄來的急件。朱德一看落款，眉頭微挑——衛立煌。片刻猶豫后，他把信攤在桌上：“衛立煌求我們照顧他的老母，他在香港處境艱難。”一句話，讓屋子里安靜下來。

衛立煌此刻遠在銅鑼灣國泰酒店。春寒料峭，他每日掀開報紙，版面上充斥“戰犯”二字。國民黨特務盯著他，蔣介石電報催促他“速來臺灣”，而他清楚，只要踏上那艘船，自己就成了徹底的陪葬品。焦慮與恐懼夾雜，他把唯一能依靠的念頭投向延安時期的舊情誼，給朱德寫下求助信：“家戒惶惶，望加勉護。”

信被送到西郊的那一刻，朱德沒有絲毫輕慢。他放下鉛筆，對周恩來低聲道：“衛在沈陽時曾拒絕多次進攻，遼沈戰役少死不少人，這份情不能裝作沒看見。”周恩來點頭，立即讓工作人員聯絡華東局。幾分鐘后，一道電文飛向合肥，要求地方政府妥善安置衛立煌家眷，尤其是年逾八旬的衛母。

消息晝夜兼程。合肥縣政府接電后，縣長只說了一句：“照辦！”隨即派出民兵、醫生，另外還動用了幾匹騾子，先把老人和幾箱簡單行李送到城郊，再由地下交通員護往解放區。途中有人擔心：“要是被國民黨殘部發現怎么辦？”護送組長只回了三個字：“顧不了。”

老人抵達安全區那天，李克農親自去看望。茶水端上來，老人顫抖著雙手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李克農叮囑隨員：“老人需要什么，寫在紙上，統統批給。”很快，冬衣、藥品、糧票一樣不少。當地百姓聽說是“衛將軍的母親”，沒多評論，也沒刻意疏遠，只當普通老人看待。

與此同時，香港銅鑼灣。衛立煌收到密電，知道家人已脫險，情緒陡然松弛。他關上門，對夫人韓權華低聲說：“毛主席、朱總司令記得舊情，沒有丟下我們，這份恩德不敢忘。”他當場把蔣介石寄來的新電報撕得粉碎。撕完，他坐在沙發里，長時間沉默。57歲的前東北“剿總司令”第一次意識到：命運的纜繩，已經越過維多利亞港，系在了北平。

可特務并未停手。午夜時分，走廊里常響起壓低的腳步聲。有人敲門，他握槍踱步，汗水順著鬢角滴在木地板上。第二天清晨，港英警察上門“例行詢問”，理由是“樓下房客失竊”。這種消耗精神的手段比上陣殺敵更折磨人。衛立煌說：“再耗下去，怕是一封求救信也寫不出去。”

4月初，中國方面通過地下管道發出邀請，請他來北京“敘舊”。港英政府態度曖昧，特務卻突然銷聲匿跡。衛立煌心里明白：風向變了。4月6日，他和夫人悄悄登上“和平號”輪船，離開香港。船靠天津塘沽碼頭那一刻，海風中混雜著煤煙味，他第一次覺得腳踏實地。

周恩來、朱德到車站迎接。衛立煌瘦削了不少，眼圈卻因奔波通紅。隔著紛亂的閃光燈，他喊了一句：“朱德兄，多虧你們。”朱德伸手拍了拍他的肩，兩人都沒再說客套。隨后，一行人乘汽車入城，衛立煌被安排在北京飯店靜養。醫務人員每天按時測血壓，營養師調整菜譜，從不因他“戰犯”身份有所怠慢。

4月25日傍晚，中南海懷仁堂燈火通明。毛澤東專門設宴，席間只擺了幾樣家常菜。毛澤東先抿了口酒，放下杯子開門見山：“衛先生，這些年動蕩，你不易。”衛立煌站起，略帶沙啞的聲音回道：“主席待我家人之恩，衛某感同身受。”對話短，卻把十余年風云盡數壓縮。

宴后，中央方面安排他到軍事歷史資料室做顧問。衛立煌的筆記本總是帶著煙草味，寫滿了關于抗戰時期國共合作的細節。工作人員感到意外：這位曾被列為“戰犯”的老人，對八路軍的肯定比對自己昔日部隊還多。有人私下議論，衛立煌聽見后淡淡一句：“歷史自有公論。”

轉年春天，衛立煌赴南京掃墓，途經曾被軟禁的衛公館。房屋已作他用，墻上依舊能看到當年憲兵留下的釘孔。他駐足片刻，沒有進去，只把一枝白菊插在門縫，隨后上車離開。車子過長江大橋時，他合上眼，自言自語：“此行了卻一樁舊事。”

到了晚年，衛立煌身體每況愈下，但有關保護家屬的事情他逢人必提。有時與友人喝茶，提到1949年的那封信，他會輕聲感嘆：“正是那封信，讓我看清誰是真朋友。”說罷，他不再多談，用手指輕輕敲桌面，仿佛在數記一段并不遙遠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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