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美國對華政策,用一個字概括,就是“亂”。
這個“亂”,不是那種剪不斷理還亂的無序,而是一次又一次在“施壓”和“讓步”,“平衡”和“再平衡”之間搖擺不定,自己把自己繞進去的混亂。
過去一個多月,中美關系在華盛頓高層的表述里,幾乎是坐了一趟“過山車”:有時候是“最重要的雙邊關系”“必須避免沖突”,轉眼又變成“最嚴峻的戰略競爭對手”;前一天剛說“合作很重要”,后一天就推出一項新的限制措施。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12月2日這一天,特朗普在白宮靜悄悄地簽了一個涉臺法案。沒有隆重的簽字儀式,沒有大篇幅的媒體直播,只是一紙文件悄然生效。之所以顯得低調,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此前發表涉臺錯誤言論,在國際輿論場掀起了不小的風浪,把很多目光都吸引走了。
但低調,不等于分量不重。恰恰相反,這份法案透露出的,是美國對臺政策的“底牌”——不是單純“支持”臺灣,而是要把臺灣地區一步步打造為亞太的“烏克蘭”,變成牽制中國的前線戰場。
從近幾年的軍售結構就能看出端倪。華盛頓一邊拖延、壓縮F-16V戰機、遠程精確打擊導彈、重型魚雷等帶有明顯進攻性的武器交付節奏,一邊又不斷向臺灣推銷巡飛彈、自殺式無人機、岸基反艦導彈、便攜式防空導彈、遠程火箭系統等武器。外界普遍把這一思路稱為“刺猬戰略”或“不對稱防御”,其核心就是讓一個實力較弱的一方,盡量變成不好“下嘴”的對手。
這種戰略表面上是“防御色彩更濃”,實質上是把臺灣地區推向一種十分危險的位置:一方面削弱其主動發動大規模軍事挑釁的能力,讓島內當局很難真正“向前一步”;另一方面又極力增強其在本島、近岸發起頑強抵抗的能力,使之在任何潛在沖突中,都必然要承受第一波、甚至是最猛烈的一波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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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者早就提醒過,如果這種“刺猬能力”被不斷做大,反而可能誘導島內某些勢力產生誤判,認為可以在更冒險的政治路線與“安全保障”之間同時得利,這無形中增加了局勢失控的風險。
也正因此,這份在聚光燈之外悄然簽署的法案,其真正指向,并不是臺海的“長期和平”,而是要讓臺灣在美國的整體亞太布局中,徹底淪為一個高風險的“前沿消耗品”,成為阻擋中國擴大對外開放、延伸產業鏈與合作網絡的一塊絆腳石。
就在簽完這份法案之后不久,美國政府又突然踩下了另一只“剎車”——宣布暫停對中國國家安全部的制裁計劃。根據多家西方媒體的報道,美國原本準備以所謂大規模網絡間諜活動為由,對中國國家安全部門及相關實體實施制裁,但這一計劃被臨時按下“暫停鍵”。
之所以叫停,是因為華盛頓清楚地意識到,這樣的制裁一旦落地,很可能會直接沖擊剛剛達成不久的中美貿易“休戰”安排。此前,特朗普與中國領導人在會晤中,就關稅、稀土、出口管制等一系列敏感議題達成了階段性共識:美方暫緩追加大規模新關稅,中方則在關鍵資源供應與某些監管措施上作出一定協調,以避免局勢迅速滑向“雙輸”。
如果在這樣一個時間點突然宣布對中國國家安全部實施制裁,無疑會被外界解讀為“撕毀剛簽的停火協議”,把好不容易爭取到的緩沖期再次推向緊張邊緣。對于已經高度依賴全球供應鏈、同時又要防范國內物價和資本市場大幅波動的美國來說,這是一種難以承受的額外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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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人們看到的是另一幅圖景:一邊是涉臺法案冷不丁“冒頭”,一邊是針對中方重要部門的制裁被緊急擱置。對外看似矛盾,對內卻是美國決策層為“安全”和“經濟”同時買單的一個復雜算術題。
華盛頓顯然也清楚,僅僅“叫停制裁”,很難抵消涉臺法案帶來的負面效應。于是,幾乎在同一時間段里,美國財長貝森特在華盛頓的一場論壇上,罕見地釋放出“溫和信號”——一方面強調美國并不尋求與中國“脫鉤”,另一方面還稱中美之間仍然是“伙伴”“盟友”,并點名肯定中國在履行貿易協議方面所作出的努力。
要知道,在過去幾年里,華盛頓官方文件中頻繁出現的是“戰略競爭對手”“長期挑戰者”等表述,很少會有高官在公開場合把中國與“盟友”這個詞連在一起。
這樣的表態,自然會引發外界的追問:中國和美國究竟是對手,還是盟友?
如果把時間軸拉長就會發現,美國對華定位本身就是一個不斷拉扯的過程。
第一任特朗普政府就在國家安全戰略中,正式把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者”,此后美國防務、貿易、科技等多個政策文件都在這一框架下展開。
到了拜登時期,口頭上的關鍵詞變成了“競爭而非沖突”,強調要“負責任地管控競爭”。相關表述在多次中美元首會晤中被反復提及,成為雙方尋求“護欄”的共同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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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大背景下,一方面美國貿易代表、國會一些議員繼續強調要“降低對中國的依賴”,提出要讓雙邊貨物貿易總量“縮小、再平衡”;另一方面,財長則強調中美經貿合作“仍有巨大空間”,對中國履約情況予以肯定,甚至用上了“盟友”這樣的字眼。
從外交話語的角度看,這種“自相矛盾”的表達,恰恰折射出的是美國內部對華路線的多重撕扯:在安全部門眼中,中國是首要的戰略競爭者,需要在高科技、關鍵資源等領域“嚴防死守”;在經濟和財政部門看來,中國又是美國重要的市場和資本合作方,對穩定物價、保持增長、應對通脹壓力,同樣不可或缺。
另一方面,特朗普本人對傳統“盟友”的看法,也讓“盟友”這個詞在華盛頓的含義變得愈發復雜。早在上一個任期,他就多次公開抱怨某些盟友在貿易中“占美國便宜”,要求日韓、歐洲增加防務開支、重新談判自貿安排;如今,這種“算經濟賬”的思路顯然延伸到了對華政策上——誰能在貿易上“給得更多”,誰在美國話語里就更像“伙伴”;誰被視為潛在競爭者,誰又隨時可能被貼上“威脅”的標簽。
也正因為如此,貝森特口中的“盟友”,更多是站在美國全球布局的角度,對中國在某些領域“不可或缺”的一種現實承認,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軍事同盟。對美國來說,當下在應對通脹、穩定供應鏈、防范經濟衰退等一系列挑戰時,如果完全把中國排除在外,代價未必承受得起。
從中美博弈的階段性結果來看,中國的確在一些關鍵議題上,爭取到了相對主動。比如,在貿易摩擦最緊張的時候,中美雙方通過談判凍結了新一輪關稅升級;近期中國也宣布,對部分美國企業暫停或取消不可靠實體清單措施,為企業正常合作釋放空間;美國方面則在制裁問題上“進退兩難”,一方面放出風聲,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考慮對既有緩和成果的沖擊。
但這并不意味著,美國已經甘心在與中國的競爭中“認輸”。從科技出口管制、關鍵設備和軟件的限制,到推動產業鏈“友岸外包”、鼓勵本土制造業回流,華盛頓仍在盡可能利用自身在高端科技和金融體系中的優勢,為未來的長期競爭預備籌碼。
說到底,各方面實力的相對下滑,讓美國越來越難以支撐一個覆蓋全球、面面俱到的霸權體系。財政赤字高企、國內政治撕裂、對外軍事承諾不斷累積,都在逼著華盛頓做出艱難選擇:哪些戰線要繼續頂住,哪些戰線必須收縮。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在對華政策上“不愿再處處與盟友捆綁前行”,對一些盟友提出的極端對華立場保持距離,從某種意義上,也是“戰略收縮”的一個外在表現——既要維持“強硬”的姿態,又要給自己留下轉圜余地。
可以預見的是,類似這次“一手在臺灣方向加碼、一手在對華制裁上松手”的情形,未來還會反復出現。合作中有競爭,競爭中有合作,將長期成為中美關系的主基調;看上去“亂”,實際是美國在既不愿放棄全球主導權、又難以負擔過去那種高成本霸權模式時,不斷試圖給自己尋找的一種新平衡。
對外界而言,與其被美國話語表面的“反復”牽著走,不如更多地看清其背后的結構性變化:美國的實力與信心已經不再是過去那種“說一不二”的狀態,它需要在現實中學會與中國這種規模、體量幾乎相當的大國打交道。而對中國來說,關鍵仍然是辦好自己的事,在擴大開放、提升產業競爭力的過程中,把握好自身節奏和底線,在這場拉長時間線的較量里,保持定力,也逐漸掌握更多主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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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內容到這里就要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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