臥底潛伏敵營越升越高，讓妻子請示上級，領導回復：大膽往上爬

1940年盛夏，南京南站的月臺被太陽曬得發燙，汽笛聲剛停，孫靜云一腳踏在石板上，沒認出那個衣襟筆挺、皮鞋锃亮的男子竟是自己的丈夫李時雨。她低聲驚呼：“你怎么變成這樣？”李時雨苦笑，只回了四個字：“任務需要。”一句輕描淡寫，背后卻是十余年的刀尖行走。

外界只看見他在汪偽政權里扶搖直上，看見他與陳公博談笑風生，看見他很快管起了軍法處；可真正的底牌藏得極深——從北方局到華中情報局，他始終用暗號和肥皂殼遞送機密。陳毅后來拿起那份提前獲悉的“清鄉”命令時說：“又省了一整師兵力。”這話不夸張，情報精準到連日軍哪個旅團在哪條道路集結都寫得清清楚楚。

李時雨原名李亭芳，1908年生在黑龍江巴彥，念過私塾，也混過“洋學堂”。水滸里“及時雨”三個字讓他著迷，他索性把字改成了“時雨”，圖個仗義。家境清貧，學費常斷，他就幫地主家抄譜牒換點碎銀。1925年“五卅”爆發，他在齊齊哈爾省立一中帶頭罷課，校方干脆關門，他跟幾名同學一路南下，考進南開。抗議、演講、貼標語，他全占齊了，學籍倒是險些被國民黨勒令開除。

1931年九一八，家鄉陷落，他聽到“打回老家去”這句口號，三天之內決定退學回黑龍江，在松花江邊拉起第三路義勇軍。隊伍沒多久被王家善帶去當了偽軍，李時雨悄悄把印著中共標志的小旗燒掉，轉身回到北平完成學業。1933年送李大釗靈柩進萬安公墓那天，他第一次成了軍統黑名單上的人。

潛入東北軍、混進張學良公館，是1934年的事。法學院高材生加書生氣，讓張學良對他高看一眼。他白天寫公文，夜里給地下黨畫兵力部署示意圖。西安事變后，中共決定把這張“老底牌”留下繼續做情報，于是他去了天津偽法院，當起書記官長。

天津陷落，日偽警戒森嚴，他得把電臺零件運出去。別人想爆破、想挖地道，他卻拿著院長的私家車堂而皇之開出法庭大門。有人取笑他愛虛榮，他裝傻：“我家那口子進城，總該有輛像樣的車吧！”那批零件隨后在冀中小村莊里響起了清脆的報時聲。

營救馮驥更是險：李時雨把案卷統統調出，一把火燒了，轉頭訓斥書記官“辦事不牢”。“可能是日軍轟炸時燒毀了。”這一句隨口編造，把看守愣得不敢吱聲，馮驥半夜就被抬出牢門。

汪偽政權里，陳公博認定李時雨是“法政通達的年輕才俊”。他當上秘書處處長，文件、批示任他翻。檔案袋里多了一頁“偽國民黨第六屆代表”履歷，他暗暗皺眉：爬得太快，會不會踩空？孫靜云專程趕來幫他向組織報告。根據地社會部部長許建國的回信很干脆：“廣泛打入，大膽往上爬。”一句話像定心丸，他繼續往上沖。

1942年起，他手握軍法處，所有“清鄉”計劃、緝捕名單、轉移路線皆收眼底。每當夜色降臨，他把情報卷成細條塞進肥皂芯，再裝進妻子的化妝盒。數百公里外的新四軍指揮部收到肥皂時，洗出的卻是一份份作戰部署。有人調侃：“這個處長，比送來一個團都頂用。”

抗戰勝利，軍統重建。余祥琴看準他，遞出橄欖枝：“吃空餉的名額多得是，你頂一個，沒人深查。”李時雨再次請示組織，得到同樣的指令：進去。戴笠在重慶的酒會上舉杯：“李時雨？帶過來！”他從容敬酒：“學生不才，全仰賴戴先生栽培。”虛名實權皆拿到手，軍統上海區第二組組長、少將——這帽子夠亮，也夠燙。

1946年春，派系斗得狗腦，沈維漢盯上了他。李時雨被假邀喝茶，一進門就上了鐐。他悄悄吩咐司機阿根：“一小時不出，就說我被捕。”這句提醒救了十幾名潛伏者。上海南市看守所里，冷水灌、壓杠子、煙頭燙，他把痛哼硬生生咽回肚子。“八年來你們只會內斗！”他在筆錄上扔下一句話，拒絕簽字。軍統調來假“地下黨員”套話，全部露餡。幾個月后，連沈維漢都找不到確證，只能把他丟進提籃橋。

提籃橋的墻壁潮得滴水，李時雨熬了三年。1949年1月，李宗仁上任代總統，決定“表現誠意”釋放政治犯。中共南京地下黨協調司法行政部，一紙公文落下，他的名字赫然在內。2月，牢門打開，他拄著拐杖走出重見天日的灰色走廊。

出獄后，他先到香港，再北上北平。劉少奇親自約見，握手時笑道：“你一個人頂三個師。”這不是客套，情報的價值早寫在戰場戰果里。

新中國成立，李時雨調入中共中央社會部情報總署，后來在軍委聯絡部、國務院宗教局任職。1982年離休，他寫下一堆回憶稿，句子干凈利落，幾乎看不到豪言壯語。1987年，他把僅有的一萬元存款寄回巴彥老家，設立“李時雨獎學金”。那張匯款單上的落款依舊是“李亭芳”，仿佛告訴后人：那個在敵營里步步往上爬的人，始終記得最初的名字與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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