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豐獄事：清代巴縣一樁船夫命案與晚清司法的經濟困局

咸豐九年六月初六日夜，四川重慶府巴縣所屬魚洞溪河邊，一艘來自富順縣的貨船靜靜泊岸。船戶盧正順不會想到，這一夜船上兩名橈夫之間的沖突，不僅將奪去一條人命，更將他自己、地方官府乃至整個司法系統，拖入一場長達三年、糾纏于程序與銀錢之間的持久戰中。當律例條文遇上財政困境，當皇權恩赦遭遇經濟現實，晚清司法體系的深層矛盾在基層實踐中暴露無遺。

江夜驚變

這是一個平平常常的日子，富順船戶盧正順帶著船工們運送貨物，緩緩向盧彭氏地界的魚洞溪河岸靠攏。暮色四合，水面如鏡，白日蒸騰的暑氣尚未散盡，潮濕的晚風裹挾著江泥與草木的氣息，在漸沉的夜色中彌漫開來。四十四歲的盧正順站在船頭，望著暮色中蜿蜒的河岸，心中盤算著次日進城裝貨的行程。他清楚地記得，那天傍晚，橈夫張四說是要去鎮上打酒，卻不想這一頓酒，竟成了他最后的送行。

李三與張四，本是盧正順雇來的橈夫，平日里一道拉纖推橈，雖非至交，卻也并無仇怨。是夜三更，李三閑坐船頭，正對著一盞昏黃的油燈發愣，忽聽得岸上腳步踉蹌，原是張四在外飲酒歸來，已是酩酊大醉。據后來李三在縣衙的供述：“小的在船閑坐，張四上岸酒醉回船，誤踩小的腳背，小的斥他瞎眼，張四不依混罵?！边@本是船上常見的口角瑣事，誰料這夜張四醉怒攻心，竟轉身從艙內摸出一把鐵火鉤，劈頭蓋臉便向李三打來。李三驚惶閃躲，倉促間一把奪過火鉤。黑暗中，張四猶不罷休，口中罵聲不絕，突然猛撲過來，雙手狠狠揪住李三的衣襟揮拳便打。李三掙脫不得，情急之下，順手抄起那鐵火鉤，抬手便往對方左脅膊、左胳肘處擊去。張四吃痛，彎腰欲拔那固定船槳的木樁，李三見狀又朝其右后肋、右后脅補了兩下，但見張四已然掄起沉重的槳樁，不管不顧地“向小的亂打”。鐵鉤與木樁在狹小船艙里劃破凝滯的夜氣，破風聲、喘息聲、咒罵聲交織成一片——原本并肩拉纖的雙手，此刻卻攥緊了互戕的兇器。

李三在堂訊中回憶道：“張四因氣撲向兇奪，小的就連打了幾下，不料傷著他腮頰等處。”船主盧正順被艙中響動驚醒，提著燈籠匆匆趕來時，只見張四已癱倒在艙板上，左脅膊、左耳根、右后肋等處多處受傷，暗紅的鮮血正從傷口滲出，映著搖曳的燈火格外刺目。盧正順急忙喝止二人，將李三拉開，俯身詢問張四狀況。張四只是呻吟不止，聲音漸弱。夜色已深，眾人只道是尋常斗毆，未察傷情險惡，各自懷著怨氣與疲憊，草草散去歇息。江風依舊，流水無聲，誰也不知，這場夏夜風波，即將驚動整個巴縣官衙，開啟一場改變多人命運、在各級衙門間流轉三年之久的司法程序，最終成為歷史檔案中一卷沉默的記錄。

報官驗尸

翌日，即六月初七早飯后，張四因傷重不治身亡。盧正順見已出人命，不敢怠慢，立即上岸投告當地客長江恒興、小甲李發順、卡差彭貴、河差李升與梁剛等人。眾人隨即一同登船查驗尸身，確認張四已死，便協同盧正順將行兇人犯李三押赴巴縣衙門，并于六月初八日正式具狀報案，懇請官府驗尸究辦。

這份用標準“狀式”書寫的文書，詳細記錄了案發經過，末尾按例列明“被報：李三、地主盧彭氏、盧長長；地鄰：江萬順、王蒸嘗；牌頭：卡差彭貴、河差李升、梁剛；客長：江恒興、小甲李發順”。清代司法文書尤重人事分明，既為查案時便于傳喚質證，亦為落實“鄉黨擔?！敝B帶責任——這些在檔案中被列為“地鄰”“牌頭”的證人，實為清代基層司法運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正堂知縣張秉堃閱狀后，當即批示“候提訊詣驗”，隨即簽發差票，命衙役李超、江超等人速往魚洞溪，協同當地約?！按钌w棚廠，預備棺木”。差票之上，需傳喚之人證一一列明：自原報船戶盧正順、兇犯李三，至地主盧彭氏母子、地鄰江萬順等人，乃至卡差、河差、客長、小甲，共計十余人，均須齊集尸場，等候驗訊。衙役領票疾步而出，靴聲颯沓，一場牽動鄉里多人的司法程序，由此徐徐展開。

圖1 咸豐九年六月初八日巴縣縣衙為盧正順具報李三毆傷張四身死案相驗事差票

六月十一日，張知縣親率刑房書吏、仵作抵達現場。仵作楊俸當眾驗明：死者張四，年約三十余歲。“仰面面色發變，合面發辮脫落?？谖㈤_，兩手微握，肚腹平，兩腳伸?！逼渥笕a連耳根、左脅膊、左胳肘、右后肋、右后脅等處共有六處傷痕，均呈紫黑色，系鐵器（即火鉤）所傷。尸格明確記載：“實系生前受傷身死?！彬灝?，衙門即出具領埋狀，由盧正順領出張四尸身，葬于義冢。

初審之時，李三對毆斃張四一節供認不諱，但辯稱：“小的與張四素好沒仇，實因他酒醉向小的滋鬧毆打，小的奪他火鉤過手把他打了幾下，他因傷身死，情真，并沒別故，亦沒有心致死及起釁別故”，并懇請從寬究辦。在清代司法實踐中，對非預謀的“情急”反擊確有寬宥之例，李三此辯，實欲將行為定性為防衛過當，而非蓄意謀殺。至七月初六日覆訊，盧彭氏、盧長長、江萬順等人聯名出具結狀，證明“張四實系被李三用鐵火鉤毆傷身死，并沒別故”。此舉正合《大清律例·刑律·斷獄》所載：“犯已獲，只須關取隔省人證等口供定案”。此類由鄉鄰親族聯署之結狀，既佐證尸傷無誤，又排除謀故嫌疑，更將具結人與案件責任相綁定，實為清代司法中確保供證鏈完整的關鍵環節。當墨跡未干的結狀呈至公案，一條環環相扣的證據之鏈，已然成形。

案件進入審轉程序，從咸豐九年六月到十一月，這份案卷在巴縣衙門內部就經歷了報狀、差票、驗尸單、點名單、敘供、結狀等十余種文書形態。按清代司法文書流轉規定，受理重案后，縣衙向上司稟明發生案件事，不須回復；然后縣衙按規定應在初步了解案情后向上司呈遞詳文、詳冊（實際則往往審理清楚后才上呈詳文），此文須上司批復；縣衙按上司批復審理結案后還得上報詳文。因此，這件命案必須經由巴縣、重慶府、四川按察使司、四川督撫逐級審核，最終報刑部批復。

在現存檔案中，可見重慶府對巴縣初詳的批駁：“仰再研審該犯李三，如何與張四爭角，將其毆傷身死，是否有心毆殺?！币狼宕痉ǔ绦颍菘h在查清案情后，須依律“擬罪”。那一夜的沖突，在《大清律例》中被明確界定為“斗毆”。巴縣于十一月十五日的詳文中正式擬定：“李三合依斗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并絞律，擬絞監候?！卑盖橹链耍聦嵡宄?，證據確鑿，李三按律擬處絞監候，秋后處決。然而，案件的走向并未沿純粹的刑律軌道繼續推進，而是迅速滑入另一個更為現實的維度——經濟困局。

解費之困

案件審理伊始，經濟壓力便首先落在了報案人盧正順身上。作為船戶，他不僅是命案的報告者，更在無形中成為案件相關費用的實際責任人。早在六月十二日地主盧彭氏等人所呈稟狀中，就已流露出對受案件牽連、耗費拖累的憂慮，甚至請求將盧正順的船只“繳案免累”。七月初六日覆訊后，知縣雖批示“不準繳船”，但明確要求“著盧正順措辦解費呈繳”。

所謂“解費”，即押解犯人前往上級官府復審所需的各項開支，包括差役與兵丁的勞務、沿途盤纏、文書成本等。這筆本應由官府財政承擔的費用，在晚清地方財政普遍拮據的背景下，往往被轉嫁給案犯或其相關人眾。盧正順一介船戶，如何能夠承擔？七月二十九日，他在結狀中聲稱已“托人招呼措給”解費，并懇求知縣將其開釋。然而知縣批駁其詞含糊，要求他必須“明白另呈”解費究竟托付何人、措給若干，“以憑備查”。

在層層壓力之下，盧正順最終被迫變賣賴以生存的船只。八月二十四日的訊供中，他供稱“將船只業已賣銀六十余兩”，其中“解費銀三十六兩交與三河首人”，余銀自領。為此，他具下結狀，保證“此外并沒花用銀錢情事”。一艘貨船，一條人命，最終被折算為三十六兩白銀的“解費”，確保了案件文書和犯人得以繼續沿著司法層級向上流轉。

圖2 咸豐九年八月二十四日盧正順為變賣船只繳納解費事結狀

當這個在江上漂泊二十余年的船戶，目送著自己的貨船被新主人駛離時，那船身破開的水紋，恰似他被這套精密制度劃開的命運裂痕。這套看似嚴整的解費制度，在咸豐朝顯得尤為沉重。隨著太平天國戰事的持續，地方財政日益拮據，司法運轉中的各項開支被更多地轉嫁至民間承擔。這種結構性的制度困境，使得許多像盧正順這樣的平民，尚未觸及刑責追究，便已先遭破家之災。

恩赦減流

李三作為案犯，其肉身成為這套司法程序運轉的實體標記。咸豐九年十一月，巴縣完成初審，將李三擬為“絞監候”，連同全卷文書與兇器一并解送重慶府。府衙審轉后，又于咸豐十年二月初將其遞解赴省，交由四川按察使司復審。檔案中詳細記錄了遞解流程：巴縣分別移文璧山縣，請其“一體會撥兵役轉解前進，仍祈給役印收回縣備查”；同時行文專城汛，請撥兵丁護送；甚至還需附上“臬書飯食銀三兩”，作為上級衙門書吏的勞務補貼。二月十三日，璧山縣出具“解役照銷”，確認收管。案犯李三便在兵役押送下，沿官道驛站，一步步走向省城。

這套程序看似嚴密，卻也暴露出其僵化與脆弱之處。咸豐十年閏三月二十五日，李三竟被璧山縣“遞解”回巴縣——原因在于，經臬司、督撫復審后，此類案件仍須發回原審地監禁，等候刑部最終批復及皇帝勾決。四月初二日，重慶府札飭巴縣將李三“牢固監禁，聽候另檄”。此時的李三，已從“招犯”轉為在監候決的“絞犯”，命運懸于朝廷的一紙文書。

案件在咸豐十一年出現轉機。是年正月十三日，朝廷頒布恩赦，凡“事結在恩旨以前”且情有可原的死罪人犯，可獲減刑。此赦實出于清廷鎮壓太平天國的戰略考量，意圖借寬刑以收民心。刑部復核認為，李三“死先攏抓毆由情急，秋審應入緩決，應準減為杖一百、流三千里”。然而赦免帶來的并非解脫，而是另一重經濟責任的開始。依律，此類獲減刑的斗殺案犯須“追埋葬銀二十兩，給尸屬具領”。案子的焦點，遂從李三的性命轉向這二十兩白銀?？蓪σ回毴缦吹睦钊?，此數無異于天文。

檔案顯示，從咸豐十一年七月至同治元年九月，巴縣衙門對李三進行了頻繁的提訊，核心只有一個：追銀。七月初十日的訊供中，李三即稱“小的實系異鄉羈禁，借貸無門，分厘難措”。同治元年閏八月、九月的數次“提比”中，他反復供稱“赤貧，無力措辦”、“并沒親屬”。盡管知縣批諭“上緊措辦”、“如逾提比”，但李三始終無法籌出這筆錢。末次訊問后，知縣批“姑收押?！?，既未強追，也未豁免，留下一個懸而不決的尾聲。這二十兩埋葬銀，如同一面鏡鑒，映照出晚清司法實踐中一個深刻的悖論：制度可因皇恩而展現彈性，赦人死罪；地方官府卻困于財政現實，連二十兩銀子的追索都顯得如此無力。案犯羈押數年，家無恒產，親族無蹤，律例所規定的民事賠償，在現實中幾乎無法執行。

圖3 咸豐十一年九月廿二日巴縣縣衙為起解赴楚省減等流犯李三被長壽縣以楚北道路阻塞為由擋回留禁事稟臬司稟文

咸豐十一年九月，巴縣在接到流放文牌后，依程序將李三“僉發湖南省酌撥安置”，可這條流放之路卻并未走通。九月二十日，江北理民府移文巴縣，稱李三被解至長壽縣時，因“楚北道路梗塞”被“擋解還轉”。而這里所謂的“道路梗塞”，實為太平天國戰事的間接波及——彼時石達開部正轉戰湘鄂邊境，“楚北、黃德一帶軍務”未靖，加之夏季“公安縣江水盛漲”，驛路阻絕。巴縣張知縣擔憂，“若解回犯事地方還禁，道途既多梗塞，難以前進；如留禁縣監，又擁擠堪虞”，一旦有“疏失，所關匪細”。此類因戰亂而中斷司法執行的情形，在咸同時期屢見不鮮，張秉堃亦懇請上司咨明湖北省，待道路情形明朗后再定行止。這份呈文，生動揭示了亂世中地方官員的兩難處境：既須在制度框架內完成司法流程，又不得不面對超越制度掌控的現實困境。

于是，本應發配湖南的李三，因此再度被押回巴縣監禁。大清疆域雖廣，卻無力為一名流犯開辟一條安全的通道；朝廷律令雖嚴，卻受制于地方性的戰亂與天災。李三的個人命運，就這樣與咸豐末年動蕩的時局緊緊捆綁。歷經數年輾轉，當他再次踏入那間熟悉的巴縣牢房時，心中所涌起的竟是一絲荒誕的安穩。外間世界早已烽火連天，而在這里，至少還有一套明確的規則可循，還有一口飯吃，還有一線生機。

一樁命案背后的司法經濟圖景

同治元年九月十二日，李三最后一次出現在檔案中。知縣諭令“取具妥保，姑收押保”，此后便再無記載。那二十兩埋葬銀是否最終籌措？他是否在戰亂稍息后踏上了流放之路？這些問題的答案，已隨長江之水東逝無聲。

從咸豐九年到同治元年，這樁看似尋常的船夫命案，勾勒出一幅晚清地方司法與經濟的真實圖景。案件清晰地呈現出兩條交織的線索：一是從縣、府、司到督撫、刑部的程序流轉線，環環相扣，文書嚴謹，體現了司法制度的完善；另一條則是貫穿始終的經濟負擔線——船戶盧正順為“解費”被迫變賣賴以生存的船只；衙門向上遞解案犯時需額外支付“臬書飯食銀”；即便皇恩浩蕩，赦免死罪，律例所規定的“埋葬銀”仍將一貧如洗的李三與財政拮據的地方官府，共同置于寸步難行的現實泥潭。從嚴謹的驗尸程序到完善的審轉制度，從解費攤派的經濟現實到恩赦減刑的皇權彈性，再到戰亂對司法執行的沖擊。所有制度最終都落在具體的人身上：失去生計的盧正順、掙扎求生的李三、無人憑吊的張四。

通過對這一微觀個案的細致梳理，我們得以窺見，在宏大歷史敘事背后，晚清地方司法所面臨的隱含困局：一套高度依賴文書與程序的精密制度，卻建立在一個無法為其運行提供充足財政保障的脆弱基礎之上。當正義的實現需要以銀錢開道，當刑罰的執行受制于道路通塞，司法的莊嚴便不得不在現實的泥淖中艱難前行。這不僅是李三、張四與盧正順的個人命運悲劇，更是晚清國家治理能力在基層社會逐漸失序的一個深刻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