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古柏暴斃后，左宗棠如何處置其子孫和女眷？手段堪稱教科書

140多年前的晚清，在剛剛收復的新疆大地上，左宗棠面對一個極其棘手的“爛攤子”，上演了一場堪稱教科書級別的“善后”操作。

這個爛攤子的核心，就是如何處置那個自封“洪福汗國”大汗、禍亂新疆十三年之久的侵略者阿古柏的家人。

這事兒要是放在今天，估計得由無數個委員會開會討論，各種人權組織密切關注。

但在當時，擺在左宗棠面前的，是《大清律》里冰冷的四個字：“株連九族”。

阿古柏不是什么民族英雄，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侵略者和屠夫。

他本是中亞浩罕國的一個小角色，趁著清末新疆內亂，帶著一支雜牌軍溜了進來。

此后的十三年，整個新疆，尤其是南疆，成了他的人間煉獄。

他征收的苛捐雜稅讓百姓傾家蕩產，反抗者動輒被屠村。

更令人發指的是，他強行將600多名各族少女擄入后宮，其中最小的才十二三歲。

為了鞏固自己的偽政權，阿古柏甚至與沙俄、英國勾結，出賣國家利益，換取軍火支持。

英國外交密件曾披露，阿古柏每年向英屬印度“出口”兩千名新疆活人，以換取武器。

這樣一個人物，在1877年5月被清軍圍困在喀拉沙爾時突然暴斃。

阿古柏死了，但他的“遺產”還在。

清軍攻破喀什后，從他的宮殿里搜出了他的子孫和女眷，包括4名妻子、8個子女、幾個孫子孫女，以及他的漢人岳父何步云。

這群人怎么處理？

這不僅是個法律問題，更是個政治問題，直接關系到新疆能否長治久安。

殺該殺的立威，更要保不該死的安民

左宗棠的處置方案核心思想是：精準切割，區別對待。

當時，阿古柏的兒子引上胡里時年19歲，被清軍從地窖里拖出來時，毫無階下囚的覺悟。

他繼承了阿古柏所有的殘暴和狂妄，曾親自率兵與清軍作戰，手上沾滿了鮮血。

面對審訊，他破口大罵，稱清軍為“清狗”，揚言要殺光所有人為父報仇。

對于這種死不悔改的“首惡”，左宗棠沒有絲毫猶豫。

他下令“明正典刑”，在喀什城外，當著全城百姓的面，公開處決引上胡里。

行刑那天，刑場被圍得水泄不通。

有老人抱著被阿古柏害死的兒子的靈牌，有婦女指著引上胡里，哭訴自己的丈夫就是被他親手所殺。

當劊子手手起刀落，人群中爆發出的是壓抑已久的歡呼。

這一刀，砍掉的是一個罪犯的頭顱，更是砍掉了殘余分裂勢力最后一絲幻想。

左宗棠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訴所有人：抵抗到底，死路一條。

這是“威”，是穩定局勢必須的雷霆手段。

然而，左宗棠的智慧遠不止于此。

殺戮只是為了制止更大的殺戮。

處理完引上胡里，一個更觸動人心的問題擺在了面前：阿古柏那些年幼的孫輩怎么辦？

清軍在宮中找到了阿古柏的幾個孫子，分別是14歲的買買提、10歲的阿卜杜拉、8歲的伊斯坎德爾，還有一個3歲的幼童和兩名尚在襁褓中的孫女。

按照大清律，這些孩子，男孩要被處以宮刑，然后終身監禁；女孩則被發配為奴。

這是當時處理叛逆家屬的標準流程，一道圣旨下來，就是他們一生的悲劇。

左宗棠親自去看了這些孩子。

在陰暗潮濕的土牢里，幾個孩子衣衫襤褸，凍得瑟瑟發抖，兩個女嬰因為沒有奶水加上風寒，已經奄奄一息。

那一刻，左宗棠看到的不是“逆賊之后”，而是一群無辜的生命。

他當即決定，要為這些孩子向朝廷求情。

他連上三道奏折，核心論點振聾發聵：“稚子何辜？”

他在奏折中反復強調，這些孩子年幼無知，根本不懂什么叫叛亂。

如果朝廷對他們施以酷刑，非但不能起到警示作用，反而會讓剛剛歸順的各族百姓覺得，清廷的統治和阿古柏的暴政沒什么兩樣。

他提出了一個極為深刻的治理理念：“嚴懲罪魁是為了立威，保護無辜是為了安民。”

收復土地容易，收復人心難。

左宗棠深知，軍事上的勝利只是第一步，要讓新疆真正回歸，必須贏得民心。

最終，在左宗棠的力爭之下，慈禧太后松口，下旨免除孩子們的宮刑，改為送往蘭州監禁，由官府供給衣食，教他們讀書。

不幸的是，圣旨送達新疆路途遙遠，在等待期間，那兩名女嬰和3歲的幼童因病夭折。

剩下的三個男孩被護送到蘭州，左宗棠特意囑咐當地官員，要給他們找干凈的房子和先生，讓他們忘掉身世，像普通人一樣長大。

這幾個孩子后來在蘭州成了農民或工匠，與“阿古柏”這個沾滿血腥的名字徹底割裂。

當“戰利品”不再是戰利品

如果說保全幼童體現了左宗棠的人性光輝，那么他對阿古柏后宮中那600多名女子的處置，則完全是超越了那個時代的遠見卓識。

這600多名女子，絕大多數都是被阿古柏強搶來的維吾爾、哈薩克等各族平民家的女兒。

她們是這場暴行的受害者。

清軍收復喀什后，如何處置她們成了一個大難題。

當時，手下的官員們提出了幾個方案：

一、送入庵堂，青燈古佛了此殘生。

二、作為“不穩定因素”，直接處死，一了百了。

三、作為“戰利品”，賞賜給西征軍的有功將士。

在那個年代，第三個方案幾乎是心照不宣的慣例。

然而，左宗棠聽到這些建議后勃然大怒，拍案而起，怒斥道：“將她們分給將士，這和阿古柏搶她們有什么區別？”

他斬釘截鐵地做出了一個讓所有人震驚的決定：所有女子，一律釋放，發給路費，派人護送她們返回原籍，與家人團聚。

對于那些家破人亡、無處可去的女子，由官府出面，為她們尋找忠厚老實的人家作媒，并從官庫中拿出一筆錢作為嫁妝，讓她們能夠重新開始生活。

這個決定在當時引起了不小的非議，有人罵他“不顧禮教”，認為這些女子“失貞”，理應受到懲罰。

左宗棠對此的回應擲地有聲：“禮教是用來約束好人的，不是用來折磨受害者的。”

這句話，即便放在今天，也足以讓許多人汗顏。

左宗棠清楚地認識到，這些女性是戰爭的受害者，而非幫兇。

將她們視為“戰利品”或“污點”，是對她們的二次傷害，更是對人性的踐踏。

他用實際行動宣告，清軍的到來，不是換一個統治者，而是帶來一種全新的、文明的秩序。

這種秩序，尊重生命，保護弱者。

據說，當時有237名被解救的女子，每人領了二十兩銀子的嫁妝，其中34名手巧的女子還湊錢買了織機，成立了新疆最早的民間紡織合作社。

左宗棠的這一系列操作，看似簡單，實則環環相扣，其政治意義遠大于軍事勝利。

它瓦解了敵人的抵抗意志，贏得了當地民眾的廣泛支持，為新疆后續數十年的穩定與發展，埋下了最堅實的一塊基石。

參考資料：
《左文襄公全集》，岳麓書社1996年版
《清史稿·左宗棠傳》，中華書局1977年版
《新疆圖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楊東梁：《左宗棠收復新疆研究》，《西域研究》2015年第3期
成崇德：《阿古柏政權的興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